一、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建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通过《告全党党员书》以及有关农民斗争、职工运动和党的组织等方面决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并领导工农群众进行斗争，福建革命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192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闽南闽北应即合并组织临时省委”的决定。遵照中央指示，闽北临委与闽南临委负责人于1927年11月21日在厦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福建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筹备召开各县负责同志联席会议以及选举临时省委问题。12月2日至5日，闽北、闽南各县党的负责人在漳州举行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除闽南、闽北临委负责人外，还有福州、建瓯、厦门、漳州、龙岩、漳浦、同安等县市党的负责人20人和共青团代表1人。
会议听取了政治、党务、工农运动、军事运动等8个报告；讨论了当时的政治任务、组织、宣传、工运、农运等问题；选举陈明、陈昭礼、罗明、林熙盛、王海萍、蔡珊、李联星、葛越溪、陈祖康等9人为临时省委执行委员，省执委常委由陈明、陈昭礼、王海萍、罗明、林熙盛5人组成。临时省委书记陈明，组织（委员）陈昭礼，宣传（委员）王海萍。会议决定福建临时省委机关设在厦门。会后，临时省委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工人领导的指示，又增补许土淼、翁永康为省委执行委员，增补许土淼为省委常委。
会议分析了福建的政治形势，指出“在全国的资产阶级——军阀分裂崩溃之时，福建的资产阶级自然也同样的陷入这个大的漩涡。全省的工人、农民都普遍感受到只有自己起来干，才是靠得住的，他们热烈欢迎中国共产党领导他们”。
会议号召各级党部与党员同志，应时时刻刻与一切机会主义作斗争，认为“中国革命已进到工农武装独裁的新阶段”，“所以应该更勇敢地担负起这个责任，完成我们历史的严重使命”。
1928年1月10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对临时省委领导成员作了调整，省委书记由罗明担任。会议讨论了当时福建的政治任务、组织、职工运动、纪律等问题，一致同意中央提出的“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要求各地要领导工农一致起来暴动，领导农民由减租抗税斗争，发展至实现土地革命；由武装暴动转为游击战争，以至汇合为总暴动。
同年2月10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改选临时省委常委，分别是罗明（书记），陈祖康（组织及漳州市工作）、王海萍（宣传）、许土淼（兼漳州市工作）、陈昭礼（兼福州市工作）。会上通过了《福建目前政治现状及党的工作方针》，认为福建各地在主观和客观条件上，都没有达到暴动夺权的程度，目前党的工作中心在闽南，特别是汀漳道，主要任务是切实考察工农群众生活和需要，提出适当的政治、经济口号，积极领导他们做日常斗争，去团结争取群众，在斗争中扩大和深入土地革命的宣传。
这次会议选举罗明、许土淼、葛越溪3人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中央批准罗明、许土淼2人为出席六大的正式代表，孟坚（团省委书记）为出席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代表，列席党的六大。
福建临时省委成立后，先后在平和长乐、龙岩后田和永定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揭开了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序幕。
福建临时省委成立后，罗明与谢汉秋等到平和，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布置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2月9日，中共平和临时县委发动长乐、崎岭、秀峰、九峰、上坪等地农民600余人进城请愿，要求释放被扣押的挑夫。县政府官吏慑于农会强大的威力，不仅放回挑夫，还被迫签发了实行“三七减租”的文告。请愿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农民的斗志，提高了党和农民协会在群众中的威信，各农会迅速建立了“工农自卫队”。为了统一斗争的领导并扩大政治影响，临时县委决定于2月11日，利用十三坪大圩日在县城召开第一区农民代表会议，成立第一区农会，策划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不料事泄，各乡农民代表200多人在前往县城途中遭到敌人袭击，多人被捕。代表们被迫退回。为此，临时县委于第二天改在秀峰乡召开各乡农会负责人会议。当时，农民的反抗情绪很高，多数要求武装暴动。临时县委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决定农会改换红旗，废弃国民党旗号，成立“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由从广州第六期农讲所学习回来担任县委书记的朱积垒任团长。不久就有500多人自愿报名参军，编为五个大队。2月24日，县委和各支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党内设暴动委员会，由朱积垒任总指挥。3月7日，以平和长乐农军为主体，在长乐乡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武装暴动开始。当晚，农军1000余人，高举红旗，分三路进攻县城。3月8日凌晨冒雨攻城。攻占县城后，农军捣毁旧县署，救出全部被捕的农友和南昌起义军洪范等一批伤病员。当天下午，敌人纠集反动武装反扑。县委认为暴动目的已经达到，便决定撤离县城。
1927年冬，临时省委派员到龙岩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农民武装暴动。1928年春节过后，由于春荒粮价飞涨，后田农会决定禁粮出境，平定粮价，贫苦农民一致拥护，地主豪绅极力反对，阶级矛盾更加激化。3月4日，后田村举行一年一度的“关帝”福会，地主豪绅用“公偿款”买猪祭祀关帝。农会与地主豪绅发生冲突，打伤了两名农会会员，引起农民愤怒。中共龙岩临时县委抓住这一时机决定举行暴动。通知后田周围村庄党支部一致行动。当晚地主豪绅在“老人拳术馆”欢宴作乐。8时许，后田党支部挑选20名“青年拳术馆”会员，由陈锦辉带领，埋伏在“火星祠堂”附近，首先击毙地主雇佣的打手陈北端，接着直捣“老人拳术馆”，收缴三支步枪和刀、枪等武器，还有300元光洋及谷物等物资。农会会员大闹“关帝”福会的消息传出后，后田人民欢欣鼓舞。农会连夜在衍新小学门前召开群众大会。中共龙岩临时县委书记郭滴人，代表县临委命令收缴地主的全部田契、借约、枪支。田契、借约当众烧毁，并宣布从此田租不用交，旧债不必还，田地由农会分配。贫苦农民听了欢声雷动，扬眉吐气。会后，暴动队伍分头搜查地主豪绅住宅，搜缴武器，计步枪4支，鸟枪10余支，刀器30余把。第二天，农会发动群众破仓分粮，将200多桶谷子分给无粮或少粮的农民。按照县临委部署，东肖的几个村子也相继暴动，焚烧田契、借约，收缴地主豪绅的武器弹药。
永定县是闽西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后，农民运动得到迅速恢复发展。1928年6月中旬，在属于金丰大山的岭头湖塘小学，举行了中共永定党员代表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书记罗秋天、县委委员阮山、张鼎丞、陈正、卢肇西、曾甲、曾牧村、李西亭，还有县委各部负责人，各地党支部代表共计20余人。会议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首先在湖雷、金丰等地发起暴动，待县城的敌人出动后，组织溪南的农军乘虚袭击县城。会上推举张鼎丞任总指挥，阮山、卢肇西任副总指挥。
6月29日（农历五月十二日）凌晨，阮山、熊振声遵照县委部署，在湖雷打响永定暴动第一枪。他们按预定计划，收缴了湖雷保安队全部武器，并烧毁地主土劣的田契。下午，暴动队伍开往石城坑，与赖秋实带领的队伍汇合，晚上到陈东坑与卢肇西汇合，暴动队伍人数达300余人。在陈东，抓了11名土劣，其中有六名民愤极大的土劣，当众枪决。6月30日晚上，阮山、卢肇西率领的三百名暴动队伍在陈东举行暴动之后，乘胜前进，路经岐岭、古洋，浩浩荡荡开往永定重镇下洋，与胡定军率领的下洋暴动队汇合。在下洋，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土劣胡生园和曾志禄，公开反对暴动的胡通章也一起枪毙了。
湖雷及金丰地区暴动后，驻永定县城的江湘营主力，果然抽出三分之二兵力，于6月30日离开县城，去镇压阮山、卢肇西率领的暴动队。当天，张鼎丞率领金砂“铁血团”为主的农民武装一千余人，分三路向县城推进，于7月1日凌晨攻入城县。在城内，同敌人激战至上午9时，才被迫撤出县城，但仍继续围城3天。
属于闽西的平和、龙岩和永定农民武装暴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行动，显示了农友们在党的领导下，用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决心。省临委的《为平和暴动告工农民众》、《致平和工友农友书》写道：“霹雳一声，平和的工农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暴动了！”“这个伟大的革命事实，是福建的空前壮举，是福建工农平民自求解放的信号！”在永定暴动之后，省临委又发表了宣言，号召“全省工农兵群众，一致起来拥护这个光荣的永定工农暴动的胜利，并扩大这个胜利，整个的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在福建的统治，建设工农代表会的政权。”
在闽西各县武装暴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之时，省临委派宣传部长王海萍到闽西指导武装斗争。为了进一步发展闽西的革命形势，王海萍根据省临委指示精神，在永定古木督（村名）召开永定、龙岩、上杭、平和四县负责人会议，分别成立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暴动委员会，王海萍担任闽西暴动委员会总指挥。闽西特委由郭泰亮任书记。将岩永杭暴动武装编为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下辖三个团，白土和蛟洋的武装编为五十五团，团长傅柏翠，党代表陈锦辉；金丰、上湖雷武装编为五十六团，团长熊振声，党代表卢肇西；溪南里的武装编为五十七团，团长张鼎丞，党代表邓子恢。队伍整编后在永定、平和一带活动。
除上述三县暴动之外，还有上杭蛟洋暴动、崇（安）浦（城）暴动等等。
二、中共福建省委的建立
1928年4月底，罗明等3名代表前往苏联莫斯科，临时省委书记由陈祖康代理。
6月，陈祖康叛变投敌。
6月24日，临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调派在福州工作的刘乾初到厦门主持省临委工作，并派赵亦松为代表向中央汇报情况。中共中央听取省临委汇报后，即派郑超麟为中央特派员来闽帮助党组织应付危机。
8月26日，省临委在厦门鼓浪屿召开全省紧急会议。后来，将这次紧急会议称为全省第一次党代会。
会议检查总结了省临委成立以后的工作，认为：“为时虽然只有九个月，但在九个月中间，福建的局面有巨大的开展，一方面，零星的自发的农民斗争已进为有计划有意识的一县而至数县的农民暴动；另一方面，我们幼稚的党，也已进为领导农民暴动的党，党员人数自300人增加到3000人，全福建的豪绅资产阶级曾经在我们的党面前发抖，全福建的反动势力的统治，曾经为我们的党所震撼而摇动。我们幼稚的党在这九个月中，暗中摸索的领导工农贫民的斗争，实已得到许多可宝贵的经验。”
郑超麟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认为：“福建党的工作是有进步的。”同时指出：“职工运动没有基础，农民运动没有走上正确的轨道，士兵运动没有进行，各地工作没有相配合。”
会议全面总结成绩与缺点和经验教训后，提出了当时党的政治任务：第一，福建的革命前途与其他各省一样，同是群众的武装暴动，推翻现行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第二，防止第三党在群众中的活动，乃是福建省部的一种特殊使命；第三，必须打破“速成科”的观念，认定长期艰苦的争取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是目前党的中心工作；第四，革命的各种力量，工人、农民、兵士及一般贫民必须相配合相适应起来；第五，党应注意发动民权运动及反帝爱国运动，以此运动领导小资产阶级与城市职工运动及乡村农民运动相呼应起来；第六，使各地的运动也能配合适应起来。
会议讨论通过了《党的政治任务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等10项重要决议。
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中共福建省委。会议选举并经中央批准的省委委员为刘乾初、陈昭礼、谢汉秋、陈真仔、林香仔5人，候补委员为杨适、罗明、张鼎丞、王海萍、徐履峻5人。刘乾初、陈昭礼、谢汉秋3人为常委，刘乾初任书记。另中央指定罗明、吴亚鲁、陈真仔为候补常委，罗明为候补书记。
1929年2月，刘乾初调山东工作，罗明接任省委书记。
三、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在厦门举行
1930年初，中共福建省委决定在厦门举行省第二次党代会，省委书记罗明把为党代会选址的任务交给了共青团福建省委组织部长王德（曾宗乾）。王德经过摸排，选中鼓浪屿内厝澳449号曾家园作为会址。因为曾家园地处偏僻，前后左右房屋稀疏，后面还有一大片空地，堆放着陶化大同盛装酱油的坛坛罐罐。同时，曾家园有足够的房间供代表住宿和活动，房东曾坤东是一位安分守己比较厚道的华侨，全家只有5口人，比较单纯，较适合做会址。
罗明听了王德的汇报，觉得曾家园确实比较理想，当即拍板同意。
随后，王德又带邱泮林实地考察了一番，邱也认为曾家园是很理想的地方。为了掩人耳目，他俩决定以“结婚”的名义租用曾家园。王德与曾坤东是同宗，没费什么口舌，曾坤东便应允了，当下议定：后楼全包下来，时间一星期，租金40块大洋。
1930年2月15日，是预定的省党代会开会的时间。上午8时许，曾家园顿时热闹起来。坐着“新郎”、“新娘”的两顶轿子，沿着内厝澳弯弯曲曲的道路迤逦前行，最后在曾家园门前放下，一群“亲朋好友”簇拥着“新郎”、“新娘”，在鞭炮声中进入曾家园大门，又煞有介事地在厅堂上举行“结婚”仪式。王德还带领“新婚夫妇”给房东送去一包糖果。房东也讲了许多吉利的话，说什么祝他俩“早生贵子”。
“新郎”是省委秘书长邱泮林，“新娘”是省委妇委书记何正声。那些“亲朋好友”是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其中厦门3人，福州3人，闽西2人，莆田、漳州、闽北、泉属各1人，省委常委5人，团省委2人，工委和济委各1人，共计21人。出席大会的还有中共中央特派员恽代英。他们从不同地区先后来到厦门，分散住进旅社，然后按照事先约好的联络暗号，同省委机关取得联系，最后形成如此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并在曾家园住下来。
此次省党代会传达贯彻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及中央一系列决定与指示，总结省委一年半来的工作，估量政治形势，提出福建党的政治路线和各种工作方针。
省第二次党代会开了6天，大会形式有合有分，以分散为主。党的六大代表、省委书记罗明主持开幕式，他首先传达了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大会总结了过去的工作，分析了当时国内和省内形势，确定了福建今后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方针。大会认为福建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福建群众斗争的发展，有造成全省总暴动的可能。大会指出，福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正确领导斗争，准备全省总暴动。大会通过了政治、组织、职工、农运、军事工作，苏维埃、CY、妇女、互济会等10个决议案，并通过五一纪念工作计划及大会告民众书。
大会选举罗明为省委书记，谢汉秋为组织部长，王海萍为军委书记，苏阿德为工委书记，何正声为妇委书记，雷时标、邱泮林、杨适、陈真仔、柯丙等同志当选为常委、委员。
四、打破厦门监狱救难友
1930年5月25日，厦门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中共福建省委领导下，一举打破厦门监狱，营救出40多位被捕战友，取得中外共产党人破狱史上光辉、伟大的胜利。
一批革命同志被捕入狱
正是春寒料峭的1930年二三月间，一批又一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红军干部被捕后押送厦门，投进了厦门思明县政府内的看守所。
同年3月18日，厦门民众2000多人在争取自由大同盟的领导下，在中山公园举行三一八惨案纪念会。国民党驻厦门海军司令部派部队包围会场，逮捕了大会主席张耕陶（厦大学生、争取自由大同盟代表）和张汉宗（厦大学生）等4人。在此前后，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陈柏生、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和在厦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谢仰堂，也相继被捕关押在此。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思明县政府看守所的政治犯牢房，就关押了40多位革命同志。
这个看守所也称为思明县监狱。关押政治犯的牢房面积约有60平方米，平均每人仅约13平方米。这么多“犯人”挤在一起，连翻身都很困难。牢房空气十分混浊，蚊子、跳蚤、虱子多得惊人。铁桶式的牢房，不见阳光，闷湿难熬。“犯人”们每天只有两餐臭米粥或掺沙子的糙米饭，生病也不准保外就医。
这些被投入监狱的政治犯，一般是不提审、实际上被定为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政治犯，他们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而此时，福建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白区和赤区都急需干部来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出于对被捕战友的关怀和革命工作的需要，中共福建省委和厦门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之后，决定武装破狱，竭尽全力营救被关押在厦门监狱中的同志。
成立监狱临时党支部
省委根据中共闽西特委送来的报告和对监狱的调查了解，掌握了狱中同志的名单及政治身份，并同他们取得了联系。鉴于狱中斗争和稳定狱中同志情绪的需要，省委指示狱中同志成立临时党支部，由刘端生任支部书记，并明确指示，狱中临时支部的任务是做好狱中党员思想工作，加强狱中斗争，统一斗争行动。
狱中临时党支部成立后，团结狱中党员，采取谈心等方式，了解党员思想状况。当时，狱中同志普遍存在急躁情绪，希望早日获得自由，重新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当他们得悉将被押往福州时，希望越狱求生。他们认为：“能冲出一个算一个，越狱还有生还的希望！”临时党支部及时向省委汇报了狱中同志的情绪和要求。
省委认真考虑和研究了狱中同志关于越狱的建议。省委理解狱中同志的情绪，但考虑再三，认为厦门敌人控制严密，又是四面皆海，被捕的同志那么多，越狱成功的希望很小。
40多位同志的生命非同小可，万万不可轻举妄动，走错一步棋，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对被捕的同志负责，省委否定了狱中同志关于越狱的建议，指示狱中党支部，做好思想工作，说服狱中同志，相信省委会营救他们。
狱中党支部遵照省委指示，把狱中同志的急躁情绪稳定了下来。
成立省委破狱委员会
省委该用何种方法来营救狱中同志？这是摆在省委面前十分紧迫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最后决定破狱。为此，中共福建省委成立了破狱委员会（又称特别委员会），由省委书记罗明、军委书记王海萍、组织部长谢景德、共青团省委书记王德、军委秘书陶铸组成，由互济会主任黄剑津任秘书长。
委员们虽然都有多年领导地下斗争的经验，但要在敌人严密控制下实行武装破狱，却是第一次尝试。如此破狱斗争，胜与败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破狱委员会深感责任重大，为了确保破狱全胜，一个不少地把狱中同志营救出来，罗明强调指出：“我们所进行的破狱斗争，既无实践经验，也无经典可依，一定要有勇有谋，多动脑子，制订一个比较周密的斗争方案来，做到万无一失！”
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
破狱委员会首先要做的是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摸清敌人情况，做到对敌情了如指掌。经过罗明等人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破狱委员会很快掌 握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及看守所的防范等相关情况。
——海军陆战队有两个营。
第一营驻禾山，距离看守所20多华里，从出发到看守所，最快也要1小时30分钟。
第二营驻磐石，距离看守所2华里左右，从下命令、集合，然后步行到看守所，约需30分钟。
——保安队20余人、侦察队40余人。这两支队伍，白天都有执勤任务，非常分散，不易集合。
——警备司令部卫队一个排兵力，是防卫司令部的，不可能调出使用。
——胡里山和白石炮台有炮兵，不可能调出使用。
——警察，不带武器，难于集中。
综观岛内敌人兵力，对我破狱威胁不是很大，关键是要掌握时间。破狱时间若能掌握在半小时以内，就有胜利希望。
除了狱外敌人兵力外，还有看守所的看守及县政府里面的警备队。我方武装破狱要对付的，主要是这些敌人。
调查结果，看守所有所长1人、看守长2人、看守6人，看守加上勤役人员共20人左右，只有看守长佩带短枪。
县政府的警备队由36人组成，队长佩带短枪，其余是单响毛瑟步枪。一天24小时，都有两名警备队员在县政府大门轮换执勤。
在了解敌人的武装力量之后，破狱委员会对看守所的结构及管理状况，也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调查。
破狱委员会从多次探监中了解到，看守所在思明县政府的大院内，从县府大门至监狱牢房有四道门，第一道门是县政府大门，日夜开放，有武装门卫；第二道门是看守所的铁门，有看守值勤，上午8时至下午5时，经看守同意，可以开门探监，进去后便把铁门关上；第三道门是木门，平时只关门不上锁；第四道门里面，便是“政治犯”的牢房，房门有一把大铁锁，必须打开铁锁才能进去。经反复了解，发现看守所的看管比较松懈。看守们贪小便宜，给点“小费”好办事。“政治犯”的亲友每逢三、六为探监时间，不但可在牢房外送东西，还可在窗口同“犯人”交谈，若是给看守一点好处，三、六以外时间也可探监，比较容易同狱中同志沟通。
破狱委员会还了解到警备队队员一般不随身带枪，枪都挂在队部墙上。星期天是敌人最松散的日子。警备队一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开饭时间是上午9时。
制订破狱方案
在完成调查研究、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之后，破狱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周密、严谨、切实可行的破狱方案。方案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破狱，二是接应，即从开始破狱到撤离厦门，务必要在30分钟之内完成。
根据破狱方案所提出的两大任务，破狱委员会成立了特务队（即武装队）和接应队。军委秘书陶铸担任特务队队长。
按照破狱委员会要求，特务队队员既要对党忠诚，有牺牲精神，还要英勇善战。破狱委员会经过多方物色并得到游击队的支持，很快组建起13人的特务队。之后，又在鼓浪屿租用民房开设训练班，对特务队的同志进行训练。训练班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上政治课，由破委会委员分别讲国内革命形势，分析敌我双方情况，阐明革命必胜的道理和革命战士的光荣职责，借以鼓舞士气，提高队员们的革命责任感，增强胜利信心。第二阶段上军事课，主要讲解军事知识和进行军事训练，包括破狱训练。特务队队员不但要熟练地掌握武器，还要能熟练地掌握破狱的战术动作。他们举行了多次演练，直到熟练自如为止。
破狱接应队，由省委组织部长谢景德任队长。队员大部分是互济会会员，也有难友的家属。接应队的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把冲出监狱的难友引领到指定地点，迅速撤离厦门。
经过反复研究，破狱委员会最后决定把临时安置点选在同安。依据一是同安沿海有好几个村子，农民运动开展得比较好，地下党完全控制了这些地方，群众基础好。二是出狱同志往同安撤离，是国民党料想不到的。他们知道“犯人”中绝大部分来自闽西，按常理不会撤到同安。
这也是一场斗志，是破狱委员会非常高明的决策。
选好临时安置点后，罗明亲自约中共同安县委委员许英宗商议安置地点及派船接人等事项。为了做到万无一失，罗明还和会讲闽南话的王德与许英宗一起到同安沿海村庄考察，当场决定沿海的珩厝和彭厝为临时安置点。
临时安置点确定后，派船接应成为关键性问题。40多名难友，起码要派两艘非常可靠的船。为此，许英宗与同安县委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决定派出两艘经常往来同安和厦门的壳灰船，到指定码头接应难友。
在破狱方案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破狱时间。
破狱委员会最后确定的时间是5月25日，星期天，上午9时。这一时间是破狱委员会经过周密思考、科学判断的结果。他们认为，5月历来是红色风暴最猛烈的一个月，叫红五月，是国民党当局最紧张、最头痛的一个月。特别是5月的上半月，国民党当局都会严加防范。5月25日是红五月的尾声了，风暴高潮已经过去。同时，25日是星期天，照例放假休息，无论是军是警都十分松散，这就给我们可乘之机。
决定上午9时行动，乃是因为这一天是农历四月二十七日，按当日潮汛，9时正是开始退潮的时候，船可以较快地驶出厦门港。同时，县政府的警备队每天吃两顿，第一顿开饭时间是上午9时。
在破委会看来，这个破狱方案可说是天衣无缝，切实可行。
狱中同志对破狱方案另有看法
破狱委员会制定破狱方案之后，利用“探监”机会，把方案告诉狱中同志。出乎意料之外，狱中同志不同意破委会确定的破狱后撤离的路线。按照破委会的方案，特务队队员伪装成探监人员，从县政府大门进去，打开狱门之后，用火力压住警备队，让狱中同志从县府大门出去，由接应队同志分段引领，带到碧山路海边打石字堤岸，登上事先准备好的船只，迅速从海上撤出厦门，送往同安的珩厝和彭厝。而狱中同志担心特务队不能压住敌警备队的火力，主张打开狱门后从看守所后门出去，然后各找出路，认为即使不能全部逃出，还是比从前门出去被抓或被击毙好。
破狱委员会对狱中同志的意见没有轻易肯定或否定，为慎重起见，罗明再一次到监狱后山观察，权衡两个方案的利弊，最后确定原定路线不变。破狱委员会认为，破狱之后从后门出去，乍看起来似乎安全一些，可以避开警备队的拦截，但仔细一想，走后门危险很大。从后门上山后，进得去，出不来。一旦敌人围山追捕，再把下山的路口封堵起来，难友们是难于逃脱的。即使有个别同志侥幸逃入市区，也难于逃出岛外，因为厦门四面环海，被捕同志都有相片在敌人手里，敌人可以对照相片，在市区或码头抓人。
破委会以充分、可信的理由，最后说服了狱中同志，达到狱内狱外意见的统一。
七、举行破狱誓师
经过再三研究，担负破狱的特务队，从13人精简为11人，这是一支十分精悍的战斗队。
5月22日，预定破狱前三天，在厦门市郊禾山的一个山岭上，来了十多位“游客”。他们显得十分潇洒，像是到此郊游。这些游客都不上三十岁。最年长的一位叫罗明，头发两边分，身穿一件黑色“云香”大褂，颇为老成持重。还有11位担负破狱任务的特务队队员。队长陶铸和王占春、黄苑、林雪榕、白文庆、曾浴沂、“古客”、老谢等11人。
这群来到山岭上的游客，是来参加破狱誓师大会的，是一群为营救狱中难友的英雄。
陶铸看到队员到齐了，选定一个有树木可以隐蔽的地方，发出了开会的讯号。
罗明同志怀着崇敬与感激之情，对参加破狱的英雄们发表演说。他的演说非常简练，铿锵有力。他说：“你们是党推选出来破狱的英雄！40多位被捕同志是我们的战友，也是党的财富，期待着你们去营救！你们去执行的是一项非常光荣、非常重要、人命关天的革命使命！省委要求你们，服从命令听指挥，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决完成营救狱中难友的破狱任务！”
罗明的讲话，句句掷地有声，富有感情而有鼓动性，激励着破狱英雄的心。
随后，队长陶铸带领特务队员宣誓。11位同志举起右手，发出一个声音“我们向党宣誓，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坚决完成破狱任务！”
宣誓完毕之后，罗明又亲切地同队员们一一握手。
11位特务队员又像是来游山玩水的游客，三五一群走下山岭，徒步回到厦门市区。
八、罗明拍板如期破狱
当晚8时许，思明南路灯红酒绿，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处于繁华地段的“罗克咖啡店”生意兴隆。此时，罗明等六位“破委会”领导同志，有穿西装的，也有穿汉装的，显得颇为潇洒，先后进入“罗克咖啡店”。店主是印度尼西亚归侨，为人忠厚，同罗明有一面之交，罗明经常在此借喝咖啡与地下党同志接头会唔。他看到罗明进店，立即热情招呼，安排在一间比较安静的“雅座”。罗明等人进店坐定后，一边慢慢品尝咖啡，一边天南地北地交谈起来。他们的交谈很多是双关意，自己人才明白意思，当特务队长陶铸，接应队长谢景德告知一切准备完毕，大家也点头表示满意之后，罗明果断地最后拍板：“行了，明天就这么办，预祝大家发财！”罗明的意思就是按预定计划5月25日破狱，夺取破狱胜利。
破狱获得全胜
5月24日晚，5个破狱委员齐聚思明戏院边的罗克咖啡店，对破狱的准备工作进行最后检查。省委书记罗明在听取了各方面汇报之后庄严宣布：“一切准备就绪，明天按原计划进行！”5月25日，破狱如期举行。上午8时30分左右，在镇南关一带，在太师墓与碧山路之间，来了一群特殊的游客。指挥这些游客的是团省委书记王德，他们在此准备必要时制造交通事故，把道路堵塞，妨碍敌人行动。还有人站在镇南关口观风，发现情况即挥帽报讯。
担任接应队队长的省委组织部长谢景德，指挥着10多个接应队员，分散在看守所至碧山路打石字码头一带，随时准备接应从狱中冲出的难友，把他们带到码头上船。
从同安派来的两艘载壳灰的木帆船，已于24日傍晚停泊在打石字码头，准备接应出狱难友。此时，许英宗正站在船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碧山路的动静。
省委书记、破委会主任罗明和秘书长黄剑津，坐镇小走马路琼州会馆。他们派出的联络员，随时报告破狱第一线的情况。
上午8时50分，狱中临时党支部书记刘端生向难友们示意，准备迎接破狱。难友们全部站了起来，注视着牢房外面的动静，渴望破狱时刻的到来。
由陶铸率领的特务队员，破狱前已由13人精简为9人，他们分为内外两个队，外队5人，内队6人，正在按部署相继行动。
内队分三批进入监狱，每批两人。第一批中有一人曾在看守所当过伙夫，他以找原来的同事为借口先进去。他俩的任务是监视监狱办公室和打开看守所的铁门，配有一支短枪和一把德制老虎钳。第二批两人，以探监为名，紧跟在第一批之后，其任务是监视狱中过道的木门，配合第三批行动。随之而来的是第三批两人，也以探监为名进去了。其中一人头戴草帽，身穿香云纱大长褂，腰里也藏有一把老虎钳，手捧上海马玉山饼干厂生产的铁皮饼干桶。此人叫“古客”，龙岩人，在厦门至集美电船上当水手，身强体壮。按原定计划，当“古客”以送饼干为名，要求看守开铁门，趁看守检查饼干桶或开铁门时，由另一位同志将其击毙。打死看守的枪声，就是破狱开始的信号，特务队就要全面配合行动。
外队5人是破狱的主攻队，每人都配有一支短枪。陶铸和打过游击的王占春、黄苑、林雪榕就在这个主攻队。有一位姓谢的队员，挑着一担新上市的杨梅，停放在县政府大门左侧离门警很近的地方，大声招呼行人买杨梅，陶铸等4个队员，则假装在那里与卖杨梅的“小贩”讨价还价，等待内队枪响。
最先进入看守所的第一、第二批人，已经顺利通过两道门，来到了既定的战斗位置。就在这时，留在看守所的副所长卢永忠对穿长褂的“古客”产生了怀疑，要动手对他搜身检查。
情况发生了变化，不能按原定计划行事。抢在卢永忠动手搜查之前，第二批的一位同志迅速拔出枪来击毙了卢永忠。另一位企图抵抗的看守李瑞凯，也被一枪打死。
听到枪声，在县府门口卖杨梅的老谢立即掏出腰中手枪，用两颗子弹结果了执勤的门警，随后同陶铸等5位同志一起冲进大门，踩伏在上庭院右台阶北边，以台阶为屏障，严防正在吃饭的警备队出来。正在吃早饭的警备队员听到枪声还不以为意，以为是外边放鞭炮，继续吃饭。警备队长吴广成从边门探出头来吆喝“干什么”，话声未落，陶铸眼明手快，立即打出一梭子弹，把吴广成和另一位队员打倒。正在吃饭的其他警备队员看到吴广成倒下，吓得魂不附体，谁也不敢回警备队部拿枪抵抗，各自逃命。
与此同时，内队三批6名队员各负其责，争分夺秒，砸铁锁、开牢门；早有准备的狱中难友，在狱中党支部书记刘端生的指挥下，迅速冲出牢门。
从打响第一枪至难友们冲出牢门，前后仅仅10分钟时间，10几位破狱英雄就完成了营救40多位政治犯全部冲出牢房而我方无一损失的光荣任务。
按预定计划，狱中难友冲出县政府大门由接应队员接走后，特务队便迅速分散隐蔽起来。陶铸若无其事似的到南普陀当“游客”，正好碰到湖南老乡，坐在石阶上同他聊天，其他队员也各自潜入厦门港的几个地下联络点。
按原来的分工，散布在县政府门口至碧山路的接应队同志，每人带着三五位出狱难友，顺着碧山路和太师坟后面的巷子直奔海边的打石字码头。
又是10分钟，40多位难友分别登上停泊在那里的两艘木船。在许英宗的指挥下，谢石水和彭宏概驾驶的两艘木船，迅速扬帆起航。
遵照破委会的指示，许英宗指挥木船撤离打石字堤岸后，即向西北驶去，过了鼓浪屿再往东转，经过鼓浪屿与嵩屿之间的海域，穿过高（崎）集（美）海峡之后，为了掩人耳目，两艘船还故意在海上驶来驶去，好像在海上捕鱼。
到了入夜时分，两艘船按照事先安排，一艘驶往珩厝，一艘驶往彭厝。难友们到达村子后得到当地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的妥善安置，吃过晚饭后，每人都理了发，洗了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彭厝合安堂药店的中医彭老先生，还给患病的同志把脉配药。第二天，罗明和王德等破委会领导专程到珩厝和彭厝看望和慰问难友，然后分批将他们送往闽西革命根据地工作。
五二五破狱结束半个小时之后，厦门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才得到共产党打破思明县政府看守所的消息，但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少武装。当敌人的军警来到思明县政府和看守所时，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映入眼帘：县政府大门两旁，躺着两具门卫的尸体；看守所内躺着副看守长卢永忠和看守李瑞凯；警备队饭厅门边，警备队长吴广成和一名队员躺在血泊之中。监狱政治犯的牢房门敞开着，牢房里已空无一人。
厦门五二五破狱斗争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和反动气焰，解救了大批党的骨干，极大地鼓舞了革命者和革命群众的斗志，在厦门乃至福建党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全国党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五、执行“左”倾冒险错误决定
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左”倾冒险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左”倾冒险错误思想又一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出席上海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省委宣传部长王海萍，回闽后传达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决议。
8月5日，中共福建省委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贯彻中央决议问题。省委书记罗明和团省委书记王德认为，厦门、福州的工人运动正在恢复，不同意发动城市武装暴动，也不同意把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进军东江，更不同意党、团、工会合并为总行动委员会，并把意见上报中央。但出席全国组织会议的组织部长谢景德回来传达，说中央批评福建省委思想右倾。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议通过了《准备全省武装暴动争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决议。决议提出福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全国胜利准备全省武装暴动”。为了执行总路线，要求各地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作。
会议根据中央指示把党、团省委合并成立总行委，常务委员有罗明、谢汉秋、李国珍、王海萍、曾宗乾、苏阿德、董云阁、翁振煌。并发出第一号通告，指示各级党团合并，成立总行委。
在省总行委的督促下，惠安等地举行了武装暴动，但均以失败告终。
尽管如此，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还是批评福建省委右倾。
1930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批评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对中国革命形势所作的不切实的估计，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李立三也承认了错误。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发出第二号通告，通知全省总行委立即取消。
福建省委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之后，停止了“左”倾冒险错误的军事行动，恢复了党、团、工会组织，基本上克服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不过，长期存在党内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并没有完全消除。
六、鼓浪屿虎巷8号省委机关被破坏
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成立后设在厦门。1930年6月之前，省委机关设在厦门公园北门附近的一座民房里。后来，发现在同一座楼房里，住了一位可疑的人。机警的省委书记罗明果断地决定搬家，他派曾志去找一座比较隐蔽又能容纳“一家人”的房子做省委机关。曾志是湖南人，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蔡协民一起上井冈山，后跟着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曾任共青团闽西特委书记。她接受罗明交办的任务后，立即到鼓浪屿找了好几座房子作比较，最后认定鼓浪屿虎巷8号较为理想。曾志向罗明汇报后，罗明最后拍板。
虎巷8号在小巷里，较为偏僻。此楼前后两排，正门在前排，是平房，商定留给房东婆媳二人居住；后排是二层的楼房，前后排中间有一个小天井，楼的右边有一个小门，直通虎巷。曾志向房东言明，租房者是来厦门做生意的“一家人”。那婆媳二人，媳妇在龙头路开了一间小杂货店，婆婆年迈，在家颐养天年。
省委机关搬到虎巷8号后，这座只有100多平方米的楼房就成了福建革命的指挥部。因为租房的是“一家人”，省委书记罗明就是大哥，也就是老板，她的夫人谢小梅就是老板娘，也是大嫂。住在一起的还有省委秘书长杨适，组织部长谢景德，宣传部长王海萍和他的夫人梁惠贞，以及刻写钢板和油印的梁云屏（梁惠贞的弟弟）和高大安。为了做好伪装，中共闽西特委还根据省委要求，把中年妇女党员郭香玉调到省委机关做“佣人”。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家庭”。住在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大家各尽其职，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省委书记罗明责任重大，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晚上都要在暗淡的煤油灯下，阅看全省各地送来的情况报告或请示。秘书谢小梅负责省委文件的上传下达，每当省委要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时，她就到龙头街布店买来一匹白布，然后小心地用密写药水把汇报、请示写在白布上，然后重新包装好，再由政治交通员梁惠贞送到上海交给中共中央。“佣人”郭香玉也很辛苦。她要精打细算搞好一日三餐，既不可超过规定的伙食标准，又要不让人觉得寒酸，要有商人的阔气；她每天都要拖洗地板，样样都要做得像个“佣人”。
1930年12月，组织部长谢景德到泉州一带巡视工作，途中患了痢疾，回厦门后医治无效，病逝于鼓浪屿医院。此后，由省委秘书长杨适兼任组织部长。
1931年1月，省委书记罗明夫妇及团省委书记王德奉命调到上海党中央，省委书记一职由王海萍代理，梁惠贞兼任秘书。李国珍代替王海萍任宣传部长，蔡协民被任命为军委书记。
为了适应工作需要，军委书记蔡协民与秘书曾志搬到鼓浪屿福州路127号，李国珍也把宣传部搬到另一座房子。
1931年3月25日，虎巷8号省委机关及搬出去的宣传部同时遭到敌人破坏。这天上午9时许，国民党军警人员包围了虎巷，如狼似虎地闯进8号楼房，省委的财物及档案被洗劫一空，在机关的同志全部被捕，其中有省委宣传部长李国珍、秘书兼政治交通员梁惠贞、“佣人”郭香玉、工作人员梁云屏和高大安。杨适在前往厦门参加中共厦门市委会的路上与中共厦门市委常委郑裕德一同被捕。代理书记王海萍因到厦门市区办事，幸免于难。
7位同志被捕后，除梁云屏和高大安因年纪小不久被释放外，其余同志都经受了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但他们个个一身傲骨，坚贞不屈。杨适被捕后，同厦门军法处法官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敌法官：是谁派你到厦门的？
杨适：我们的党中央派我来的。
敌法官：你们的党中央在哪里？
杨适：你不要问，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敌法官：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
杨适：因为我相信共产主义。共产党员是为共产主义而战斗的战士。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解放奴隶和被压迫者的真理，只有它才能救中国！它将鼓舞中国工人阶级为中国的彻底解放而斗争，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
敌法官：不！共产主义是邪说。
杨适：你们无知！
敌法官拍案相对，杨适毫不示弱。
最后，杨适被押送南京，于同年5月23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省委宣传部长李国珍也是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他出生于1902年，广东省海丰县人。曾到日本留学，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
5月1日凌晨2时许，押解李国珍、梁惠贞等同志的刑车到刑场时，前来监斩的国民党海军办事处主任林某（李国珍留日时的同学）假惺惺地对李国珍说：“我此刻也不能救你了！”李国珍坦然回答：“流血是共产党人分内的事，用不着你救！”
屠杀开始了，李国珍昂首站立在山坡上。刽子手连打两枪也没有打中要害，岿然不动的李国珍哈哈大笑鄙视地说：“别发抖，瞄准点！”直到第三枪，李国珍才倒在血泊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同李国珍一起上刑场的，还有王海萍的夫人、政治交通员梁惠贞。梁惠贞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的。
她面对手中持枪的刽子手说：“我为信仰而牺牲，是死得其所！我已经怀孕，腹中有胎儿，你别伤害他，你可以对准我的脑袋开枪！”
同一天晚上被枪杀的还有厦门市委常委郑裕德和林树根。
在厦门三二五事件中被捕的省委机关“佣人”郭香玉，也堪称巾帼英雄。
在狱中，郭香玉也惨遭严刑拷打，虽然满口牙齿都被打掉了，但她始终用龙岩土话说：“我是佣人，什么都不知道！”
敌人果然把她当作佣人，叫她去打扫监狱。在这期间，她有机会看望被捕同志。她知道梁惠贞怀孕了，几乎天天找机会去关心她、安慰她，就像是大姐姐一样。
郭香玉被关禁了将近一年才被释放。出狱后，她下定决心，即使沿途讨饭也要走回龙岩找党组织。从厦门到龙岩，她靠摘野果讨饭充饥，整整走了半个月，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龙岩并找到了党组织。
三二五事件发生后，代理省委书记王海萍立即部署应急措施。一方面“由省互济会电告全国济难总会党团急转中共中央”，另一方面即刻“通知厦门本岛内各机关”采取紧急措施隐蔽和疏散，并“由共青团福建省委代为通知岛外各地的党团组织戒严应付”，暂停与省委机关旧址联络。当天下午5时30分，王海萍还给中共中央和罗明写信，简要地报告事件发生的概况。
省、市委受严重破坏后，处于半瘫痪状态。在王海萍和黄剑津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期间，由省委军委书记蔡协民、军委秘书曾志、共青团省委书记董云阁三人在厦门组成中共福建省委临时领导小组，负责应付严峻的局势，并领导全省党的工作。此后，根据中央指示，由王海萍、蔡协民、邓子恢三人在福州组成中共福建省委办公会，处理省委日常工作，并派陶铸到厦门成立中共福建省委驻厦门办事处，督促和帮助厦门开展工作并同漳州、泉州所属各县党组织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