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图书馆收藏着一部“孤本珍贵文献”，名叫“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曾被史学界列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四大世界级珍稀文献之一”，也被誉为厦门大学图书馆“镇馆之宝”。

1913年6月，一位名叫末次政太郎的日本人来到北京，他的身份是日本《福冈日日新闻》社常驻北京特派记者。从现有的零星资料得知，此时的末次政太郎已经年近不惑，而他此前在台湾经营的事业一败涂地。生逢贵人，他的幼年好友山座圆次郎已经是日本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后被派往北京出任驻华公使。在山座圆次郎的引荐下，末次政太郎在《福冈日日新闻》社谋得了差事，并跟随山座圆次郎来到北京，成为唯一的特派记者。作为新闻记者，他的工作就是广泛搜集各种信息，撰写新闻稿。从此开始，他着重关注中国的时事热点，收集相关的报章新闻，按主题整理专题性的剪报资料，并以“静波生”的笔名在《福冈日日新闻》上发表评论性文章。

1917年，末次政太郎加入大和俱乐部，人生之路也悄然变化。大和俱乐部主要由日本外交界、军界和新闻界人士组成，诸如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外务省欧美局局长芳泽谦吉、驻华公使馆武官坂西利八郎、北京陆军大学教官多田骏、《顺天时报》社长龟井陆良、《朝日新闻》著名记者神尾茂，以及后来罪恶昭彰的土肥原贤二、岗村宁次等人都是该俱乐部的成员。有机会接触到当局高层，末次政太郎的社会地位似乎开始逐渐提高。1922年，他当选北京日本居留民会的常务委员兼庶务委员，成为在京日本人中的上层人物。大概也在同一时期，他开始效力于日本外务省，成为该省的“嘱托”，也就是特聘人员，身份从单纯的报社记者逐渐转变为政府情报人员。1925年，他停止向《福冈日日新闻》供稿，但此后收集的剪报资料数量更大，整理的专业水平也逐渐提高，甚至不逊色于同时期日本另一在华特务机构——满铁调查课所做的剪报记录。从外在形式分析，1927年以后末次政太郎整理的剪报资料更趋近于为政府搜集的情报资料，而非为个人撰写稿件收集的新闻素材。

1930年，末次政太郎自行印刷名为《值得重视的满洲之于日本之地位》的小册子在北京散发，大肆宣扬采用强硬手段扩大日本在满蒙地区的利益，军国主义色彩暴露无遗。这一行为引起了日本外务省的不满，但迎合了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欲望。此后，他与日本外务省脱钩，转向与日本军方建立联系，1932年6月15日拜访了陆军大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并积极参与“伪满洲国”的事务。末次政太郎已经完全变成一个为侵华战争积极摇旗呐喊的军国主义分子，他搜集整理的剪报资料也为侵华而服务。

1937年，年届古稀的末次政太郎从《福冈日日新闻》社退休。同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他虽年事已高，实则退而不休，8月21日即受聘为伪北平市政府顾问，负责伪政府与华北驻屯军高层，即时任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日本驻北平领事馆陆军武官今井武夫等人之间的联络工作，并在建立伪政权的过程中建言献策。同时，他也没有丢下从事了半生的剪报搜集工作，只不过取材方向有所变化，更加注重搜集日本国内的报章，或用于个人分析日本国内对中日关系问题的舆论倾向，为在日本国内进行战争宣传服务。1940年10月3日，末次政太郎在北京家中去世，以“末次研究所”为依托的剪报搜集整理工作也宣告结束。

从1913年至1940年，末次政太郎在中国从事了长达28年的资料搜集和整理，目前已知留存的剪报资料至少有755册。因剪报全部粘贴在预先印制有“末次研究所”字样的书册上，故定名为“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这批资料突出反映了日本对华的情报搜集与野蛮侵略、列强的明争暗斗，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侵略、分裂中国的物证。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这批资料由国民党政府接管，并从北平移交到南京，藏于国防部史政局。

1948年秋，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参谋总长陈诚欲将国防部史政局保存的军事机要档案直接运送台北，史政局吴石局长以“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运台便捷”为由，建议暂时运送到福州。1949年初，500余箱机要档案运抵福州，藏于山戚公祠，不久后转运到仓前山麦园顶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其中就包括“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1949年5月，吴石就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台湾当局催促将暂留福州的机要档案速运台湾，吴石仅将部分参考资料、军事图纸等100余箱发运，其余部分待发。6月，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章振乾、文史组组长傅衣凌、政治组组长管长墉等人得知南京运来一批从日本军方缴获的重要军政物资，有意把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留下，便商请吴石并获得同意，“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以寄存的名义交由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所保管，最终留在了大陆。

新中国建立以后，原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所所长王亚南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在他的运筹下，社会科学研究所并入厦门大学，“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也一并运往厦大。章振乾也调入厦大任教务长，由于这批文献十分珍贵，有人戏称“这是教务长的嫁妆”。王亚南校长十分重视这批资料，专门设立资料科负责保管。1954年10月，资料科并入图书馆，“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正式入藏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曾经下令封存，这批资料逐渐默默无闻，无人问津。尽管如此，图书馆人始终守护着这份珍贵文献。1979年，66岁的欧声和馆员开始全面整理“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的中文提要，历时15年撰著《日本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内容提要》，20万字的手稿本见证了欧老先生所做的贡献。到了九十年代，尘封已久的“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再次被发掘出来，以影印出版的形式重新面世。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图书的编辑水平和印刷质量有所缺陷，流布不广。到了新世纪，厦大图书馆人利用新技术，采用新方法，对“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原件进行保护和修复、数字资源建设，力图将珍贵文献的保护、整理与科学研究有机紧密地结合起来，让“死”文献重新“活”起来。

知往鉴今，学史明理。“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的历史就是中国遭受磨难的历史，厦门大学图书馆人守护的不仅仅是图书馆的“生命”，更是中华儿女“以史为鉴，砥砺前行”的历史镜鉴。

（作者系厦门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