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垂涎厦门由来已久。早在抗战爆发前，日本政府在《对华作战的设想》中就称：“为保卫台湾并依据不割让福建条约之精神，必要时使用约一个师团的兵力，以主力占领福州，一部占领厦门。”为了窥探厦门军情，1936年以后，日本军舰开始不时驶至厦门“操演”、示威。随着侵略步伐的加快，日军对厦门的武装挑衅也不断升级。1937年9月3日，厦门首次遭受日舰的炮击和日机的轰炸扫射。此后，日本军舰和飞机频繁出入厦门，对厦门进行武装侵犯。1938年5月10日凌晨，日军在厦门东北海岸登陆，厦门军民经过三个昼夜的浴血奋战，未能挽回山河易色的局面。5月13日，厦门沦陷。厦门人民从此告别平静、祥和的生活，开始了7年零4个月日伪法西斯统治下的亡国奴生涯。

一

　　日本侵略者占领厦门前后，特别是在攻占厦门和对厦门实行殖民统治的7年多时间里，对厦门人民犯下了军事镇压、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等种种罪行，给厦门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其罪行桩桩、件件，令人发指，馨竹难书，本文概要述之。

　　（一）野蛮的军事镇压

　　首先是狂轰滥炸。早在厦门沦陷前，厦门即已频繁遭到日军的空袭和炮击。1937年9月3日抗日首仗，经过12架日机持续长达2个小时的轰炸，海军驻厦各机关、要港司令部、造船所、无线电台、医院、航空处等均被炸毁。此后，日军飞机和军舰便不时光顾厦门，对厦门进行狂轰滥炸。其中，“1938年1月25日一天之间，轰炸7次，投弹23枚；2月4日，日机来袭，饔王巷、砖仔埕、出米岩和民国路（今新华路）一带被炸毁大小楼房60多间，罹难市民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1938年5月10日，日军悍然发动侵厦战役。在攻占厦门的过程中，凡日军炮火所及，厦门到处断垣残壁，满目疮痍。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创办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亦未能幸免，其中西合璧的馆舍建筑迭遭轰击，几成废墟。

　　抗日战争以前，集美学校建有楼房20多座，平房几十座，耗资300多万银元。抗战期间，集美学校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40多次，每次少则1架，多则8架，每次投弹少则3枚，多则20多枚，计有200多枚炸弹投在集美学校的校园里。厦门沦陷后，日本侵略者的大炮和机枪，更是几乎把集美学校“当做实习射击的靶子”。据统计，抗战期间，共有2000多发炮弹落在集美学校校舍，机枪扫射更是家常便饭。以致到日本投降时，“学校校舍，有的被烧得只剩下一座空壳；有的被炸弹大炮轰成一片瓦砾，幸未被烧或没有倒塌的，也被炮弹枪弹打得百孔千疮，体无完肤”。至于设备方面，也受了严重损失，“虽然贵重的图书仪器已随学校迁入内地，但粗笨的校具及许多无法迁移的设备，却散失的散失，毁坏的毁坏，最重要的如集美码头被炸毁了，第二号渔轮被填沉了，集美第一号及第三号实习轮坏了，两艘端艇停放在码头，连端艇室一起被炸得尸骨全无，电灯厂的机器及一切器材，都被炸毁了，蒸汽救火车被大炮击坏了。尤其痛心的是图书馆所藏的20多年来京沪各大报的合订本，满满一间房子，无法搬运，也被炸光了”。 粗略统计，集美学校战时损失折合1946年币值在20亿元以上。

　　厦门大学在陈嘉庚时代即已建成校舍3000余间，且皆以“白石砌成，巍峨壮观”。但日军在攻占厦门时竟丧心病狂地在其美丽的校园里投下了50多枚炸弹，并在随后将其据为军营。侵略者的坦克直接开进了厦大校园，曾经诞生过福建省第一个中共支部的厦大囊萤楼前，就曾留下了侵略者耀武扬威的身影。由于“炮火之攻击，飞机之轰炸，敌兵之拆毁”，至抗战结束时，厦大校

　　舍已大部被毁，仅余“残垣颓瓦，垒石荒丘，已非昔日之壮观”。据统计，厦大校舍被全部毁坏者，计有生物院大楼1座、化学院大楼1座、女生宿舍笃行楼1座、教员眷属宿舍兼爱楼1座、白城山教职员住宅26座、原发电厂1座、膳厅1座、医院1座、温室1座、植物园1处，以上数十幢校舍、宿舍及附属设施，无论楼房平屋，悉数夷为平地；梁木墙石，被敌军运作防御工事之材料；留下的是一片废墟，损失估计折合1946年币值在40亿元以上。

　　其他校舍遭受破坏须进行大修者，有博学楼、映雪楼等2座；须稍加修葺，添补门窗者，有群贤楼、集美楼、同安楼、囊萤楼等4座。此外，发电机、引擎、电料、印刷机、抽水机管等之损失，约值战前15万元；家具之损失，约值战前13万元；图书、仪器、标本损失一部分，约值战前50万元；三项计值战前78万元，相当于私立时期3年的经常费。

　　其次是肆意残杀。1938年5月10日凌晨，日军从厦门五通强行登陆，“进村的日军对凡是敲门来不及开的就放火，连人带屋烧成灰烬；见到门户开着，闯进去遇人便杀，手无寸铁的妇孺老弱也无一幸免。” 五通东宅社林乌目一家6口，3个儿子、女儿和他自己5人均被日军刺刀劈杀，仅剩下其妻头部受伤，侥幸未死；泥金社孙明德和孙自然的母亲逃避不及，被迎头赶上的日军用刺刀双双捅死；孙以领的父亲躺在床上起不来，凶残成性的日军竟也不放过他；有一个叫孙盛的老人因拄着拐杖跑不动，被日军追赶上来用刺刀扎进他的腹部，连肠子都被挑了出来；还有一个叫陈秀治的老婆婆，被日军打伤在地后，她的丈夫和5个儿子及儿媳一齐从里屋赶出来要救她，但被日军发现，日军强令他们跪下，然后用枪把他们一个个打死。

　　在曾厝垵村，日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村民10余人抓到港口桃树底下，将他们用机枪扫射至死，全村房子亦被烧成一片废墟。在后埔村，农民李田和另外5个村民被日军押到后坑一个池塘旁边，用刺刀砍杀后推入池塘。李田被日军从后背贯穿前胸刺了3刀后，死里逃生，但另外5人却葬身血池之中。日军攻占禾山时，被杀难民多达500余人。在禾山登陆后，日军从厦门港进犯市区，他们沿途烧、杀、抢，进行“三光”洗劫。沙坡尾、民族路一带渔民居住的“后船仔厝”、铁板屋，全部被烧毁或拆毁，来不及逃走的渔民不是被烧死就是被枪杀。

　　日军进入市区后，更是大开杀戒，他们或隐蔽在人行道的水泥柱边伺机枪杀无辜百姓，或乘坐架着机枪的三轮摩托车，沿路扫射逃难的居民。碰到青壮年男子，他们则见一个抓一个，并分别将他们押到宏汉路（今镇海路）、大生里、市警备司令部门口（今市公安局），令其排成一列，然后用机枪扫射，刹那之间尸横遍野，令人触目惊心。蓼花溪尾一带居民为躲避日军，匆忙跑到附近的寿山庙里躲藏，不料被日军发现，30多名男女全部被杀死。在轮渡码头，日军对渡船上向鼓浪屿逃难、惊慌啼哭的妇女、老人和孩子用机枪疯狂扫射，致使船上的人纷纷掉进海里，其中负伤未死而爬上岸边挣扎的，又被踢下岸去。日军还出动飞机扫射逃难者，以致“死亡断肢折骨者，比比皆是，惨不忍睹”。

　　第三是奸淫和侮辱。日军一踏上厦门的土地，即到处侮辱、强奸妇女，从幼女到老妪皆难幸免。禾山归侨黄金木的女儿黄美霞年仅17岁，因颇具姿色，即遭“持枪恐吓，强迫蹂躏，每批于每夜轮流奸占，以遂其兽行”。 可怜美霞以幼弱之身，不堪凌辱，三日之后，胀肚而死。禾山高崎社村民林薛氏饭，在日军登陆之时因年老不及逃避，即遭日军蹂躏奸行，老人不堪“耆年之期受此羞辱，愤而投井自杀”。禾山泥金社村民林氏青因年近70，不能满足日军兽欲，日军即以酒瓶作弄林氏，令其“血点斑斑涂染下身”， 惨不忍睹。

　　日军还肆意侮辱市民，践踏人格。日军占领厦门后，在各交通路口都设立岗哨，进行人身搜索，行人要对日军整肃立正，作九十度鞠躬，稍有不如意，就被殴打罚跪，甚至抛入河中或当场杀害，“来往行人无不胆颤心惊”。

　　曾被誉为世外桃源的鼓浪屿，在被日军占领后也沦为“鬼蜮世界”，日军或者巡街站岗的日籍台湾警察，对岛上居民任意施用体刑与凌辱，不分老弱妇孺皆以重刑对待。泉州路两个小贩吵架，被日籍台湾警察看见，即不分青红皂白，命令两人面对面互跪，之后，叫甲打乙，又叫乙打甲，直至两人都头破血流，面肿眼红，日籍台湾警察才扬长而去。

　　（二）残酷的政治压迫

　　日军占领厦门后，为巩固其对厦门的殖民统治，根据它在其他沦陷区推行“以华制华”政策的统治经验，派出号称“中国通”的泽重信等特务到处搜罗、收买汉奸卖国贼，为建立伪政权作准备，并由日本海军绪方大佐、日本驻厦总领事内田五郎及台湾总督府小原事务官等10人组成“厦门复兴委员会”，着手筹组汉奸傀儡政权“厦门治安维持会”，作为日本侵略者统治厦门的工具。伪厦门治安维持会于1938年6月20日成立，由洪月楷（景皓）任代理会长，卢用川任秘书长，肖炳荣、金馥生分任警务和财政科长。洪不久因故离任，由秘书长卢用川代行其职。1939年3月，始由律师公会会长李思贤继任，并开始筹备成立“厦门特别市政府”。1939年7月1日，伪厦门特别市政府正式成立，李思贤任市长。伪厦门特别市政府下辖鼓浪屿、金门、浯屿3个特别公署，成立之初直属台湾总督府，后改属南京汪伪国民政府，但实际上由日本兴亚院厦门联络部控制。兴亚院设有联络部、经济部和政务部，主要任务是联络特务机关、收集情报、控制傀儡政权，它实际上是日伪统治厦门的最高权力机关。

　　为了镇压厦门人民的反日爱国活动，日伪当局还设置了庞大的警察系统，其中包括由日伪厦门市长李思贤兼任警察厅长管辖8个分局18个分驻所的警察机构、日本驻厦总领事馆警察署和海军司令部的警察本部。1938年8月6日，日伪还全面恢复保甲制度，公布伪保长任命名单。至1943年全市（不含金门、浯屿）共设有159个保，19个联保，1个保甲联合会，由吴添赐、林身担任正副会长。同时，加强对市民的人身控制，颁发所谓“良民证”，并对来往鼓浪屿乘船的行人进行检查。1944年，又设立厦门特别市政府保卫团，由林谷、叶沧洲分任正副总团长，以下按区和警察分驻所的管辖范围设15个分团。

　　在日本兴亚院厦门联络部的直接指挥操纵下，以李思贤为首的厦门日伪政权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对厦门人民实施残酷野蛮的法西斯统治。他们为了彻底摧毁厦门人民的反抗意识，疯狂逮捕无辜民众，并施以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在厦门人中，凡是被认为有反日嫌疑的，即被严刑逼供。他们有的被倒悬吊起，用烟头熏焦下肢；有的被剥去指甲、被灌水；有的被狼狗咬得血肉模糊；有的被用烧红的铁条放进嘴里强“吃雪茄”；有的被遍体涂油，放火活活烧死。无数不愿当亡国奴的厦门人惨死在这种种酷刑之下。

　　（三）疯狂的经济掠夺

　　在长达7年零4个月的日伪法西斯统治时期，日本侵略者采取强占强买、包办统制、税费盘剥、毒化腐蚀等手段，对厦门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使厦门的经济殖民地化，变成日本经济体系的附庸之一。

　　1．强占强买。日军占领厦门之后，即以“繁荣市面”为借口，将自来水、电灯、电话、山海冰厂等数大公司强占。不久，又以法院布告验契，登记财产，并宣布“凡不登记者，一律充为公产”。由于战事发生时，业主“不愿当汉奸顺民而逃出者极众”，未能呈验登记的财产即被侵略者悉数“充公”。日本侵略者还以各种名目强占强买，首先下手攫取乌石浦、洪山柄、澳仔、宝旭农场，接着更大规模占取高林、下忠、湖边等20余社为飞机场及“实验农作区”，以致禾山的土地竟有三分之二以上为日台民所经营。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厦门人民的血汗，日本侵略者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其名目之繁多，花样之新奇，令人瞠目：宣布要建化学工厂，将厦门港民生、碧山、大学等路房屋全部拆卸；为建船坞将沙坡尾、大桥头土地全部充公；将思明南路、晨光路、虎头山脚房屋土地全部“收买”建造营房；借口“旧司令部将倾”、“大悲阁将塌”，即行拆卸……“屋主在者，名为收买，实收不及1%，避居内地者，或契据不全者，则没收不给分文”。

　　2．包办统制。日本侵略者除了以各种名目强占强买，对厦门进行经济掠夺外，还将“日常必需品及各种企业，由台人设公司实行包办与统制”。如粮食由庆发、义泉、茂记（台人经营）三洋行包办；菜果由海南公司（台人经营）、厦门果菜消费社（日人经营）包办；自来水、电灯、电话由福大公司（日人经营）包办；渔业由厦南海上渔业公司（台人经营）包办。金融统制也是侵略者进行经济掠夺的手段之一。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和“劝业银行”先后发行伪币10.99亿元， 使厦门通货膨胀堕入恶性循环，粮食、盐、食油、柴火等生活必需品的市价，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地上涨。由于粮食匮竭，米价暴涨。1945年8月，大米从沦陷前的每担6.40元，涨至53000元，上涨9690倍。同一时期，生油和面粉也分别猛涨1909倍、3676倍。 平民百姓根本买不起大米，多数人只能靠煮食豆饼碎拌野菜、苦苋、树叶、海苔来充饥。加上当时厦鼓两岛山岩尽秃，燃料奇缺，每斤废柴价值好几元，居民只能吃半生不熟的野菜和食物，以致吃后吐泻不止。

　　3．税费盘剥。日伪财政科设四税务分所、一税契局，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据1939年2月12日香港《华字日报》报道，主要有11种盘剥手段。“第一，滥征房铺税；第二，苛征入口税，抽2/10；第三，发行复兴奖券，每张1元；第四，强征印花税，不论机关、商店之货物、薪俸、帐簿、单据，概须贴足印花，否则拘罚；第五，户口捐，每户均须缴纳；第六，清洁捐；第七，钱粮，此乃向东山农民强征，每年先收5分，以后增加；第八，手续费，由鼓至厦，或由厦至鼓，须办一通行证，每张收费5角；第九，牌照费，车辆船只在厦行走，靠岸者概须纳费，烟赌娼等纵任发展，惟须纳重费领照，即牲畜亦须纳巨费；第十，厦鼓轮渡及公共汽车亦系收入之巨项；第十一，罚金，无故拘吾民以处罚巨金”。

　　4．毒化腐蚀。日本侵略者为建立所谓“新秩序”，还不遗余力推行毒化政策。早在厦门沦陷之初的1938年6月，厦门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即指派日籍浪人林济川设立“公卖局”，实行鸦片和食盐的公卖。“公卖局”成立后，为了更多地推销鸦片，又先后组织了福裕、福和、福庆3家鸦片公司。这3家鸦片公司狼狈为奸，在城乡各地开设了大量的烟馆、赌场和妓院，到1939年9月，“厦市烟馆多达132间，仅局口街至大同路即有30余间”。 在市面上，几乎“五家就有一家烟厕”，“十家必有一家娼寮”，“任何一角落都有一二赌场”，“全市乌烟瘴气，俨成人间地狱”。在这些遍布全市的烟馆、赌场、妓院中，规模最大的是位于晨光路的兴南俱乐部和位于思明南路的大千娱乐场。据不完全统计，仅大千娱乐场，在1938年6月到1945年8月的7年多时间里，剥削厦门人民的资财就达200余万美元以上。

　　（四）阴险的文化侵略

　　日军占领厦门后，为了达到长期奴役厦门人民的目的，不但从经济上对厦门人民进行疯狂掠夺，而且想方设法从文化上控制厦门人民。成立于1938年10月3日的所谓“日华亲善”的“共荣会”，就是日伪文化侵略的大本营。该会除直接进行文化侵略外，还兼负领导其他文化侵略机关的责任，福民俱乐部、东本愿寺、鹭江青年会、大乘佛教青年会、旭瀛书院、国际情报社、文艺协会等名目繁多的文化侵略机关都聚集在它的麾下，共同对厦门实施文化侵略。首先，丧心病狂地催毁厦门原有文化基础，如：日军攻占厦门时，就炸毁了厦门大学生物学院、化学院及许多中小学校舍和文化机关。1939年2月，日军将厦门大学及厦门各中学的图书仪器劫走，分装40余箱运往台湾，后又将中山、厦大两大图书馆的全部珍贵藏书变卖一空，使厦门的文化事业遭到空前的浩劫。厦门的文物古迹也难逃厄运，屡遭破坏。在中山公园内镌刻有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的纪念碑被磨灭，宋代抗元民族英雄陈文龙祠被毁为平地；禾山五通宫旁记载南宋幼主在此登陆的“此地曾迎天子辇”石碑及保存于鼓楼社的陆秀夫书“官荣”石刻，也均遭破坏。其次，日本侵略者还以文字、演讲、播音、戏剧、电影、话剧等为宣传工具，大肆宣扬“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等谬论，混淆视听，麻醉人民。厦门沦陷后，厦门原有报馆、教育机构或被封闭或被改组，日伪当局为宣扬“日华共荣”的假象，创办《全闽新日报》、《华南日报》、《新闽报》等报刊，宣称“日人系扶助中国，并非灭亡中国”；再次，推行日语课程，普设日语讲习所、实习学校，强制入学，一般店员、小贩亦不能例外，“企图按部就班地消灭我国文字”。

　　宗教麻醉也是日军推行文化侵略的“得意杰作”，他们不但在舆论上“鼓励民众焚香拜佛，而且积极地兴筑庙宇，崇尚迷信，企图把一班民众推上消极的驯服的路上，供其屠杀，剥削和压迫”。大乘佛教青年会、中华基督教会等，就是对厦门人民进行宗教思想灌输的急先锋。由日本东本愿寺寺僧神田惠云发起成立的大乘佛教青年会，除了举办日语补习班，响应“共荣会”之外，还开设佛化学校，每周循例举行“佛化周”，以及“佛化演讲”，妄图达到使厦门人民“舍弃民族的意识，树中国佛教兴隆之理想，不分日华之国别，共驰参与佛陀大无畏之铁伞下，以教化民众” 的目的，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二

    1938年5月13日，日本侵略者以坚船利炮征服厦门，从此开始对厦门进行殖民统治。在7年多的时间里，侵略者在厦门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使厦门人民饱尝了当亡国奴的辛酸滋味。1945年10月3日，当国民政府赴厦接收厦门时，劫后余生的厦门人民无不欣喜若狂，但他们说出的话却令人心碎：“设日本再延六个月投降，则厦门将无中国人存在！”  7年多的亡国奴生涯，给厦门人民造成的伤害创巨痛深，影响深远。

　　（一）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

　　厦门原为一海岛，“居津沪港菲中心，与台湾一衣带水之间隔，尤为闽西南各县转运之枢纽，航路称便，形势重要，战前商业繁盛，为本省冠” 。但日军登陆后市区十室九空，街道七零八落，从水仙路到厦门港民生路（今民族路）一带，荒凉不堪。日军攻占厦门时避居万石莲寺的僧人文心，在一篇题为《友邦协力建设厦门乐土一周年纪念之感言》的媚敌文章中，竟无意中透露了他亲眼目睹的厦门沦敌时的真实景况：“日本海军登陆之际，厦禾群众，均逃走一空，所谓商停于市，士辍于学，农罢于野，工止于业，有屋无人住，有路无人践……。20余日之后，余从万石莲寺步返南普陀视察之时，一路所见，城市荒凉，不见行人……寂寞之尘环，悲惨异常，墙断扉破，户闭垒残，加之炎日如焚，飞鸟不下，鸡犬亡群……呜呼！惨不忍睹矣！” 事实正是如此，厦门沦陷后，厦门几成死市，再经过侵略者一番“经济提携”、“技术合作”，工厂被占，商铺被夺，财物被洗劫……厦门经济从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彻底沦为侵略者的附庸。

　　（二）文化损失无法弥补

　　日军占领厦门后，为了达到长期奴役厦门人民的目的，对厦门原有文化设施不择手段予以摧毁。陈嘉庚先生倾尽毕生心血创办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就曾饱尝炮火洗礼，以至于到厦门光复时两校皆“千疮百孔，体无完肤”。日本侵略者还将厦门大学及厦门各中学的图书仪器劫走，将中山、厦大两大图书馆的全部珍贵藏书变卖一空，使厦门的文化教育事业惨遭浩劫，造成的损失无法弥补。厦门的文物古迹也未能逃过被破坏的厄运，许多文物古迹被夷为平地，从此消失。

　　（三）心灵创伤难以愈合

　　日本侵略者在厦门肆意烧、杀、淫、掠，给厦门人民造成的心灵 创伤永难愈合。在厦门五通村，60多年来约定俗成每年都有两个村祭日，纪念在抗战期间两次同日死难的亲人和乡亲。5月10日（农历四月十一）是日军在五通登陆的日子，“整个泥金社共被日军杀死30人，东宅社24人，浦口和凤头社共28人，其他村社各有人数不等的死难人数” 。宁静祥和的村庄数小时之内被血腥洗劫得惨不忍睹，满目疮痍，到处残砖颓壁、死尸血迹、凄烟惨雾，嚎哭之声令天地动容。直到如今，每年农历四月十一仍一直是五通村泥金、东宅等社共同哭祭先人的纪念日，善良的人们世代不忘日本侵略者给他们带来的灾难。

　　五通村泥金社还有一个共同的村祭日，即每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一日。1942年7月1日晚，厦门抗日志士向在中山公园举行伪厦门特别市政府成立3周年纪念会的主席台投掷手榴弹。这个事件引起日伪当局相当的恐慌，因而对全市实行大戒严。有一个乡间恶少，为了向日伪当局邀功请赏，竟丧尽天良诬陷公园爆炸事件是泥金社人所为。日伪当局闻讯马上出动大批军警把泥金社包围起来，并冲进村里见一个抓一个，一下子抓走了30多人。这些无辜的农民被关在市区日本警察本部的监牢里，受尽严刑拷打。其中有16个人被认为态度“恶劣”，关到第二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被统统押到五通凤头海滩（解放后这全被称作“万人坑”），在沙滩挖一道深沟，然后把他们一个个砍死在沟里。海水涨潮时，鲜血把海水都染红了。尽管已经事隔60多年，但回忆起这些令人心碎的往事，五通村的村民们仍然眼含泪水，气愤难当。

　　（四）社会风气严重败坏

　　抗战前，日寇即指挥其鹰犬台湾浪人在厦门市内开设赌场、烟馆，打吗啡针，毒害厦门人民。厦门沦陷后，厦门市人烟稀少，百业凋残，一片死寂。为了麻醉厦门人民，营造“繁荣”假象，日伪更加为所欲为，大搞毒化政策，以烟赌妓三种着手，极尽毒化与搜括之能事，以致岛内“烟馆多于商店”，“妓女多于嫖客” 。由于烟赌妓盛行，厦门到处乌烟瘴气，“劫掠敲诈，似已成风” ， “盗贼丛生，抢劫斗杀之事，日有数起”。香港《华字日报》记者目睹厦禾怪象，也不禁慨叹：昔日“光华灿烂之厦禾，已变为鬼蜮世界” ，日伪统治下的厦门，社会风气极度败坏，甚至在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0月2日，厦门市况仍极混乱，“烟赌市场，到处皆是，酒楼旅社间，日台下女妖体迷人，且有以‘玉骨冰霜’美人为伴，刊登广告，吸引顾客者” 。日伪对厦门社会风气的遗害，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