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闽西南)厦门大学总支部旧址位于厦门大学博学楼215室。1949年4月,中共(闽西南)厦门大学总支部成立,支部活动地就设在博学楼二楼。
黎明前的聆听与歌唱
——电话小姐与女地下党员
1949年5月,杨清桂、叶禧、叶卿辉、詹秀云4位女话务员(旧时称为电话小姐),在共产党员刘正坤的教育培养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电话公司成立了党小组。她们在中共(闽西南)厦门大学总支部的直接领导下,肩负起了窃听敌人军事情报的重任。
解放前,厦门的电话公司位于大元路。杨清桂还清楚地记得里面的情景:“机台有2000多个信号灯,有白、红、绿三种颜色,多数是白色,属普通电话,而红色是官方和军队的电话,绿色则是紧急或机密电话。”杨清桂等人要窃听的当然是指示灯为红色和绿色的电话。“总机共有14个座位,分竖坐11人、横坐3人,有两个班长在背后走来走去巡视。公司设有两套监听台,说是为了监听话务员的服务态度,其实是怕共产党员窃听。”
尽管有这样严密的监听和监视,杨清桂她们也有对付的办法。首先是争取更多的值班次数,尤其是值夜班,因为国民党的很多机密电话都是在夜间打的。电话小姐工资高,所以不少人就不爱值夜班,她们宁愿拿出一部分工资请人替班,杨清桂她们就抢着替人值夜班。有话务员生孩子了,她们也争取多替几次。杨清桂她们已记不清在解放前的那几个月究竟窃取了多少情报,只记得她们每四天就要向上级领导汇报一次。
“害怕被发现吗?”记者问杨清桂。
“当然害怕。窃听对于一个话务员来说任何时候都是不允许的,何况是窃取军事情报。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后怕。”杨清桂答道。
“是什么原因让你们一直做下去呢?”
“一种信念,一种为厦门解放多做贡献的信念。”杨清桂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在这信念里头还包含着这样一种想法,想证明女共产党员和男共产党员一样机智和勇敢。”
有一天,电话公司的两名话务员因为被怀疑窃听了情报被捕了,有风声传来,要在电话公司门口枪毙她们,以杀鸡儆猴。杨清桂她们异常紧张,她们同时接到了上级领导的信:“秋天到了,注意身体!”接着,国民党派了三名军官住在电话公司,直接值机,防止军用电话被窃听。杨清桂她们不能像往常那样直接接转了,但她们还是想方设法和敌人斗:“当他们面前的红灯、绿灯亮了,我们就从复式闸口插入,我们一插入,他们就不能立刻应答,接听的时间被拖延了。这样,在国民党溃不成军、告急电话频繁的时候,由于电话被耽误了,敌人与敌人之间互相猜疑,产生矛盾,像狗与狗一样咬起来。”
杨清桂她们还利用电话小姐的身份和国民党官兵“交朋友”,做策反工作,物色发展对象。那时候,有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喜欢夜深人静时在电话上和话务员聊天,特别是在国民党溃败准备撤到台湾时,他们中的不少人不愿意离开故土,心情异常烦闷,杨清桂耐心地聆听他们的倾诉,抓住时机进行策反。
宋志山(现名宋志)就是被她们成功策反的。当时,19岁的宋志山任国民党后勤总机班长,在与杨清桂的电话聊天中,流露出了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而且他极不愿意去台湾。在杨清桂的多次劝说下,宋志山做出了抉择,留在厦门。与此同时,宋志山还动员了全班士兵留在了厦门。厦门一解放,他们就把电话机等设备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此外,杨清桂她们还冒着危险转移、保管了厦大支部的全部书籍,书是由杨清桂和叶禧雇三轮车从厦大运到叶禧和詹秀云家的。她们还经常上街散发传单和传递信件,任务完成后,她们向上级领导汇报的方式是:她们到思明电影院门口,而刘正坤早已等待在对面的慎昌钟表店门口,互相点头示意后,各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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