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闽西南）厦门大学总支部旧址位于厦门大学博学楼215室。1949年4月，中共（闽西南）厦门大学总支部成立，支部活动地就设在博学楼二楼。

黎明前的聆听与歌唱

——电话小姐与女地下党员

1949年5月，杨清桂、叶禧、叶卿辉、詹秀云4位女话务员（旧时称为电话小姐），在共产党员刘正坤的教育培养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电话公司成立了党小组。她们在中共（闽西南）厦门大学总支部的直接领导下，肩负起了窃听敌人军事情报的重任。

解放前，厦门的电话公司位于大元路。杨清桂还清楚地记得里面的情景：“机台有2000多个信号灯，有白、红、绿三种颜色，多数是白色，属普通电话，而红色是官方和军队的电话，绿色则是紧急或机密电话。”杨清桂等人要窃听的当然是指示灯为红色和绿色的电话。“总机共有14个座位，分竖坐11人、横坐3人，有两个班长在背后走来走去巡视。公司设有两套监听台，说是为了监听话务员的服务态度，其实是怕共产党员窃听。”

尽管有这样严密的监听和监视，杨清桂她们也有对付的办法。首先是争取更多的值班次数，尤其是值夜班，因为国民党的很多机密电话都是在夜间打的。电话小姐工资高，所以不少人就不爱值夜班，她们宁愿拿出一部分工资请人替班，杨清桂她们就抢着替人值夜班。有话务员生孩子了，她们也争取多替几次。杨清桂她们已记不清在解放前的那几个月究竟窃取了多少情报，只记得她们每四天就要向上级领导汇报一次。

“害怕被发现吗？”记者问杨清桂。

“当然害怕。窃听对于一个话务员来说任何时候都是不允许的，何况是窃取军事情报。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后怕。”杨清桂答道。

“是什么原因让你们一直做下去呢？”

“一种信念，一种为厦门解放多做贡献的信念。”杨清桂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在这信念里头还包含着这样一种想法，想证明女共产党员和男共产党员一样机智和勇敢。”

有一天，电话公司的两名话务员因为被怀疑窃听了情报被捕了，有风声传来，要在电话公司门口枪毙她们，以杀鸡儆猴。杨清桂她们异常紧张，她们同时接到了上级领导的信：“秋天到了，注意身体！”接着，国民党派了三名军官住在电话公司，直接值机，防止军用电话被窃听。杨清桂她们不能像往常那样直接接转了，但她们还是想方设法和敌人斗：“当他们面前的红灯、绿灯亮了，我们就从复式闸口插入，我们一插入，他们就不能立刻应答，接听的时间被拖延了。这样，在国民党溃不成军、告急电话频繁的时候，由于电话被耽误了，敌人与敌人之间互相猜疑，产生矛盾，像狗与狗一样咬起来。”

杨清桂她们还利用电话小姐的身份和国民党官兵“交朋友”，做策反工作，物色发展对象。那时候，有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喜欢夜深人静时在电话上和话务员聊天，特别是在国民党溃败准备撤到台湾时，他们中的不少人不愿意离开故土，心情异常烦闷，杨清桂耐心地聆听他们的倾诉，抓住时机进行策反。

宋志山（现名宋志）就是被她们成功策反的。当时，19岁的宋志山任国民党后勤总机班长，在与杨清桂的电话聊天中，流露出了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而且他极不愿意去台湾。在杨清桂的多次劝说下，宋志山做出了抉择，留在厦门。与此同时，宋志山还动员了全班士兵留在了厦门。厦门一解放，他们就把电话机等设备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此外，杨清桂她们还冒着危险转移、保管了厦大支部的全部书籍，书是由杨清桂和叶禧雇三轮车从厦大运到叶禧和詹秀云家的。她们还经常上街散发传单和传递信件，任务完成后，她们向上级领导汇报的方式是：她们到思明电影院门口，而刘正坤早已等待在对面的慎昌钟表店门口，互相点头示意后，各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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