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庚阅览室旧址位于厦门大学集美楼二楼,现为鲁迅纪念馆第一展室。1948年夏,厦门大学地下党组织创办了这个以借阅进步书报为主的阅览室。阅览室充分发挥其革命教育阵地的作用,提高了厦大师生及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
嘉庚阅览室
1948年夏,为了广泛深入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并借以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厦门大学地下党组织决定创办一个进步书报阅览室——嘉庚阅览室。
根据党组织指示,嘉庚阅览室在学校训导处进行了登记,而且用爱国华侨领袖、厦门大学创办人陈嘉庚先生的名字命名。这不仅表示了进步学生对这位爱国华侨领袖的尊敬,也是为了便于进行合法斗争。阅览室设在厦大集美楼二楼左侧的一间大教室里,陈列的书刊是“兼容并蓄”。为了迷惑敌人,还有意地将臭名远扬的反动报纸,如《中央日报》、《救国日报》之类摆在显著的位置。进步书籍的陈列与借阅都经过精心的安排,例如把《观察》、《时与文》等中间或中间偏左的合法刊物也在不太显著的地方公开陈列。而对进步的、已被查禁的刊物如《延安文献》、《群众》和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则用书皮加以伪装,不盖图章,不公开陈列,通过党员发动进步学生来秘密借阅。
嘉庚阅览室的创办,受到厦大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进步书刊。
在校内,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辩论:
“你说要建国,试问什么是国家?”
“国家是包含领土、人民、主权等三要素的团体。”
“那么,我们岂不是早已有了国家。还要建什么国?”
“我说的是要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
“那么,希特勒德国算不算富强的国家?”
“我说的是要建立富强而民主的国家。”
“什么叫民主?美国是不是民主的国家?”
“美国当然是民主的国家。”
“为什么美国政府又帮助蒋介石打内战?难道这是美国人民的主意?”
“这,……我讲不清楚。那么你来说说看,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主?哪里有民主?”
“我也说不清楚,我只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找到真理……”
于是辩论的双方就带着这个问题进入了嘉庚阅览室,去寻求真理。
但是国民党特务不久后就嗅出了嘉庚阅览室有“异样”的气味,并开始下毒手了。
一天,几个特务气势汹汹地突然闯进了嘉庚阅览室,管理员还来不及转移进步书刊,就被他们抢去了几本“违禁”的书刊。
“你们为什么陈列禁书,宣传共匪反动言论?”一个特务指着被他们抢去的进步书刊说。
“我们要告你违反戡乱法!”另一个特务威胁地说,并扬言要查封嘉庚阅览室。
正在这时,党领导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和一些进步学生赶到了,于是立刻爆发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你们为什么要查封嘉庚阅览室?”
“因为它陈列禁书,宣传反动言论!”
“有什么证据?”
“你看,这不是?”一个特务指着手中的几本《群众》理直气壮地说。
“那是你们带进来的,嘉庚阅览室的书刊都有图章,你那个刊物有没有图章?如果没有,就是你们带进来的!”学生自治会主席说。
“什么?你们想抵赖!”特务一边说,一边不由自主地看一下手中的书刊。使他们大为惊讶的是,书上竟然真的没有盖图章。
这时围观的学生越来越多了,有人对特务的暴行十分气愤,高喊:“把他们的暴行照下来!”特务们见势不妙,只好退兵。“我们到办公室去报告校长,我们一定到法院去告你们!”边说边灰溜溜地走了。围观的进步学生报以一片嘘声。
斗争证明了党组织的远见。
事情发生后,虽然特务不敢公开起诉,但国民党当局还是蛮横地封闭了嘉庚阅览室。
斗争当然不会因此终止。
不久,各系都办起了自己的图书阅览室,书是由同学们捐集的,同学们去自办的阅览室比去学校图书馆还积极。为什么?从人们在阅览室中相遇时彼此炽热而信任的目光中就可以得到答案。墙报上“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的讨论、“资本家为什么会富”的讨论,以及许多新颖论点的出现也是一种解答。人们看着墙报,就不禁会想到这些新论点是从哪里来的。这真是: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邹永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