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庚阅览室旧址位于厦门大学集美楼二楼，现为鲁迅纪念馆第一展室。1948年夏，厦门大学地下党组织创办了这个以借阅进步书报为主的阅览室。阅览室充分发挥其革命教育阵地的作用，提高了厦大师生及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

嘉庚阅览室

1948年夏，为了广泛深入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并借以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厦门大学地下党组织决定创办一个进步书报阅览室——嘉庚阅览室。

根据党组织指示，嘉庚阅览室在学校训导处进行了登记，而且用爱国华侨领袖、厦门大学创办人陈嘉庚先生的名字命名。这不仅表示了进步学生对这位爱国华侨领袖的尊敬，也是为了便于进行合法斗争。阅览室设在厦大集美楼二楼左侧的一间大教室里，陈列的书刊是“兼容并蓄”。为了迷惑敌人，还有意地将臭名远扬的反动报纸，如《中央日报》、《救国日报》之类摆在显著的位置。进步书籍的陈列与借阅都经过精心的安排，例如把《观察》、《时与文》等中间或中间偏左的合法刊物也在不太显著的地方公开陈列。而对进步的、已被查禁的刊物如《延安文献》、《群众》和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则用书皮加以伪装，不盖图章，不公开陈列，通过党员发动进步学生来秘密借阅。

嘉庚阅览室的创办，受到厦大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进步书刊。

在校内，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辩论：

“你说要建国，试问什么是国家？”

“国家是包含领土、人民、主权等三要素的团体。”

“那么，我们岂不是早已有了国家。还要建什么国？”

“我说的是要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

“那么，希特勒德国算不算富强的国家？”

“我说的是要建立富强而民主的国家。”

“什么叫民主？美国是不是民主的国家？”

“美国当然是民主的国家。”

“为什么美国政府又帮助蒋介石打内战？难道这是美国人民的主意？”

“这，……我讲不清楚。那么你来说说看，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主？哪里有民主？”

“我也说不清楚，我只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找到真理……”

于是辩论的双方就带着这个问题进入了嘉庚阅览室，去寻求真理。

但是国民党特务不久后就嗅出了嘉庚阅览室有“异样”的气味，并开始下毒手了。

一天，几个特务气势汹汹地突然闯进了嘉庚阅览室，管理员还来不及转移进步书刊，就被他们抢去了几本“违禁”的书刊。

“你们为什么陈列禁书，宣传共匪反动言论？”一个特务指着被他们抢去的进步书刊说。

“我们要告你违反戡乱法!”另一个特务威胁地说，并扬言要查封嘉庚阅览室。

正在这时，党领导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和一些进步学生赶到了，于是立刻爆发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你们为什么要查封嘉庚阅览室？”

“因为它陈列禁书，宣传反动言论！”

“有什么证据？”

“你看，这不是？”一个特务指着手中的几本《群众》理直气壮地说。

“那是你们带进来的，嘉庚阅览室的书刊都有图章，你那个刊物有没有图章？如果没有，就是你们带进来的！”学生自治会主席说。

“什么？你们想抵赖！”特务一边说，一边不由自主地看一下手中的书刊。使他们大为惊讶的是，书上竟然真的没有盖图章。

这时围观的学生越来越多了，有人对特务的暴行十分气愤，高喊：“把他们的暴行照下来！”特务们见势不妙，只好退兵。“我们到办公室去报告校长，我们一定到法院去告你们！”边说边灰溜溜地走了。围观的进步学生报以一片嘘声。

斗争证明了党组织的远见。

事情发生后，虽然特务不敢公开起诉，但国民党当局还是蛮横地封闭了嘉庚阅览室。

斗争当然不会因此终止。

不久，各系都办起了自己的图书阅览室，书是由同学们捐集的，同学们去自办的阅览室比去学校图书馆还积极。为什么？从人们在阅览室中相遇时彼此炽热而信任的目光中就可以得到答案。墙报上“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的讨论、“资本家为什么会富”的讨论，以及许多新颖论点的出现也是一种解答。人们看着墙报，就不禁会想到这些新论点是从哪里来的。这真是：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邹永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