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疆”题刻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515号南普陀寺后山岩石上。该题刻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台湾爱国人士李友邦率师返回台湾途经厦门时所留题。
李友邦与“复疆”题刻
南普陀寺后山有众多石刻,其中“洗心池”对面岩石上的“复疆”题刻尤为引人注目,这是台湾同胞李友邦于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时,在厦门亲笔题写的。看着这块题刻,不禁使人耳边回响起数十年前的战歌——《台湾义勇队队歌》和《台湾少年团团歌》。
这两首歌的词作者李友邦,1906年4月10日生于台北县芦洲乡李氏望族。李氏祖籍泉州府同安县兑山村(今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兑山村)。李友邦出生之时,正是日本为加强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之时。李氏家族不满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在家庭教育中始终不忘教授汉文,使祖国文化在家族中传承,并要求子女遵奉忠孝爱国的家风,不做忘祖忘国的“顺民”。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李友邦从小就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
1918年,李友邦小学毕业后考入台北师范学校,在学期间,他积极参加抗日运动,被日据台北师范开除学籍。之后他又遭到日寇通缉,不得不逃离台湾前往大陆,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就读,继续为抗日、为解放台湾而奋斗。
抗战爆发后,李友邦于1939年2月在浙江金华创建了台湾义勇队——一支由在大陆的台胞组成的武装团体,后又组织了台湾少年团,辗转于闽浙一带,宣传抗日救亡,开展巡回医疗服务,对敌进行政治瓦解和搜集敌伪情报等。1943年,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总队对日本占领下的厦门,展开了3次军事行动:第一次是6月17日,台湾被日本占领40周年屈辱日。那天白天,义勇队突击队员化装成游客或走亲访友的民众,到了晚上,都迅速集中于日本经营的兴亚院附近,一声令下,突击队员向兴亚院投掷了数百枚炸弹,兴亚院顿时一片狼藉。日本侵略军调兵遣将前往救火,厦门市内秩序大乱。突击队乘此机会,散发抗日宣传单,吓坏了日本强盗,大长了抗日民众的声威。
第二次是6月30日,离第一次成功袭击兴亚院仅13天。由于日本侵略军在市内戒备森严,义勇队就选择虎头山日本海军油库作为攻击目标。是夜,突击队在熟悉地形的队员带领下,悄悄地向油库逼近,投去了数十枚炸弹。顷刻间,油库燃起熊熊大火,爆炸声震动了整个厦门。日本侵略者惊恐万状,厦门人民拍手称快。
第三次是7月1日,即成功攻击油库后的第二天。日本侵略者硬着头皮按期举行伪市政府成立3周年大会,以示“武运长久”。突击队员趁热打铁,埋伏在会场周围,从不同角落向会场投掷手榴弹数十枚,当场毙伤敌伪数十人,大捷而归。
在厦门袭击敌伪的三次胜利,充分证明了台湾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对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正如《台湾义勇队队歌》所唱的:“保卫祖国,解放台湾”,也点明了李友邦“复疆”题刻的宗旨。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李友邦派遣台湾义勇总队回台湾,维护台胞安全,维持台湾秩序,保护敌伪留置物资,摧毁由日本军方策动的台湾士绅“独立”运动,担当重建台湾的重担。1946年,国民党当局却解散了立下汗马功劳的台湾义勇队。1947年2月,台湾人民不满国民党政府当局,爆发了二二八起义。国民党军队大举清乡时,李友邦被押解到南京,经夫人严秀峰奔赴南京营救,才得以释放回台。1949年4月,碍于陈诚力请,李友邦勉强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由于力谏释放当时在押的二二八起义的政治犯,得罪了国民党当局。1950年2月18日,李友邦夫人严秀峰以“参加中共组织”罪名被判15年徒刑。1951年11月,国民党当局又以“参加中共组织,在台掩护中共地下人员,意图颠覆政府”之罪名,判处李友邦死刑。1952年4月22日凌晨3时许,在狱中身患重病的李友邦,被人用担架抬押至台北新店郊区。毕生为民族复兴而战斗、守正不阿的战士李友邦倒在了血腥的枪口下。
(林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