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疆”题刻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515号南普陀寺后山岩石上。该题刻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台湾爱国人士李友邦率师返回台湾途经厦门时所留题。

李友邦与“复疆”题刻

南普陀寺后山有众多石刻，其中“洗心池”对面岩石上的“复疆”题刻尤为引人注目，这是台湾同胞李友邦于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时，在厦门亲笔题写的。看着这块题刻，不禁使人耳边回响起数十年前的战歌——《台湾义勇队队歌》和《台湾少年团团歌》。

这两首歌的词作者李友邦，1906年4月10日生于台北县芦洲乡李氏望族。李氏祖籍泉州府同安县兑山村（今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兑山村）。李友邦出生之时，正是日本为加强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之时。李氏家族不满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在家庭教育中始终不忘教授汉文，使祖国文化在家族中传承，并要求子女遵奉忠孝爱国的家风，不做忘祖忘国的“顺民”。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李友邦从小就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

1918年，李友邦小学毕业后考入台北师范学校，在学期间，他积极参加抗日运动，被日据台北师范开除学籍。之后他又遭到日寇通缉，不得不逃离台湾前往大陆，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就读，继续为抗日、为解放台湾而奋斗。

抗战爆发后，李友邦于1939年2月在浙江金华创建了台湾义勇队——一支由在大陆的台胞组成的武装团体，后又组织了台湾少年团，辗转于闽浙一带，宣传抗日救亡，开展巡回医疗服务，对敌进行政治瓦解和搜集敌伪情报等。1943年，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总队对日本占领下的厦门，展开了3次军事行动：第一次是6月17日，台湾被日本占领40周年屈辱日。那天白天，义勇队突击队员化装成游客或走亲访友的民众，到了晚上，都迅速集中于日本经营的兴亚院附近，一声令下，突击队员向兴亚院投掷了数百枚炸弹，兴亚院顿时一片狼藉。日本侵略军调兵遣将前往救火，厦门市内秩序大乱。突击队乘此机会，散发抗日宣传单，吓坏了日本强盗，大长了抗日民众的声威。

第二次是6月30日，离第一次成功袭击兴亚院仅13天。由于日本侵略军在市内戒备森严，义勇队就选择虎头山日本海军油库作为攻击目标。是夜，突击队在熟悉地形的队员带领下，悄悄地向油库逼近，投去了数十枚炸弹。顷刻间，油库燃起熊熊大火，爆炸声震动了整个厦门。日本侵略者惊恐万状，厦门人民拍手称快。

第三次是7月1日，即成功攻击油库后的第二天。日本侵略者硬着头皮按期举行伪市政府成立3周年大会，以示“武运长久”。突击队员趁热打铁，埋伏在会场周围，从不同角落向会场投掷手榴弹数十枚，当场毙伤敌伪数十人，大捷而归。

在厦门袭击敌伪的三次胜利，充分证明了台湾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对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正如《台湾义勇队队歌》所唱的：“保卫祖国，解放台湾”，也点明了李友邦“复疆”题刻的宗旨。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李友邦派遣台湾义勇总队回台湾，维护台胞安全，维持台湾秩序，保护敌伪留置物资，摧毁由日本军方策动的台湾士绅“独立”运动，担当重建台湾的重担。1946年，国民党当局却解散了立下汗马功劳的台湾义勇队。1947年2月，台湾人民不满国民党政府当局，爆发了二二八起义。国民党军队大举清乡时，李友邦被押解到南京，经夫人严秀峰奔赴南京营救，才得以释放回台。1949年4月，碍于陈诚力请，李友邦勉强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由于力谏释放当时在押的二二八起义的政治犯，得罪了国民党当局。1950年2月18日，李友邦夫人严秀峰以“参加中共组织”罪名被判15年徒刑。1951年11月，国民党当局又以“参加中共组织，在台掩护中共地下人员，意图颠覆政府”之罪名，判处李友邦死刑。1952年4月22日凌晨3时许，在狱中身患重病的李友邦，被人用担架抬押至台北新店郊区。毕生为民族复兴而战斗、守正不阿的战士李友邦倒在了血腥的枪口下。

（林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