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厦门共青团组织的诞生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上海举行。中共四大和共青团三大都提出要在全国建立和发展地方组织，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在这次团代会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此之前，集美师范学校在罗明和李觉民的推动下，经过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组织革命协进社等进步团体，为建立团组织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1925年6月初，共青团广东区委候补委员蓝裕业遵照共青团广东区委的指示，以国民会议促进会代表的身份来到集美学校。他根据已提前于5月初毕业离校的罗明所提供的名单，同尚在集美师范学校的李觉民取得联系。蓝裕业也是广东大埔县人，在潮州金山中学念书时，与罗明相识。罗明到集美读书后两人仍保持通信联系。此前，李觉民也曾得到团中央指示，要他“速即训练进步分子，成立本团的健全的支部”。
蓝裕业来到集美后，李觉民立即配合他工作，并详细介绍了革命协进社100多名会员的情况。蓝裕业根据罗明、李觉民的介绍，从进步青年中首批吸收了李觉民、罗扬才、刘端生、邱泮林、罗良厚、罗贤开、罗调金7人为共青团员。1925年6月，蓝裕业召集全体团员在集美师范学校开会，成立厦门地区第一个共青团支部，选举李觉民为支部书记。这个支部直属共青团广东区委领导。
共青团厦门支部建立后，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领导，组织以“热血之精神，为救国之牺牲”为宗旨的演讲活动，借以发动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团支部除了在市区发展团员外，还派人到同安城关、马巷、新店等地发展团组织，壮大团员队伍。
随着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厦门地区共青团组织逐渐将工作中心从集美转移到厦门岛内。为了加强对共青团厦门支部的领导，同年秋，共青团广东区委召李觉民到广州“详加指导”。李觉民回到厦门后，根据共青团广东区委的指示，将共青团厦门支部改为共青团厦门特别支部。
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上街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的暴行，帝国主义巡捕逮捕了100多名学生。当天下午，上海各界群众数千人到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又遭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造成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义愤。厦门的青年学生同仇敌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开始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随着反帝爱国斗争的日益发展，马克思主义已日益为厦门进步青年所接受，并逐步运用到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去，而厦门进步青年的思想觉悟也在实际斗争中不断提高。在厦门地区建立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条件日益成熟了。
二、创建厦门第一个中共支部
厦门党组织的建立，得从罗扬才和李觉民加入中国共产党说起。
1925年11月，共青团员、厦门大学学生罗扬才以厦门大学学生代表身份，到广州出席广东地区学联代表大会。罗扬才的到来，得到共青团广东区委的关注。时任共青团广东区委宣传干事的罗明对罗扬才的政治觉悟和活动能力已有了解，认为可以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他向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杨善集介绍了罗扬才的情况。杨善集接受了罗明的建议，在会议期间由杨善集和罗明介绍，广东学代会中共支部吸收罗扬才为中共党员，这是厦门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共青团厦门支部书记、时任国民党厦门党部执委的李觉民，代表厦门党部出席此次代表大会。此前，他曾经到广州接受共青团广东区委的指导，团区委书记杨善集对李觉民也很关注，便同罗明一起作为李觉民的入党介绍人将他介绍给国民党二大的中共支部，由大会支部吸收李觉民加入共产党。这样，继罗扬才之后，厦门又多了一名共产党员。
中共广东区委非常关心厦门的革命事业，希望能尽快在厦门地区建立党组织。鉴于党章规定要有3名党员才可成立支部，因此便决定把广东大学学生、共产党员罗秋天转学到厦门大学读书，并嘱咐他到厦门后，尽快把党支部建立起来。
罗秋天与罗扬才都是广东省大埔县人，他来到厦门大学后，很快就同罗扬才取得了联系。
此时就读厦门大学的罗扬才，住在厦大囊萤楼111室。1926年2月的一天，罗秋天与罗扬才、李觉民3名中共党员，相约在罗扬才的宿舍聚会。这次聚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商谈成立党支部问题。罗秋天首先传达了他来厦门时中共广东区委的交代，希望尽快把厦门党支部建立起来。经过一番议论，3人一致拥护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即日成立中共厦门大学支部，推举罗扬才为支部书记。
就这样，福建省第一个党支部在厦门大学诞生了。
共青团支部与中共支部相继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厦门革命事业的发展。由此点燃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迅猛地向闽南、闽西地区蔓延、扩大。
三、成立中共厦门特别支部
共青团厦门支部和中共厦门大学支部成立之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26年2月底，罗明以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来到厦门，一面为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学员，一面帮助新建的团支部和党支部开办训练班，培养骨干分子，向他们讲述工农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的工作方法，提高党团员的政治水平。罗明所开办的党团员训练班，有效地帮助厦门党团组织打开了工作局面。在经过教育培养的基础上，从学生、工人、农民和国民党左派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有刘端生、邱泮林、刘大业、柯子鸿、阮山、严子辉、巫玉霞（女）等16人。
到1926年4月，厦门地区共有党团员43人。遵照上级指示，成立了党团员混合的共青团厦门特别支部干事会，由在广州加入中共，后由中共广东区委派回厦门工作的阮山任特支干事会书记，李觉民任组织委员，罗扬才任学运委员，刘大业任宣传委员。罗明以广东区委特派员身份，参加特支的领导工作。
5月，特支干事会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各地实行“党团分化”的指示精神，成立了中共厦门特别支部干事会，改组了共青团特别支部干事会。中共厦门特别支部干事会由阮山任书记，刘大业任宣传兼组织委员，罗扬才任学运委员，严子辉任农运委员，柯子鸿任工运委员。改组后的共青团特支干事会由罗扬才任书记，黄清淮任组织委员，陈祖华任宣传委员，庄醒民任学运委员。此时，厦门地方党组织仍隶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改组后的中共厦门特别支部，加强了对工农和学生运动的领导，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发展。
厦门实行党团分化之后，阮山前往广州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工作。遵照广东区委指示，阮山调离厦门回到永定开展革命活动。罗明在厦门期间，在中共厦门特别支部和设在厦门的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帮助下，招收了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9名学员，他们是平和县的朱积垒，龙岩县的郭滴人、陈庆隆、朱文昭、李联星，永定县的胡永东，诏安县的黄昭明，上杭县的温家福和王奎福。在厦门招收的9名农讲所学员（大部分是集美学校学生）学习结束回到各地后，积极开展农民运动，成为闽西、闽南地区农民运动的骨干。
四、工农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
中共厦门地方组织建立后，在进行组织与思想建设的同时，广泛联系群众，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进一步把厦门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新高潮。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厦门的工农运动、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党团组织及广大党团员也在运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遵照党的决定，罗扬才、杨世宁、柯子鸿等一批党员深入到工厂、码头工人群众中去，办夜校、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经过他们艰苦细致的工作，先后在海关、电器、码头、船坞、机器等行业中，建立了秘密或半公开的工会组织，并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党团员。如太古码头的搬运工人，经常到同文路的工人俱乐部听革命宣传，接受革命道理。码头工会负责人柯子鸿团结广大码头工人，组织宣传员到鹭江道一带开展革命宣传，启发工人团结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共产党员严子辉则到郊区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为反对剥削压迫而斗争。厦门大学和中山中学，分别建立了学生会组织，把学生组织起来。1926年3月，厦门共青团组织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在《党声周刊》上刊出三八特号，提出“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禁养童养媳”、“严禁纳妾”和“禁止缠足”等口号，深受广大妇女欢迎和拥护。共青团组织还通过道南女子中学校长王光惠（国民党左派），筹备成立福建妇女解放协会，推动厦门地区妇女运动的开展。
1926年底，以反对外国殖民主义对中国文化侵略为中心的“非基运动”，在罗扬才等人的发动和领导下广泛地开展起来。厦门学生联合会与集美师范学校创办的《厦门学生》、《集师学生》同倾向进步的《江声报》和《厦声报》互相呼应，形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向帝国主义者猛烈开火。为了响应全国非基督教总同盟的号召，厦门党组织决定将12月21日至27日作为“非基运动周”，要求加倍努力开展“反对基督教——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活动。罗扬才、杨世宁等人领导成立的厦门反基督教大同盟，于12月24日和25日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活动。12月25日上午在浮屿角和鼓浪屿河仔墘举行的集会，把厦门的“非基运动”推向高潮。他们喊出“反抗文化侵略，反抗基督”、“打倒帝国主义”和“捣毁一切文化侵略的工具”等口号，又作出了《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六点决议》。在此期间，厦门反基督教大同盟得知一艘运载一批天主教育婴堂儿童的轮船将从福州驶往厦门。为了营救这批儿童，罗扬才发动工人，在轮船抵达太古码头时，迫使有关国家领事把儿童交出来，取得了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