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厦门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合作的意见，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决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规定“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于全中国”。大会还规定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孙中山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排除重重障碍，坚持改组国民党，于1924年1月在广州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立三等20余名共产党员出席了国民党一大。有10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这次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形成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1924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但国共仍保持合作局面。中共厦门地方组织和共青团组织遵照中共广东区委指示，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李觉民、罗扬才等人先后参加了设在厦门的国民党福建省临时党部青年部和工人部工作，开展青年和工人运动，李觉民、罗扬才和阮山还当选国民党福建省临时党部常务委员。此时，左派力量在国民党福建省临时党部中占了优势。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揭开了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的序幕。为了迎接北伐军入闽，厦门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加紧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创办平民夜校、妇女夜校和农民俱乐部，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引导民众加入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和妇女解放协会等群众团体，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

　　同年11月，北伐东路军攻占同安。16日，集美学校学生举行欢迎国民革命军大会，3位北伐军代表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22日，厦门各界成立工商学联合会，并于当天隆重集会，参加人数达3万余人。大会一致通过“拥护国民政府”等6条决议，对北伐军表示欢迎和支持。

　　1927年元旦，在中共厦门地方组织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推动下，厦门召开了各界民众庆祝北伐军胜利大会。会上通过向广东国民政府提出的11条要求和建议。其中有停止预征钱粮，停止征收陋税及一切苛捐杂税；铲除贪官污吏，建设廉洁政府；准许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权；打倒帝国主义在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这些要求，表达了厦门各界民众反帝反封建的迫切愿望和决心。厦门各基层工会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罗扬才以国民党福建省临时党部工人部长的身份上台演讲，号召厦门工人阶级及各界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北伐战争。大会结束后，工人群众列队游行，高呼“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口号。许多群众还踊跃报名参加北伐军。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入闽后，中共厦门地方组织抓住北伐军入闽的有利时机，进一步领导工人群众为改善政治和经济地位而斗争，把大批有觉悟的进步分子团结在党团组织周围。

二、建立中共厦门市委

　　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有力地推动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广东区委鉴于北伐东路军已占领了闽西和漳州等地，决定派在汕头任地委书记的罗明前往漳州成立中共闽南部委，领导厦门、闽南和闽西的革命斗争。

　　1927年1月3日，罗明来到厦门。鉴于原来的中共厦门特支已适应不了厦门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便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在建立中共闽南部委前，先成立了中共厦门市委。罗秋天（罗若雪）任市委书记，罗扬才任组织部长，吴世华任宣传部长，杨世宁任工运委员，颜泗任农运委员，柯子鸿为市委委员。

　　中共厦门市委建立后，积极地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党员。除了原有的厦门大学支部、集美小学支部、禾山支部、大中支部外，又在工人中建立了丰平轮、丰庆轮、起落货、电气、邮务、印务、罐头、油漆、酒楼、集美工人等支部，共有党员近100人。市委成立后，派遣共产党员李松林和彭友圃随北伐军到同安、泉州一带筹建党的组织。1927年1月，由彭友圃、洪天锡、邹鲁、许英宗、彭甘杏、洪宗涂、彭再添7名共产党员，在马巷成立中共同安支部。共产党员邱泮林、李肇是被派到国民党同安县党部任职。

　　中共厦门市委的成立，标志着厦门的革命事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尤其是市委重视在工人和农民中建党，促使厦门地区的工农运动持续高涨。1927年初，在厦门市区称为“罢山罢海”的加薪运动，规模空前，声势浩大，均取得了胜利。其中邮电工会在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掀起了“收回邮政主权”的反帝浪潮，与帝国主义者展开坚决斗争。在发表反帝宣言中提出“驱逐帝国主义走狗”、“收回邮政管理权”等斗争口号，并结合经济斗争，提出增加工资、患病给病假、因公致残致死应发抚恤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会职员不得随意调动，开除工会会员须经工会调查等要求。当邮务当局拒绝邮务工会的要求时，邮务工会立即成立罢工委员会，于3月4日实行总罢工，迫使邮务当局让步，允许工人工资每月增加3至10元。又如厦门邮局监理刘翼堂，依仗帝国主义者权势欺压工人、仇视工会组织，并进行破坏活动，激起邮务工人的愤慨，邮务工会发表“驱刘宣言”并于3月20日罢工一天以示反抗决心，邮电局长无法袒护，只好将刘翼堂调离。

　　中共同安支部成立后，在市委的领导下，领导农民开展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并着手建立农民协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同安支部在沙美、窗东、蔡浦、洪厝、许厝、黄厝、彭厝等村建立了农会。1927年3月，同安农民协会在马巷启智学校成立，彭友圃任委员长。同安农民协会拥有会员2000多人，还建立了一支3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

三、成立厦门总工会

　　自从厦门有了地方党团组织之后，工人运动便蓬勃地开展起来。1926年底，中共厦门地方组织就着手进行有关成立厦门市总工会的筹备工作。1927年1月上旬中共厦门市委成立后，立即把成立总工会摆上议事日程，于同月20日召开会议研究筹备事宜。

　　1927年1月24日晚，厦门总工会（筹备会）成立，地点在大同路土堆巷68号。这座三层高的红砖楼，这天从早到晚，前来祝贺的人川流不息，工人兄弟喜气洋洋相互祝贺工人阶级自己组织的诞生。

　　成立大会会场设在二楼中厅，厅里整齐地排列着100多张两人坐的木制条凳，墙上挂满各基层工会送来的贺匾，其中刻有“劳工神圣”的木匾挂在大厅中间。参加大会的有各基层工会派来的代表200多人。出席大会的还有全体筹备委员。厦门学生联合会、厦门农民协会、厦门商民协会等团体也派出代表列席大会。

　　大会由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长吴世华主持，中共厦门市委组织部长罗扬才和工运委员杨世宁先后讲话。他俩着重阐明组织工会的重要性，指出不组织工会就没有力量，要解放只有靠自己，自己才能解放自己。学联代表颜泗、农民代表严子辉对总工会的成立也表示了热情洋溢的祝贺。

　　大会通过了总工会章程，选出30多名总工会委员，选举罗扬才为委员长，杨世宁为副委员长，吴世华为秘书长，粘文华为组织部长，柯子鸿为宣传部长。

大会在“劳工神圣”的口号声中结束。

　　大会之后，总工会建立了工人纠察队，有队员约300人。这些队员由工厂负责，大厂2人，小厂1人，由柯子鸿任队长。

　　1927年1月总工会成立时，厦门基层工会只有23个，会员1万余人。到同年4月，基层工会增至30多个，会员增至2万余人。

　　厦门总工会（筹备会）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共厦门市委的领导下，厦门的工人阶级已经广泛地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

四、四九反革命事变和大革命的失败

　　正当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北洋军阀势力分崩离析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和利诱下，中国的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国民党右派代表蒋介石开始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7年3月底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举行了一连串秘密的反共会议。在4月2日召开的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公然提出弹劾共产党，攻击共产党“谋逆昭著”，要求“出以非常之处置”，立即向共产党开刀。

　　在福建，蒋介石的亲信何应钦率领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入闽后，一方面网罗福建的大小地方军阀扩充自己的势力，一面对国民党右派方声涛、谭曙卿委以重任，加紧扩展福建的反革命势力，并以此掌握全省军政大权。1927年4月初，福建的国民党右派紧跟右派头子蒋介石，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并作出三项决定：在各地召开“拥蒋护党”大会；逮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会、农会领导人；拿出3万元专款作为清党运动经费。厦门地区的国民党右派也蠢蠢欲动，公开制造恐怖气氛，以李汉青为首的右派势力，到处扬言“要干掉罗扬才”、“如果罗扬才愿意放弃总工会，离开厦门，可以送他10万元”，对罗扬才进行威胁利诱。由国民党右派许春草控制的厦门建筑工会，公然宣布不接受厦门总工会的指导，公开与之分庭抗礼。

　　1927年4月初，中共闽南部委书记罗明接到海澄县国民党左派人士陈剑垣送来的一份台湾日文报纸，其中刊登了一篇题为《蒋介石即将发动反共政变》的文章。通晓日文的翁泽生（漳州党支部创始人、闽南部委商青书记）将文章翻译了出来，罗明看后联想到自己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周恩来曾告诫他要警惕资产阶级新右派叛变革命和突然袭击一事，决定召开部委专门会议研究对策，并秘密通知各市、县党组织，提高警惕，严加防范。

　　中共厦门市委接到通知后，随即召集罗扬才、颜泗和各党支部书记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作出两点决议：（一）总工会转为秘密活动，各基层工会只留会址，请党外同志在那里照应门面，开会则到工厂或船上去开；（二）如果反动派封闭总工会或抓捕我们的人，则实行水陆全体总罢工3天。会后，罗扬才、柯子鸿等总工会领导人立即着手加强工人纠察队，准备以革命武装对付反革命的突然袭击。

　　1927年4月9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前三天，厦门的国民党右派奉命发动了反革命事变，首先向厦门总工会开刀。

　　4月8日晚，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接到福州代总指挥谭曙卿电令，宣布全省戒严。9日凌晨3时许，福建全省政治会议和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又急电命令厦门国民党右派势力，将厦门的“共党分子”看管起来，并立即在厦门全岛实行戒严。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接到命令后，马上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并召见国民党厦门市党部筹备处主任李汉青，商议解决国民党左派的办法。随后，林国赓一面在厦门市区布满军警，实行戒严；一面指使思明县政府侦察队长林明、警察局长胡震率领侦察队、驳壳队100余人，于上午8时许，包围了土堆巷68号厦门总工会（筹备会），逮捕了住在那里的总工会委员长罗扬才、副委员长杨世宁和厦门学联负责人之一黄埔树，把他们关押在海军司令部内。与此同时，还逮捕了共产党员江淮三、陈细凤，农运委员严子辉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吴昆元等。

　　同一天，国民党右派许春草所控制的厦门建筑工会，在厦门浮屿角召开所谓厦门各界“拥蒋护党”大会。会议通过了“惩办厦门‘捣乱分子’陈文总（兴泉永政治监察委员）、陈卓凡（漳州政治监察委员）、罗扬才、杨世宁、黄埔树、卢汉兴、张扬波、柯子鸿、傅学礼、颜泗、陈清辉、蔡志信、许世中、吴昆元”等5项决议，并向蒋介石、国民党厦门市党部筹备处及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通电请愿。会后，国民党右派以厦门总工会不参加大会为罪名，搜查了厦门总工会，并封闭了厦门学生联合会。

　　厦门工运领袖罗扬才、杨世宁等同志被捕后，中共厦门市委立即组织力量营救。柯子鸿、粘文华、颜泗等同志召开厦门总工会委员紧急会议，传达市委指示。当天下午，码头工人等16个基层工会代表和四五百名工人，高举盖有各基层工会公章的请愿书，在工运领导人柯子鸿、粘文华等同志率领下，冒着倾盆大雨，不顾海军警备司令部的戒严令，从馆仔内（今大同路）出发，经民国路前往海军警备司令部请愿。请愿队伍沿途高呼“释放罗扬才、杨世宁、黄埔树”、“拥护孙总理三大政策，恢复工人的权利”、“打倒西山会议派”等口号。队伍到海军警备司令部门口时，请愿人数已增至3000多人。反动军警如临大敌，在司令部门口架起机关枪。为了欺骗群众，林国赓命令军法处长杨庭枢出来会见群众，谎称外面风潮太大，罗、杨、黄在外面非常危险，是为了安全起见代为保护。工人群众立即揭穿了他们的骗局，提出“如果你们是保护罗扬才他们3人，就叫他们3人出来让我们看看”。杨庭枢无言以对，表示可由请愿队伍派5名代表进去探望。代表们出来后，向请愿队伍报告了被捕同志受囚禁的情形，并向群众发表演说。工人群众的抗议活动持续了一个下午。代表们的演说使国民党右派惶恐不安，又恼怒万分，当晚，军警又拘捕了5位代表中的3人。第二天，3人中有2人被杀害，另一人被驱逐出境。国民党右派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4月9日这一天，由于罗扬才等人被捕，厦门爆发了全市性的大罢工，其中报馆印刷工人的罢工行动，造成厦门当天没有报纸出版。10日，在中共厦门市委的领导下，厦门店员工会、厦门商会等20多个团体联合登报，要求保释罗扬才、杨世宁等人，并派代表到海军警备司令部交涉，但遭拒绝。交涉未果，全市性的罢工又持续了一天。

　　4月9日晚，中共厦门市委派专人赴漳州向中共闽南部委报告。中共闽南部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变措施，决定派罗明赶赴厦门处理善后事宜。中共闽南部委随即转入秘密状态。

　　4月10日，罗明抵达厦门，与中共厦门市委书记罗秋天等商讨对策，决定通知各支部和工会加强秘密工作，把公开斗争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同时，取消原定举行的全市总罢工，保持内部秘密联系。中共闽南部委还决定改组中共厦门市委，调整市委负责组织、宣传、工委、学委的人员。

　　同一天，林国赓、李汉青指使郭立基、许春草等7人接管厦门总工会（筹备会）。总工会工作人员不畏强暴，拒不移交。右派分子到基层工会接管时也遭到坚决抵制，被工人用扫帚赶出门去。

　　4月11日，为了对付厦门工人群众的抗议和请愿活动，厦门海军司令林国赓发布文告，公然威胁民众在戒严中“绝对禁止集会游行，有不遵者，强制解散。倘有扰乱行动，决以军法从事，不稍姑宽”，并在市区各繁华街道布满军警。那些军警手持“扰乱公安，格杀勿论”的旗帜，海员工会秘书洪平民因在街上作宣传演说，即被枪决。厦门全岛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4月29日，同安国民党右派也召开了“拥蒋护党”大会，开始实行大清党。会后，共产党员洪天锡等被捕牺牲，李松林、辜仲钊、彭友圃、李毅然、洪宗涂、彭再添等同志转移到南同边沿海农村隐蔽了一个时期，后因形势不断恶化，被迫离开同安前往越南河内避难。

　　5月上旬，罗扬才、杨世宁被押往福州，黄埔树由其家属用钱赎回后去南洋。

　　6月2日凌晨，厦门工运领袖罗扬才和杨世宁被杀害于福州鸡角弄刑场。罗扬才就义前，在狱中写信给党组织，“希望各位不要为我悲伤，应该踏着我们的血迹前进！”并表示“为革命而死，我觉得很快乐。”

　　四九反革命事变后，中共闽南部委调整了厦门市委的领导班子，把已经暴露身份的厦门市委书记罗秋天调到闽南部委，由刘端生接任市委书记，继续领导厦门的革命斗争；并派部委妇委书记谢志坚化名骆秋霞到厦门开展妇女工作。

　　在同安县,中共同安支部书记彭友圃等共产党员相继离开同安后,由彭甘杏负责同安地下党的工作 。彭甘杏与彭德清等人贯彻中共闽南部委紧急会议精神，继续领导同安党团组织的活动，坚持地下斗争，使党组织得以逐步恢复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