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委领导成员的调整及市委名称的演变

　　1927年1月，中共厦门市委在革命高潮中建立起来。同年4月9日，国民党右派在厦门制造四九反革命事变，鹭岛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共厦门市委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虽身处革命低潮，但仍然坚韧不拔地开展革命斗争。

　　四九反革命事变前，厦门市委书记是罗秋天。事变之后，中共闽南部委对厦门党组织作了调整。部委书记罗明鉴于罗秋天已暴露身份，不宜留在厦门，便将他调到漳州闽南部委工作，同时把原任部委组织部长兼共青团闽南部委书记的刘端生，调任厦门市委书记。调整后，中共厦门市委常委由刘端生、郑裕德、林树根组成，有执委5人。1928年3月，市委领导班子又作调整。市委书记为吴亚鲁，稍后由肖思一继任，市委秘书（实为秘书长）为苏同仁，另补充李联星为执委，负责工运工作。

　　1927年底，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成立之后，厦门市委名称变化频繁。

　　1928年4月，因形势严峻，设在厦门的福建临时省委暂迁漳州，临时省委决定把中共厦门市委改为中共厦门特委。

　　同年7月，福建临时省委迁回厦门，取消中共厦门特委，厦门各基层组织归省委直管。此为第一次省委直管厦门党组织时期。此时，厦门本岛有集美、大同陶化厂、木业、码头、电气、邮务、印务、驳船、小贩、店员、壳灰等11个党支部，共计110名党员。

同年11月，随着厦门本岛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福建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厦门区委，领导厦门本岛基层党组织及其革命活动。区委书记由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谢汉秋兼任。1929年1月，改由邱泮林任区委书记。

　　1929年2月，因形势发生变化，省委又决定撤销中共厦门区委，对厦门岛的各基层党支部实行第二次直管。

　　同年10月，省委再次决定恢复中共厦门区委。恢复后的厦门区委有黄天送、许英宗、王小乙等执委5人，黄天送任区委书记。厦门区委下辖海员支部、码头支部、建筑支部、马路工人支部、裁缝支部、街道支部、新南支部、中华支部、中山支部、店员支部、禾山中学支部、厦门大学支部、集美学校支部13个支部，共有党员80多人（省直属的士兵、警察等特支不计在内）。

　　1930年1月，省委再次撤销中共厦门区委，厦门各基层党组织又归省委直接领导。这是省委第三次直管厦门时期。

　　1930年6月底，随着厦门白区革命工作的恢复，厦门市区的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为了加强市区党的领导，省委决定不再直接管理厦门的基层党组织，恢复中共厦门市委。

　　同年8月，在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主导下，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要求全国各地的党团组织合并，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随后，厦门地区的党团组织合并为厦门总行动委员会，由黄仲川总负责。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厦门总行委撤销，恢复了原有的党团组织。

二、七二五打盐关

　　1930年5月25日，中共福建省委为了营救被捕在狱的40多名同志，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了厦门破狱，取得了完全胜利。时隔两个月的7月25日，厦门又进行了一次打盐关的军事行动。两次行动，指导思想不同，结果相反。

　　1930年6月间，李立三主持中央政治局，“左”倾冒险错误统治了中共中央。7月25日厦门打盐关，就是在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当时，中共厦门市委决定举行“反对军阀混战”的示威游行，并在游行时袭击厦门盐务查验关（简称盐关），解决经济问题。对于这样重大的行动，市委事先并未向省委请示报告，也没有进行认真研究和充分准备，只是印了一些宣传品在游行时散发。因为保密工作没做好，敌人事先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

　　25日上午，在行动总指挥曾浴沂的指挥下，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包括武装纠察20余人，准时到达盐关附近的厦门港渔行口广场上。此时，广场对面的渔民小学已有国民党军警埋伏在里面。

　　此次行动原计划要抓盐关关长，因事先没有调查清楚此人长得是什么模样，所以，当同志们砸烂盐关的牌子，冲进盐关时，竟让他在武装纠察面前溜走了。

　　行动前几分钟，草仔垵党支部派人赶到设在镇南关（今大生里）的联络站报告，告知发现厦门警察局脚踏车驳壳队20多人在草仔垵集合要赶往盐关。由于此次行动计划不周，袭击盐关的同志行动后就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毫无还手之力。总指挥曾浴沂等4人当场牺牲，傅有智等5人被捕。后来，傅有智在刑场上死里逃生，成了传奇性的人物。

　　7月31日深夜，厦门港渔行口广场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参加打盐关被捕的5名同志中的4个被押赴刑场，其中包括傅有智。在“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呼声中，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后，倒在血泊之中。刽子手们在每具“尸体”旁看看，用脚踢踢，认为已经“完成任务”，便匆匆离开刑场。

　　但是，傅有智没有死。虽然有5粒子弹打在他身上，却没有一枪击中要害，因为流了很多血，他一时昏了过去。那场倾盆大雨把他淋醒了，当他判断刽子手已离开刑场，便忍痛从血泊中站起来，移步到石墙边，靠在墙角把捆绑他的绳子磨断，然后迅速离开刑场。

　　漆黑的夜，滂沱的雨帮了傅有智大忙，他摸黑找到住在厦门港的亲戚。这位亲戚深明大义，看到傅有智满身是血，立即帮他擦拭血迹，包扎伤口，又给他更换衣服。经商议，这位亲戚趁夜深人静把傅有智送到鸿山的一个石洞里隐藏下来，又给他带去一些食物，交代他不是她叫的声音不要出洞。

　　第二天，这位亲戚来到鼓浪屿，找到了傅有智的三嫂，把傅有智所发生的险情告诉她。三嫂惊喜交加，当下商议把傅有智接到她家里治伤。

　　入夜以后，这位亲戚把在石洞里藏了一天的傅有智带到碧山路打石字码头，雇了一条小舢舨把他送到鼓浪屿。因为事先有约，傅的三嫂早就在鼓浪屿大德记附近海边等候接人。

　　傅的三嫂对傅有智照顾有加，不但花重金请医师给他治疗枪伤，而且营养充足，傅有智的身体很快得到康复。

　　一个月后，傅有智从厦门回到安溪，回到革命队伍。他遭枪杀死里逃生的事迹此后在安溪党内和游击队内广为流传。

傅有智及其他牺牲的同志，革命精神是可贵的，令人敬佩；但七二五打盐关的行动，是错误的、失败的。错误、失败的根子就是“左”倾冒险错误思想，值得深刻反思、引以为戒！

三、重建厦门工会组织

　　四九反革命事变后，厦门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通过《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明确指出“职工运动目前的重点，就是真工会与伪工会之战”，要求“各地的党组织与工会，在职工运动受到严重压迫的情况下，应建立秘密组织，注意武装工人以防反革命摧残”。

　　1928年1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厦门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除了调整领导班子等议程外，还根据中央指示制定了《职工运动决议案》。《决议案》对福、厦、漳、泉等城市的工人运动作了全面的分析与部署。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2月24日，中共厦门市委在鼓浪屿英华中学召开厦门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7名工代会执委，组成厦门市工代会执行委员会。

　　大会作出如下决议：（一）反对资本家一切无理的压迫与剥削。（二）积极领导厦门全体工友作减时加资的斗争。（三）要求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之绝对自由权。（四）打倒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中国国民党右派；拥护工农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五）消灭工贼，恢复我们的总工会。

　　工代会的举行，标志着厦门工人阶级从白色恐怖中重新站了起来。

　　1930年4月25日，为贯彻省工代会精神，厦门召开基层赤色工会代表会，筹备成立厦门赤色总工会，并于4月28日发布《厦门总工会宣言》，号召厦门工人阶级发扬四九反革命事变前的团结奋斗精神，为复兴厦门工运而努力战斗。随后又在中华中学礼堂召开有100多位代表出席的赤色总工会代表大会，庄严宣布厦门赤色总工会成立。会议选举执委15人，粘文华当选为委员长，柯子鸿为副委员长，委员有白文庆、曾炎、柯扁、陈维椿、翁进煌、廖其成、傅有智、温彩辉、李淡溪、许梨、林香仔等。厦门赤色总工会下辖15个基层赤色工会，会员总计近千人。公开办公地址位于大同路麦子埕40号，另设秘密办公室在思明南路达华理发店二楼。总工会还成立了武装队，共有队员160人，白文庆任队长，曾炎任副队长。

　　厦门赤色总工会成立以后，在工运领导骨干粘文华、柯子鸿、柯扁、陈维椿、翁进煌、李淡溪等领导下开展了数次有影响的工运斗争，使厦门工人运动逐步走向复兴，并带动了厦门学生运动的发展。

四、建立共青团厦门市委

　　早在1925年6月，厦门就成立了第一个共青团支部，但时至土地革命之后，才建立共青团厦门市委。

　　现在还搞不清楚共青团厦门市委建于何年何月。根据叶飞生平介绍，得知叶飞是1928年5月，由共青团厦门市委书记叶炎煌介绍加入共青团。据此，共青团厦门市委成立的时间当在1928年5月之前。

　　其时，只有14岁的叶飞在厦门省立第十三中学读书。他入团后，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叶启存、郭礽疆、苏绵绵、李复生等人入团，并建立了团支部，任团支部书记。

　　随后，大约是同年11月左右，叶飞参加了团省委在厦门开办的积极分子训练班。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地下工作者，讲授秘密工作的纪律和具体活动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叶飞在训练班结束后，被分配担任共青团厦门区委书记。这个“厦门区委”实际上是“厦门市委”，是遵照中共福建省委指示，跟着中共厦门市委改为中共厦门区委而更改的。

　　根据曾任共青团永定县委书记的胡炽基的回忆，他于永定暴动时被捕，1928年11月间，由他的父亲花500块大洋赎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把他从永定派往厦门工作。他根据罗明介绍，来到厦门省立第十三中学找小叶（即叶飞）。胡炽基回忆说：“小叶当时名叫叶启亨，是厦门团委书记。”“我到厦门后，住在同文中学下来一点的小屋子里，生活费不定期地从小叶处拿到一点，平均一个月就是七八元。有时拿不到钱，就去找同乡、熟人吃饭。平时生活也很艰苦，经常到海口码头一带同黄包车夫一起吃稀饭、烧饼，一顿二三个铜板。”

　　胡炽基到厦门后，协助叶飞专职抓团委工作，着重抓工人、店员中的团员和青工工作。

此时，厦门基层团组织有：

　　陶化大同罐头厂支部，负责人姓骆。

　　草仔垵建筑工人支部，负责人姓李。

　　海员（含汽船、双桨）支部。

　　店员团小组。

　　石印团小组，负责人熊德兰，地点在大马路商务印书馆附近，是团的重要交通站。

　　此外，厦门中学、同文中学、集美中学、厦门大学也有团的组织。

　　全市的共青团员不上100人。

　　1929年10月，胡炽基的哥哥奉父命把胡炽基“绑架”到了新加坡。胡炽基到新加坡后，靠老乡帮助到闽南子弟知行义小学任教。半年后的1930年5月，他用任教积攒下来的钱作旅费回到厦门找团组织。同他接头的是团省委书记董云阁。同年7月，胡炽基任共青团厦门市委书记。

　　胡炽基回厦门不久，正好碰上打盐关。他遵照中共厦门市委指示，带了30多名团员参加。这次行动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产物，失败了。

　　1931年初，胡炽基调任香港团市委书记，接替他的是陈开昌。

　　1930年1月，在厦门省立第十三中学念书的方毅加入了共青团。由于他工作积极，有出色的表现，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方毅迅速成长。1931年底，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派丘九到厦门视察工作。第二年冬，丘九重建共青团厦门市委并担任市委书记，方毅出任宣传部长。1933年4月，已调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丘九，受中心市委委派到安溪巡视工作，不幸在与敌人的遭遇战中牺牲。1934年春，方毅从安南永德边区返回厦门。此时，共青团厦门市委因屡遭破坏已不复存在，方毅遂着手重建共青团厦门市委并担任市委书记。其时，厦门大学团支部出了一个叛徒。为了保证革命同志和组织的安全，方毅组织了“打狗队”，处决了这个叛徒。1934年夏，方毅服从革命需要，从厦门调到上海的团中央。

　　在这之后，厦门革命形势越来越恶劣，难于找到有关共青团厦门市委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