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的建立及其管辖范围

　　1931年三二五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鉴于福建省委机关被破坏，干部缺乏，决定不再恢复福建省委，改为成立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和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分管福建党的组织和革命活动。

　　7月17日，在中共中央巡视员姚仲云的指导下，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成立。原省委代理书记王海萍任书记兼军事部长，罗春雷任组织部长，许依华任宣传部长（以上3人为常委），曾志任秘书长。1932年初，增补董云阁为常委。市委委员有陶铸、李金发、王永治、吕金泉、邓子恢等。中心市委机关设在厦门武当巷（草仔垵）21号。

　　厦门中心市委成立后，于1930年6月恢复的中共厦门市委被撤销，厦门党的工作由中心市委直管。此时，厦门有8个党支部，40名党员。同年八九月间，发展到10个党支部，61名党员。

　　除了厦门本岛之外，中心市委还管辖漳州、安溪、晋南、泉州、惠安、永春、德化、石码、金门、同安、海澄、平和、漳浦、南靖、莆田、仙游，共计16个市县。1934年后，莆田、仙游两县划归福州中心市委管辖。

　　这一时期，党组织名称时有变化，有些县委上升为中心县委（如安溪），有些县委则改为特支（如同安）。

　　中共厦门中心市委除了领导周边16市县的党组织外，还建立了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王占春）、闽南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子恢）、石码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林和尚）、安溪官桥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傅有智）、安溪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剑光）、靖和浦苏维埃政府（主席林路）。另外，还在小山城、龙岭、欧寮、横石、三峰、山前、大坪、山坪、龙溪、南浦厝等乡（区）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二、中心市委领导下的革命活动

　　厦门中心市委首任书记王海萍在任期间，在组织武装、支援中央苏区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攻打漳州，王海萍立即发动漳州地区的武装力量和地下党组织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红军攻克漳州时，王海萍到漳州参加庆祝大会，号召漳州人民行动起来，支援红军，巩固和发展胜利。1932年5月，厦门中心市委发行机关被破坏，王海萍在中山公园秘密接头时不幸遭遇特务跟踪，不幸被捕。王海萍被捕牺牲后，由市委宣传部长许依华代理书记。9月，许依华又被捕，中心市委决定由许依华的胞兄许包野暂时代理书记。

　　1932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许包野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许包野是厦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中唯一一个取得过博士学位的领导人，他辗转留学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在奥地利获哲学博士学位，掌握法、德、意、俄、奥、西班牙等6国文字，九一八事变后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到中国。许包野上任后，着力整顿各级党的组织，改组了惠安、泉州、漳州党的领导机构，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党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

　　1933年初，许包野在厦门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为这个委员会制定斗争纲领，提出“要饭吃、要衣穿、要工做”的口号，迅速把失业工人组织和发动起来。年底，他领导厦门马路工人、码头工人、海员和《商学日报》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取得了增加工薪的胜利。

　　许包野还动员厦门数十名工人和60余名失业者到漳州和安溪参加红军和游击队，同时发动厦门互济会募捐了2000块银元，买了1挺德国造的重机枪，命名为“闽南号机关枪”，以武装游击队。在闽南农村，他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雇农工会，发动赤卫队队员参加游击队。

　　许包野非常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和理论建设，亲自领导厦门文化协会，秘密出版《发动机》、《舰》、《战斗》、《舵》、《实话报》、《青工画报》、《街头号外》和《鹭华》等刊物，恢复《群众报》，把中央文件汇编成《革命丛书》，引导党员和革命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在许包野担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期间，中心市委所属闽南地区10多个县、市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党员发展到近千人，厦门地区的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会、赤色工会等群众组织纷纷成立，闽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三、错误的“飞行集会”

　　1931年7月成立的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一开始就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举行“飞行集会”。

　　所谓“飞行集会”，就是地下党组织在街头举行的公开集会，其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等，时间一般不超过半个小时，当年称之为“飞行集会”。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都是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去参加“飞行集会”的，但这种形式的革命活动，很容易暴露自己，往往以失败告终。

　　最突出的一次“飞行集会”，发生在1933年9月4日。

　　这天晚上8时30分，厦门中心市委在思明南路行人众多的地段举行“飞行集会”。天地炮一响，事先组织的群众热烈鼓掌，演讲者站在高处发表演说，呼喊口号，散发传单。随后，组织领导者又率队到思明南路与中山路的十字街口捣毁《民国日报》。紧接着又有40多位同志，从中山路跑到太古码头，沿路示威呼口号。到了太古码头转弯处，碰到国民党军警。混在游行队伍中的国民党侦探向军警告密，结果当场被捕8人，其中两个是14岁的儿童团员。由于他们中的不坚定分子招供，敌人又抓走一批地下党同志，损失极为严重。

　　这一时期，“飞行集会”经常举行，参加过“飞行集会”的林清德所写的一篇回忆录，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举行“飞行集会”的情况。他写道：

　　“1934年6月间的一个晚上，中心市委准备在海口举行一次飞行集会。在集会上，准备散发传单，宣传我党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与反人民本质。地下党给我的任务是负责站岗和散发传单。规定以广东鸡标电光炮为号，炮声一响，就往群众散发传单。接到通知，我十分兴奋，马上做好准备。

　　这天夜晚，大约是8点多，天上无云，星星闪烁，鼓浪屿灯火点点，厦门提督路（今第六码头）一带，人山人海，十分热闹，有卖冰棒的，卖糍粑的，卖花生的。因为是夏天，许多居民到海边纳凉，我随身带去一大叠32开的有色油光纸油印的传单。这时，一群与地下党有联系的人，大约百余人，也陆续来到。这些人中，我认识中心市委委员林文彬。不一会，电光炮齐鸣，人声嘈杂，口号声此起彼落。我连忙取出传单，往人群中散发。提督路口有个背步枪的警察，北方人，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向天开枪。群众十分气愤，向他冲去。他看来势不妙，赶快往打铁街方向逃去。”

　　这次“飞行集会”虽然没有遭到敌人打击，却同样反映了当年在“左”倾冒险错误影响下地下党革命的盲目性。

四、成立抗日民武会

　　1934年4月，宋庆龄在上海组建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民武会），公开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纲领》如下：

　　（一）全国陆海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

　　（二）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总动员对日作战！

　　（三）全国一切财政收入全部用作对日作战经费！

　　（四）彻底抵制日货，没收一切汉奸财产充作对日作战经费！

　　（五）发动向海外华侨募捐，全部用作对日作战经费！

　　（六）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争取国际友人的援助！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国家民族处于十分危险的时候，而蒋介石却一直热衷于“剿共”，一再对苏区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剿”，对日本的侵略则采取不抵抗政策，而且“抗日有罪”。当时在厦门，有不少日本浪人（即台湾被日寇侵占时的日籍台湾人）为非作歹，扰乱社会。以许包野为书记的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经过研究，决定响应宋庆龄等爱国人士的号召，在厦门成立民武会，作为党的外围组织，争取公开活动。物色一些既热心抗日救亡运动、又能接受党的领导的社会高层人士是成立民武会的关键，中心市委把这个任务交给共产党员李纯青。

　　李纯青是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是一位革命积极性很高的共产党员，他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后，首先找到从缅甸被驱逐回国的郭荫棠，邀他一起筹备成立民武会。郭荫棠不但爱国，而且有革命思想，两人一拍即合。遵照中心市委“争取一个较有社会地位和声望的人来挂帅”的要求，李、郭二人经商议，决定由郭荫棠任民武会主席，张圣才为民武会名誉主席。

　　张圣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又是一位爱国人士。九一八事变后，他联合爱国志士成立厦门抗日救国会，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唱对台戏，还办了宣传抗日的《厦门日报》。他与郭荫棠是老朋友，彼此非常了解，便毫无条件地答应了郭荫棠的请求。为了做好宣传发动工作，他把宋庆龄组建的民武会宣言及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拿到倍文印书馆印刷，经费由他支付。这些宣传品在厦门广泛张贴、散发。李纯青又与郭荫棠合作，撰写文章解释《宣言》与《纲领》，使厦门人民进一步了解民武会的性质和任务。

　　同年10月，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和宣传发动，中共厦门中心市委领导的厦门民武会，在厦门港大同陶化广场举行成立大会。郭荫棠代表筹委会作筹备工作的报告。大会根据报告意见进行表决如下：

　　（一）改组各界左翼群众组织为各界抗日会，并在原组织基础上开展活动，争取尽快扩大组织。

　　（二）、闽南所属各地红军游击队即日起改称为抗日先遣队。

　　（三）通过大会宣言。

　　（四）通过郭荫棠为厦门民武会主席，张圣才为名誉主席。郭荫棠出席全国代表大会。

　　正当民武会要开展工作时，厦门党内出了问题。11月10日，中心市委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节而举行“飞行集会”时，遭到敌人的包围袭击，中心市委组织部长严壮真被捕叛变，给中心市委造成很大破坏。祸不单行，圣诞节过后第六天，党外民主人士张圣才也因为“抗日有罪”被捕了。

至此，民武会被迫停止活动。

五、破坏与解体

　　在地下斗争时期，党组织活动点或领导机关经常遭到国民党当局破坏。厦门中心市委曾三次受到较为严重的破坏，最后导致组织解体。

第一次：1932年5月24日

　　这天拂晓，国民党当局的驳壳队包围了中心市委发行机关。此时，机关里有3名工作人员。其中陈相夫妇住在机关后面，发现情况，立即逃脱。另一名工作人员施某被捕。在这次破坏中，中心市委所有文件被洗劫一空，同时，被搜去手枪1支、子弹500发。事发时，市委常委董云阁正走到发行机关附近，远远听到人声嘈杂，知道情况不妙，立即躲避。

　　陈相夫妇逃脱后，随即通知家住鼓浪屿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依华。许即安置陈到另一同志家暂避，迅速转移家中所有文件，并交代家人应付敌人的办法，而后又到市委书记兼军事部长王海萍家，讨论对付这一事件的办法。因许依华、王海萍二人的住处施某知道，他们遂转移到别处并决定马上通知其他同志，以防不测。

　　为防止敌人的搜捕和破坏，市委决定在第二天下午3时召开常委会研究对策。翌日下午，市委书记王海萍在参加一中学会议后乘坐人力车准备前往约定的地点参加常委会，途经中山公园时不幸被捕。一二天后，市委常委董云阁也在一机关附近被捕，他的住处遭到敌人搜查破坏。不久，王海萍和董云阁先后英勇牺牲。这次破坏，使厦门党组织失去两名主要领导干部。

第二次：1933年2月中旬

　　这次破坏是由安溪中心县委委员庄育英被捕引起的。庄于2月上旬奉命来厦门汇报安溪情况。在这之前，庄已被捕叛变，因而导致中心市委宣传部长赖思明被捕。赖被捕后又叛变了。他是厦门人，曾任中心市委秘书长，也做过印刷工作，联系面广，对厦门党组织情况熟悉。因此，赖的叛变，给中心市委造成一连串的破坏，其中有党的印刷机关、发行机关、星洲咖啡店党的活动点、互济会党团机关和三丘田联络点等。被捕的同志达20多人，其中有中心市委常委胡大千、市委负责士兵工作的叶方春等，这次大破坏使厦门中心市委再次遭到严重挫折。

第三次：1934年11月10日

　　11月10日晚，厦门中心市委组织布置纪念俄国十月革命集会会场时，由于混入厦门互济会的奸细陈玉山告密，被事先隐藏在会场附近的敌人包围，陈玉山引导敌侦探当场捕去中心市委组织部长严壮真。

　　严被捕不到2小时就叛变了，当晚他带着敌侦探破坏了中心市委两个据点。这次破坏最大的损失是搜去中心市委三大箱文件，其中有100多张党员入党登记表。在搜查星洲咖啡店等活动点时，敌人逮捕了党员和互济会会员33人。此后，敌人还破坏了中心市委的印刷处等多处活动据点。

　　敌人这次破坏持续到12月初，共逮捕70多人，其中中心市委同志4人，基层党员10多人，共青团员7人，互济会员40多人。厦门地区岛内党组织从中心市委被破坏前的17个党支部、90多名党员，减少至9个党支部，30多名党员，且半数支部不健全,几乎无支部生活。这次大破坏，还造成团市委只剩2名干部，团员从90多人减少为30多人；工人联合会从原有的80人左右减少至20多人；反帝大同盟组织由约90人减少为50人左右；互济会被迫解散。

　　此后，厦门革命形势日益恶劣，党的组织几乎陷于瘫痪状态。时至1936年初，最后一任书记被敌人包围失踪，中心市委无形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