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西柏坡曾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进入北京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同时，西柏坡也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地方。在此次全会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倡导的“两个务必”和廉洁自律的执政方略，为新中国开创了反腐倡廉的一代新风。艰苦奋斗、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西柏坡精神，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成为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加强自身建设，反腐倡廉、永葆生机与活力的精神法宝，代代相传。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当时，随着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我们党面临的历史使命也将由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转向如何建立、掌握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建设民主、廉洁、勤政的人民政府。面对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们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成为执政党将面临的全新课题和各种严峻考验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认识。为了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党的宗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经受住掌权执政后的各种考验，防止脱离人民群众和腐败现象发生，使我们党在执政后能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的怪圈，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干部要特别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他深刻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还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了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和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等廉洁自律的六条规定。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从西柏坡前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可见，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以史为鉴的警示，其意是旨在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中进行深入持久的党风廉政教育，使我们党在掌握全国政权后能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地位、环境和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尽管历史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我们党重视发扬艰苦奋斗的西柏坡精神一以贯之。无论是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一再告诫全党要始终坚持艰苦奋斗，艰苦创业。通过弘扬艰苦奋斗精神，领导人民尽快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通过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廉政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葆党的政治本色与生机，防止腐败现象发生。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为了使我们党始终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铭记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交代，铭记党和人民的重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同时，也始终关注着党的自身建设，积极探索在全面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腐防变的路子。其主要经验如下：
一、始终坚持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和科学党建理论教育，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使之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后，江泽民反复告诫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永远艰苦奋斗。1991年9月，江泽民专程到西柏坡并作了重要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全党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务必”。他曾多次深刻地指出，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法宝，也是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素质。党的性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艰苦奋斗的本色。实现党的崇高理想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奋斗，广大党员和干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永不停步地前进。江泽民一再强调要牢记“两个务必”，就在于提醒全党同志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经受住各种考验。
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高州考察调研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1年的“七一”讲话和2002年的“5·31”讲话，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全面阐述，使这一思想更为丰富。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深刻阐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些探索充分体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掌握执政规律所作的不懈努力。
党的十六大结束不久，我党新任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时也强调指出：“坚持艰苦奋斗，根本目的就是要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努力，不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殷切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庄严使命，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和肩负的历史责任，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到夙兴夜寐，勤奋工作。正因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十分警惕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对党风带来的影响，始终坚持用党的理想、性质、宗旨和与时俱进的科学党建理论教育全体党员，始终注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努力从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堤防，才使我们党保持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
二、依靠人民群众，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和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政治观点，也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也反复强调，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然而，在长期执政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这条马列主义的经典政治原则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却被一些干部置于脑后，他们颠倒了主人与公仆的关系，高居群众之上，为所欲为，滥用职权，有的权钱交易，千方百计谋取私利，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成腐败分子。严峻的事实说明，掌握权力的干部如果公仆意识淡薄并脱离主人的监督，就会忘乎所以，滋生权力腐败。为了解决改革开放条件下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他还强调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这就深刻阐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任何权力机关和干部都没有超越接受人民和法律监督的特权，都必须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由此可见，作为执政党，要反腐防变，监督是关键。党中央从严治党、拒腐防变的着眼点和重点就是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为了做出表率，2003年3月18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向全国人民表示，一定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恪尽职守，勤勉工作，竭诚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严以律己，廉洁奉公，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做人民的公仆，并与新一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诚心诚意地接受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监督。新一届政府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也动情感慨地说：“政府要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来，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感人肺腑的誓言和举动，充分体现我们党在强化党内监督的同时，正积极探索依靠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反腐倡廉的新途径。
三、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监督机制，从权力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总结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的这段话，精辟地阐述了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如何加强党和国家的监督制度建设，江泽民同志曾作了多次论述。1989年6月，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指出：“我们的各项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工作能够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保证各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但是，我们民主和法制建设，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在党的十四大，江泽民进一步指出，要强化法律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特别要在执法部门和直接掌握人、财、物的岗位，建立有效防范以权谋私和行业不正之风的约束机制。正因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我们党的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对权力实行制约的民主监督体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从制度确保从严治党方针的贯彻实施，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解决党和国家执政长期存在的人治和法治问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我们党和国家的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也发生重大调整和转变。1996年2月，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提出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党的十五大，江泽民进一步明确完整地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阐明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之所以是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就在于它通过建立和健全权力制衡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用法律制度规范公职人员依法行政，防止权力滥用，遏制权力腐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以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四、从严治党，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苦奋斗史，也是我们党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探索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反腐防变的伟大实践史。1989年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严重关注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党内和社会上滋生蔓延的消极腐败现象，清醒地认识到腐败问题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面对种种腐败现象，我们党一次次高扬起惩治腐败的利剑。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告诫全党：“一定要从近年来国内外惊心动魄的严酷斗争中警醒，从严治党，建立健全一套拒腐防变的制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告诫全党：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党中央反腐败的思想观点和态度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她实事求是，敢于正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新的考验中党内滋生的消极腐败现象及其严重危害。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要从严治党，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参与，努力探索反腐防变的制度措施，把反腐败的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的坚定决心。
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我们党及时总结执政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加强自身建设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不断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工作力度，并确定了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格局和领导体制。1993年8月，中纪委第二次全会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作为新时期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的重要内容。自此之后，各级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始终把查处党政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及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的大、要案作为惩治腐败的重点。
在惩治腐败利剑的打击下，全国各地一批大案要案如湛江、厦门特大走私受贿案、广东潮阳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被侦破审判；一批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纷纷落马，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阳德，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都依法受到应有的惩处。依法惩处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特别是惩处陈希同、成克杰这样的高级领导干部，充分体现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惩治腐败的决心，同时也极大地赢得了民心。它表明，无论是谁都必须自觉接受人民和法律的监督，任何人犯了法都不能逍遥法外。
五、深化改革，源头预防，努力从体制上、机制上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为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按照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提出的“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的要求，我们党在继续坚持不懈地加强对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三讲”教育和“三个代表”的学习教育，狠抓反腐治标的同时，加大治本力度，从体制、机制和管理制度入手，积极采取措施，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采取的治本措施有：决定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实行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严禁设立账外账、坚决取消小金库；建立有形建筑市场，规范工程招投标管理；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监管，试行稽察特派员制度；扩大民主，开展村务公开、厂务公开、政务公开工作；推行政府采购、会计委派、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和财政制度改革，规范行政审批权，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治理解决用人中的腐败现象，强化财政资金监管；不断探索和完善党政监督、人民监督、社会舆论监督、法律监督和民主党派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推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建立和坚持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等。这些治本措施的实施，既有效地遏制了一些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也为新时期我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拒腐防变拓宽了新的途径和办法。
历史告诉人们，50多年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七届二中全会为我党进京掌权执政开创了廉政新风，他们倡导的西柏坡精神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法宝。新中国成立后的伟大实践证明，在全党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党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我们党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防变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服从、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依靠法治，扩大民主，依靠党的自身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和监督，已经初步探索出一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腐防变的路子。
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只要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努力，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弘扬西柏坡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我们党就能永葆生机与活力，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一定能实现，社会主义中国也一定能够长治久安，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