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厦门工委是继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之后建立起来的，时间是1936年7月，创建工委的是尹林平。尹林平是江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1932年4月，第三军、第四军等部队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攻克闽南重镇漳州。红军攻克漳州之后，尹林平等一批军事骨干服从党的决定，留下来参与红军游击队闽南独立第三团的整编。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主力长征后，未参加长征留在江南各地坚持战斗的红军游击队处境更加困难；加上国民党当局采取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相继叛变投敌。

1935年10月，在安溪中心县委主要领导人叛的叛、逃的逃的情况下，尹林平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安溪中心县委重建后，他与组织部长杨七等5位同志共同研究对策，提出“保存力量，避敌锋芒，分散隐蔽，以待时机”的斗争策略，并作出五条决定：（一）永春、南安两地的同志，组织2个手枪组，每组3人，分别到永春、南安活动；安溪现有的20位同志组织一个长枪队，买些干粮暂到安溪元村附近一个山洞里隐蔽起来，避敌锋芒。（二）外省的同志不懂地方方言，不熟悉情况，容易暴露，暂时撤离到厦门，请中心市委另行安排工作。（三）派尹林平同志向厦门中心市委汇报“红二支队”现状和分散隐蔽的部署。（四）要求中心市委帮助在安南永德坚持斗争的同志解决经费困难。（五）留下的同志由杨七领导，并负责中心县委工作，刘尤负责军事工作。

10月29日，尹林平根据会议决定，带领6位外省同志到厦门找中心市委。此时厦门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原安溪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易培祥叛变投敌后，不但搞垮了“红二支队”，还窜到厦门，差点把中心市委领导人“一网打尽”。

满怀希望来厦门找上级党组织解决问题的尹林平，找到了厦门中心市委书记余南，向他作了全面汇报。但余南除了对尹林平的隐蔽部署表示同意外，经费等问题都无法帮助解决。后来，余南被敌人包围冲散，不知去向，中心市委无形解体。

面对这种情况，尹林平没有消极悲观，他毅然挑起革命重担，决心重建厦门党组织。1936年7月，尹林平等人发起组建了中共厦门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厦门临工委），尹林平担任临工委书记，肖林和戴世钦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尹林平把能联系到的20余名党员，分成2个党支部，一个在厦门市区，由洪学礼任支部书记；另一个在晋南周边，由彭德清任支部书记。经过半年多的空白期之后，厦门又恢复了党组织活动。

在这之前的半年间，尹林平在失去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团结革命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努力开展革命工作，逐渐打开了厦门的革命斗争局面。主要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成立新文学协会，以此团结进步人士。

（二）组织歌咏协会，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派人到集美中学、漳州中学、国民党军队第一五七师教唱抗日救亡歌曲。

（三）组织新闻协会。在团结新闻界人士的同时，利用《星光日报》和《江声报》的副刊这两个阵地，宣传抗日救亡主张。

（四）开展学生运动。

（五）帮助与上海救国会保持联系的马寒冰开展厦门救国会工作。

（六）组织革命互济会，筹集革命活动经费和救济一些有困难的同志。

（七）大力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诸如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总编辑罗铁贤，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长陈联芬、国民党第一五七师师长黄涛等，以此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6年10月，设在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派人通知尹林平赴港。尹林平即前往香港，会见了南委负责人薛尚实。薛尚实听了尹林平的汇报，非常赞赏他的革命责任感，把中共厦门临时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厦门工作委员会。至此，厦门党组织与党的上级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得到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

尹林平此次前往香港，带回了中共中央的四条指示：（一）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之后，南方各游击区、游击队之间党的联系都中断了，首先应恢复这些地方党的联系；（二）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党要负起组织各界抗日救亡团体的重任，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三）积极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各阶层群众的支持。

尹林平从薛尚实那里听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心中豁然开朗。他回到厦门后，立即传达中央指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恢复组织，积极开展厦门的革命活动。

中共厦门工委最突出而富有成效的活动，是于1936年11月29日成功地举行厦门各界追悼鲁迅先生逝世大会。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噩耗传来，厦门各界人民特别是文化界人士，莫不同声哀悼。尹林平顺应民情，立即召开厦门工委会议，认真讨论悼念鲁迅的活动，并作了周密部署。决定除了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之外，还要利用《星光日报》和《江声报》的副刊，撰文宣传鲁迅精神。

为了搞好这次活动，中共厦门工委成立了追悼鲁迅先生筹备会，筹备会成员有：中共厦门工委书记尹林平，工委宣传委员肖林及党外进步人士克里、郑书祥、赵壁、马寒冰、胡一川、许印滴、陈义生、林东山等。筹备会重点是做好发动和组织工作，让更多的文化人撰写文章和开展追悼活动。

11月29日上午8时许，人们三五成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小走马路基督教青年会。青年会大门上挂着“厦门文化界追悼鲁迅大会”；跨进大门，石阶两旁分别挂着“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挽联。会场主席台前的黑布横匾，写着“低眉无写处”5个大字，周围摆放着厦门大学教育学会、英文学会等几十个单位送来的花圈。主席台正中悬挂着鲁迅遗像，遗像两旁悬挂筹备会献的挽联，上联是“问中华民族，谁甘奴隶死，生死已至最后关头”；下联是“继先生遗志，誓为自由争，斗争还将空前惨拼”。厦门大学教授余謇、厦门图书馆馆长余超、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等社会知名人士以及厦门市教育会等单位送来的70多幅挽联，挂满了整个会场。许多挽联的字里行间，表达了人们对鲁迅一生顽强战斗的崇高精神的景仰。厦门市励进社的挽联是：“不屈服，不妥协，倔强到底；且奋斗，且呐进，鞠躬尽瘁。”《星光日报》总编罗铁贤的挽联写道：“一生反帝反封建，至死不屈不投降。”《星光日报》编辑苏节的挽联，上联是“巴比塞、高尔基，先后云亡，屈指数文豪，又弱一个”；下联是“《华盖编》、《引玉集》，始终奋斗，伤心读遗著，均长千秋”。还有署名厦门大学全体学生的挽联：“国步正艰难，《野草》、《热风》，塞外方悲烽火；斯子今又丧，《彷徨》、《呐喊》，何人更作导师。”

追悼会还没有开始，整个会场就已被挤得水泄不通，共有9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作家高云览主持并致悼词。

在追悼会前后，从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厦门各报的副刊，或组织“纪念鲁迅”专版，或陆续发表纪念性诗词、文章，全面地宣传鲁迅精神。此次追悼、纪念鲁迅的活动，全面检验了厦门工委统战工作的成效。

1937年6月，经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同意，尹林平调回漳州地区的红三团。肖林代理中共厦门工委书记。同年8月肖林奉命赴香港后，钱兴任工委书记，继续领导厦门的革命斗争。

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中共厦门工委紧跟时代的步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领导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上。

至此，长达10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结束，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