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举抗日救亡旗帜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的指示》，号召“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组织者”。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厦门工委积极派遣党员参加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使之成为厦门地区各抗日救亡组织的骨干分子和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当时厦门的抗日救亡团体主要有：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厦门分会、厦门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国妇女慰劳前方抗战将士总会厦门分会、厦门儿童救亡剧团、鼓浪屿青年抗敌服务团、厦门文化界救亡协会、厦门职工抗敌后援会和厦门人力车工人抗敌服务团等等。
1937年7月28日，由新闻记者、文学工作者、学校师生、律师、医生等组成的厦门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在中山公园通俗教育社率先成立。该会以“推进中央抗战主张，作抗战之后盾，共谋领土主权之完整”为宗旨，下设总务、宣传、组织、征募等5个部。厦门工委派共产党员林云涛、洪学礼、施青龙等同志以文化界人士身份参加该会，他们都以抗日大局为重，积极发挥作用，使这一组织一成立便站在了厦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
同一天，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厦门分会也宣告成立。这个后援会的主任是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长陈联芬，下设宣传、募捐、慰劳等11个部。同年11月6日，宣传、慰劳等部改为工作团。中共厦门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应该拒绝去参加国民党所包办的、有群众的抗敌后援会”，“参加的目的是争取后援会的群众走上积极抗日的道路，团结其中左倾的积极分子在自己的周围，并利用后援会的合法组织与其中的积极分子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指示精神，积极派遣共产党员参加后援会的活动。宣传与慰劳两个工作团实际上由中共厦门工委领导，工作搞得最为出色，起了带头作用。
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在何香凝、宋庆龄倡议下，中国妇女慰劳前方抗战将士总会在南京成立。这一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极大地激励了厦门妇女。8月19日，中国妇女慰劳前方抗战将士总会厦门分会正式成立。该会共有25名执行委员，其中谢亿仁（谢怀丹）、陈亚莹（陈康容）、王筱光、黄楚云4人是共产党员。这些党员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白区党员打进国民党的各种公开组织，利用他们的合法形式，发动群众，进行工作”的指示，利用她们在分会中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成功地取得了分会领导权。她们在组织发动妇女投身抗日的洪流中身先士卒，处处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因而在厦门广大妇女群众中产生了突出的影响，并赢得了厦门各界妇女人士的支持。在一次妇女捐献大会上，主持大会的妇女会常务理事洪素香被人当众羞辱后哭着跑下主席台，致使会场秩序大乱，妇女会其他人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妇女支部成员、厦门分会的执行委员黄楚云“大踏步地走上主席台，昂首挺胸，从容不迫而又慷慨激昂地大讲抗日救亡的大道理”，并带头摘下手上的戒指当场捐献。在她的带动下，整个会场群情激奋，“到会妇女纷纷走上前来，脱下戒指，摘下耳环，争先恐后地往主席台上送，形成了爱国捐献的热潮”。黄楚云以她的机智勇敢和才干，加上其姐夫是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长这一特殊关系，被选为厦门分会会长。妇女支部以此为阵地，带领厦门妇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厦门分会并入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厦门分会，成为抗敌后援会下属的慰劳工作团。
慰劳工作团坚决执行中共对日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拥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动员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2月23日，慰劳工作团召开全市妇女反侵略运动大会，到会妇女有1000余人，大会气氛十分热烈。谢亿仁和黄楚云都上台演讲，号召大家一致奋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致电全国妇女，呼吁抗战到底，彻底肃清汉奸亲日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慰劳工作团又发起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出席纪念大会的有1000余人，会后举行大游行，沿途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抗日歌曲。下午又分小队开展街头宣传，还在戏院连续演出《打日本鬼子去！》等剧，并通电全国妇女奋起抗战。
慰劳工作团除了开展抗日宣传外，还慰问抗日将士与难民。1937年9月，敌舰4次炮击厦门，敌机5次空袭，胡里山炮台开炮还击。为了鼓励抗敌将士，工作团根据妇女支部决定，到胡里山慰劳驻军。她们不怕敌机空袭威胁，高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战歌曲，给将士们献上慰问品。10月25日，敌机日夜骚扰，投弹轰炸，另有敌舰5艘向五通开炮。工作团立即组织慰问队前往五通慰劳抗敌将士。10月26日金门沦陷后，数以万计的金门难民逃难到厦门。慰劳工作团由谢亿仁带队，前往难民营慰问金门难民。金门难民陈冰深受感动致了答谢词。随后，她参加了慰劳工作团，跟大家一起战斗，后来成为工作团的骨干。
此外，慰劳工作团还开展募集寒衣活动，慰问前方将士。
“秋风起，
秋风凉，
前方将士缺衣裳……”
一曲催人泪下的《募寒衣》，激发了多少人慷慨解囊捐钱捐衣，在募捐活动中，共计募集了10万件棉背心与5万双布鞋。
在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厦门分会下属，还有一个宣传工作团。它与慰劳工作团相互支持、配合，做了大量抗日救亡工作，诸如街头宣传、戏院公演、募集慰劳品等。
在中共厦门工委倡导组织下，厦门各界于1938年春节期间举办的抗敌宣传周，有12个团体参加。宣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街头宣传、登门宣传、戏剧公演、火炬游行、抗战艺术展览、抗敌春联和灯谜等，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不但募集了许多慰劳品，还动员了许多妇女走出家门，投入抗日救亡洪流。
当时，由于不少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集中在这两个工作团，中共厦门工委决定在两个工作团成立党支部，施青龙和谢亿仁分别担任这两个支部的书记。
二、创办抗日救亡报刊和抗日文艺社团
在厦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以中共厦门工委领导的文化支部成员和进步青年为骨干的厦门文化界救亡力量始终站在最前列。他们以笔作枪、以报刊为阵地，为唤醒民众抗日意识，提高民族救亡热情，推动厦门抗日救亡运动而呐喊。他们的主要阵地除了《星光日报》、《江声报》、《华侨日报》等报纸的副刊外，还有以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厦门分会宣传部名义出版的《抗敌导报》。
1937年9月26日，在中共厦门工委领导下，由文化支部编辑、以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厦门分会宣传部的名义正式出版了《抗敌导报》。《抗敌导报》以洪学礼为主编，邓贡直、张兆汉、许展新等为编辑，其工作人员包括了林云涛、施青龙、谢亿仁、戴世钦、陈亚莹等一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它在当时有效地发挥了共产党的喉舌作用，成为中共厦门工委领导厦门及闽南地区人民开展抗日救亡斗争的主要宣传阵地。
《抗敌导报》为十日刊，主要刊载政论文章，它一出现就以鲜明的抗战姿态投入战斗，给厦门人民带来了一股十分强劲的抗战东风。《抗敌导报》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热情讴歌全民族抗战的意义，并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进行了批评。如邓贡直发表的《怎样做一个统一战线的实践者》、《救亡的统一组织和工作》以及钟骞的《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文章都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任务作了探讨，对振奋民族精神，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抗敌导报》发表的《厦门妇女怒吼起来了》、《怒吼了的鼓浪屿》、《救亡宣传在莲河》、《人力车夫的怒吼——厦门人力车夫抗敌服务团成立大会印象记》、《救亡运动在小溪》、《伟大的行动——慰劳工作团举行厦禾鼓民众元旦扩大劳军速写》等文章，详尽地报道了厦门地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大长了民众的士气，增强了民众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抗敌导报》还推出一大批由中共党员撰写的政论文章，如戴世钦的《怎样组织我厦民众起来保卫厦门》，施青龙的《怎样宣传》、《救亡工作干部的必具条件》，谢亿仁的《在抗战中的厦门妇女》、《怎样组织全厦妇女走上救亡阵线》等，这些文章都以各自的观点，从不同角度阐明了宣传抗日、组织民众的重要性，对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推动厦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发挥了指导作用。此外，在大量刊发抗日救亡文章的同时，《抗敌导报》编委会还时常召开时事座谈会，邀集各方面人士就“对于全面抗战的基本认识；目前抗战形势的检讨；怎样保证抗战的胜利”等问题进行座谈，然后“集合诸家的意见，作一种各方面的详尽分析”。
具有鲜明和坚定抗日立场的《抗敌导报》出到第4期时，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处停止发行。中共厦门工委经过据理力争和多方交涉，停刊了近1个月的《抗敌导报》于11月18日重新与读者见面。但复刊后的《抗敌导报》出版到第9期，又遭遇福建省政府的封杀，被迫永远停刊。
《抗敌导报》被迫停刊后，中共厦门工委立即筹建了新的舆论阵地。1938年1月29日，中共厦门工委的机关刊物《战时生活》创刊，中共党员张兆汉任编辑兼发行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为该刊题写了刊名。《战时生活》一问世就以战斗的态度宣称：“‘团结御侮’是我们说话的立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战时生活》相继发表了《战时生活的态度》、《福建学生救亡运动的新任务》、《保卫大福建》、《对厦门抗救运动的意见》等一系列战斗性很强的文章。后来，这一刊物又遭国民党当局封杀。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厦门工委在倡导建立抗日救亡团体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对抗日文艺社团的组织和领导，先后组织了厦门儿童救亡剧团、闽南文艺协会、天竹文艺社等社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就是在工委的直接领导下，于1937年9月3日在厦门定安路保生堂成立的，由共产党员洪凌任团长。这个剧团的前身是厦门鸽翼剧社和绿苗文艺研究社，共有团员30多人，其中最大的17岁，最小的才7岁。剧团设干事会为领导核心，林平风为总干事。中共厦门工委还发起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成立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协会，为提高工农群众文化水平作出贡献。在工委的帮助下，厦门爱国诗人蒲风、童晴岚等人组织了南国诗社，许多热血青年，用诗歌鼓舞人民抗日。文艺界社团的建立和活动，既促进了文艺界的团结和抗战文艺的发展，又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三、厦门沦陷与组建厦青团
1938年5月10日凌晨3时左右，日本第十四舰队12艘军舰在海军少将宫田指挥下，从金门驶近厦门岛东北海岸并以舰炮对厦门沿海炮台和驻军阵地猛烈轰击，又从“能吕登号”航空母舰上起飞18架飞机，轰炸厦门驻军阵地。当日本舰艇驶抵五通浦口时，遭到厦门驻军第七十五师四四五团第三营第九连阻击。日舰以炮火掩护，九连官兵英勇奋战约半小时，全部为国捐躯，日军突破防线。4时半，日军强行登陆五通，打开了侵占厦门的缺口。
厦门保卫战历时3个昼夜，厦门驻军七十五师虽浴血奋战，仍未挽回山河易色的局面。这场战斗，日军死伤500人左右，而厦门军民也付出了重大牺牲。第七十五师四四五团损失更为严重，全团原有1500人，阵亡800余人。其中第三营除营长负伤外，副营长和4个连长全部阵亡，战后撤至大陆收容时，全营仅存6人。厦门民众在战火中死伤亦多达三四千人。因寡不敌众，厦门岛终于在5月13日沦陷。
在厦门保卫战中，中共厦门工委始终与厦门驻军保持联系，并大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积极开展支前和劳军工作。5月10日，日军在五通强行登陆的消息传到市区后，工委领导的慰劳工作团和宣传工作团分成若干小队，在10余架敌机轰炸、扫射下奋勇抢救伤员，并募集食物送往前方。
5月10日傍晚，在日军进入厦门市区前夕，中共厦门工委眼看国民党军队无力抗御日军入侵，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将各抗日救亡团体撤离厦门，渡海前往鼓浪屿。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厦门分会下属宣传工作团、慰劳工作团，厦门文化界救亡协会，厦门诗歌会和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的骨干和部分团员，在工委的领导下，有组织地撤到鼓浪屿，与鼓浪屿青年抗敌服务团会合。
此时的厦门，枪声阵阵，炮声隆隆，日军步步迫近市区。
当天晚上，中共厦门工委委员陈伯敏和各抗日救亡团体领导人，与正在厦门的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巡视员简朴、苏惠一起，举行了紧急会议，分析了厦门局势，认为日军不但要侵占厦门，还可能进占闽南，当前的主要任务应在闽南沿海一带，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动员民众拿起武器抗日保家乡。会议提出了“发动群众，武装保卫闽南”的口号。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党提出的任务，当天深夜，6个抗日救亡团体的成员集中在鼓浪屿英华中学大礼堂开会，宣布工委关于成立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简称厦青团）的决定。这个决定极大地鼓舞了与会团员，顿时，全场群情振奋，“武装保卫闽南”的口号声此起彼落。
5月11日，厦青团全体团员分批从鼓浪屿搭船渡海，经嵩屿步行到海沧，住在海沧小学。此时此刻，团员们虽然都有些“离乡别井”的伤感，但大家都不愿做亡国奴，决心为抗日救亡作出贡献。当天晚上，中共厦门工委在海沧小学礼堂召开全体团员大会，正式成立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选举施青龙、谢亿仁、洪学礼、许展新、张兆汉、邓贡直、黄楚云、童丹汀、刘角夫、王正安、林云涛、林松龄、童晴岚、许印滴、童如等15人组成干事会，施青龙任团长，谢亿仁任副团长，洪学礼任组织部长，许展新任宣传部长，童晴岚为总务。全团108人，平均年龄20岁，他们绝大多数是厦门沦陷前的抗日救亡骨干和积极分子。全团分成9个工作队，其中第九工作队为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简称厦儿团）。后来，除了第九工作队根据党的指示远赴南洋宣慰侨胞外，其余8个工作队则分别到漳州、龙溪、南靖、平和、漳浦、海澄、同安和龙岩等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群众武装保卫闽南。厦青团团部设在漳州龙溪简易师范学校。
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需要，中共厦门工委也撤往漳州，并与中共漳州工委合并成立中共漳厦工委，负责领导厦门、漳州的抗日斗争。中共漳厦工委以陈伯敏为书记，马忠汉为组织部长，张兆汉为宣传部长。
厦青团一到漳州，团员童晴岚、童丹汀、许乃东（许文辛）集体创作了厦青团团歌《我们是钢铁的一群》歌词，后由曾雨音谱曲。团歌歌词是：
我们是钢铁的一群，
担起救亡的使命前进！
武装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战斗的火力，
冲向敌人的营阵。
不怕艰苦，
不怕牺牲，
为着祖国的解放，
为着领土的完整，
誓把宝贵的性命，
去跟敌人死拼。
在此后辗转闽西南各地宣传抗日救亡的历程中，厦青团团员们一直高唱着这首团歌。这首歌一路伴随着他们，激励他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