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厦青团同仇敌忾赴国难
厦青团八个工作队在中共漳厦工委领导下，分赴漳州、龙溪、南靖、平和、漳浦、海澄、同安和龙岩，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每到一地，即进行街头或广场宣传，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编写抗日壁报，刷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武装保卫闽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大标语。这些活动，既通俗易懂，又生动活泼，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有效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第五工作队的蔡淑惠、郑印心在演唱《松花江上》时，悲愤交加，泪花伴着歌声，使许多观众感动得哭了。漳州工作队行军途中遭到敌机空袭，团员们在炸弹声中奋不顾身救护伤兵，并到医院慰问受伤士兵。团员罗孝武在病房向伤兵轻唱“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为着千百万妇女儿童……”，使伤兵十分感动，表示伤愈后一定要重返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还有方言童谣所唱的“滚滚滚！大家起来拍日本！阿兄做先锋，小弟做后盾，拍甲日本鬼子变做番薯粉！”语句琅琅上口，很受群众欢迎，许多儿童都会背。石码工作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当台上唱出‘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台下一片静寂，可以听到妇女观众低泣的声音。当唱到‘种子落地会发芽，仇恨入心会生根，不杀冤仇臭日本，海水也洗不掉心头恨’时，会场情绪沸腾，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新垵和港尾的工作队，不仅积极开展抗日宣传，还帮助当地组建民兵。在平和小溪的工作队则利用吃饭时间进行家庭访问，有的和农民一起下田，边劳动边谈心，深受群众欢迎。他们准备公演时，当地群众还帮助搭戏台，点汽灯。
从厦门匆匆撤离的厦青团团员们，有的带了一点钱，有的身无分文，当时的地下党组织经济也很困难，为了生活和开展活动，许多团员献出了随身携带的钱物，从金门逃出来的陈冰甚至把金项链也献了出来。大家都不怕困难，迎着困难上。第二工作队从漳州到龙岩，全靠两条腿走路，脚底起泡，还是忍痛走到目的地。在途中，他们以唱歌解疲劳，以山泉水解饥渴。团部交通员郭奋志在从漳州到平和小溪的途中染上伤寒，经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为抗日救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抗战初期，国民党顽固派虽然打着抗日的旗号，但对厦青团从一开始就采取两种手段，一是经济上封锁，不给任何物质支持；二是政治上限制、破坏，最后干脆动用武力，强行解散厦青团八个工作队。
厦青团从海沧出发，第一个目的地是石码。大队人马刚刚到达，国民党区长就禁止厦青团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说是“汉奸很多，人心惶惶，秩序不好”，限令厦青团马上离开。第二工作队一踏进龙岩县城，国民党县长陈石就打着官腔说：“你们应该把‘战时’服务团改为‘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去；龙岩是后方，这里不需要你们。”他禁止、限制厦青团外出宣传，说“汉奸很多，被打死不负责任”。厦青团团员到街上刷标语，他派特务跟在旁边做“监工”。
在漳州，为了达到赶走厦青团的目的，漳州警察局突然进驻龙溪简易师范，并威胁说：“警察是野蛮的，发生什么事情，很难担保。”厦青团团员们不惧威胁据理力争：“不对！警察是维持社会治安的，如果发生事情，责任全在你们！”几经抗议交涉，最后双方用篱笆隔开，各据一半。厦青团团部从此处在漳州警察局的武装监视之下。
6月5日深夜11时，国民党顽固派便衣人员秘密逮捕枪杀了芗潮剧社的柯联魁，同时遇难的还有文化界进步人士高般若。6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又出动武装人员包围接官亭东华小学，捣毁漳州青年战时服务团团部，逮捕该团骨干和群众30余人。此后，厦青团漳州南乡工作队正副队长邓贡直、吴秋霖（吴青山）也相继被捕，投进漳州监狱。
7月，国民党省府委员林知渊来漳州视察，看到厦青团很活跃，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认为是可以攫取的一笔政治资本，就对厦青团领导人说：“厦青团是不合法的，要到省抗敌后援会备案。”
为了争取抗日救亡的民主权利和“合法”地位，并解决经费问题，经中共漳厦工委批准，厦青团团长施青龙、副团长谢亿仁前往福州与国民党省府当局交涉，郑重提出三条要求：第一，保持厦青团的独立性，不改组，不改名；第二，坚持在闽南一带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第三，抗议国民党对厦青团的限制、阻挠、破坏和逮捕。在福州期间，施、谢和同行的《星岛日报》驻闽记者赵家欣，还应新四军驻榕办事处主任王助的邀请，到龚家花园新四军驻榕办聆听王助分析当时的抗日形势。回漳以后，经过交涉，国民党顽固派虽然释放了邓贡直和吴秋霖，但规定厦青团只能在闽南几个县的范围活动，对厦青团的限制、迫害有增无减。
此后，厦青团的活动更加困难。9月间，南靖工作队的活动就备受国民党当局干扰：厦青团宣传，他们干涉；厦青团开会，他们捣乱；厦青团家访，他们命令保甲长通知群众不要同厦青团接触。一天晚上，谢亿仁和黄楚云要同该县抗敌后援会交涉，出门时，发现七八支手电筒直射过来，七八条汉子用手枪指着他们，并在左右和后面跟着。谢、黄故意大声说：“南靖县城是军政所在地，怎么有这么多汉奸？！我们是抗日救亡工作者，用手枪指着我们的，不是汉奸是什么？问问县长去！”到了县政府，谢亿仁责问：“为什么派汉奸恐吓我们？”一位秘书回答说：“没有啊！”还装作模作样走到大门外转了转，回来说：“实在没有！”但又“告诫”说：“南靖既不安全，还是撤回漳州吧！”谢亿仁等直截了当地回答：“想用恐怖手段吓退我们，我们不怕！想用卑劣手段赶走我们，我们不走！没有我们团部的命令，我们绝不离开！”她们坚持交涉，直到那位秘书答应保证救亡工作者抗日活动的安全时，才告辞离开。她们回到住处，才知道工作队队部当晚遭到搜查。
10月上旬，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派员到漳州，先是说省府要组织南洋华侨慰问团，请厦青团跟他去唱歌、演戏，并且送给每位团员两块月饼、一串龙眼。后来，该要员看到“收编”没有效果，便宣布：“省府命令你们去沙县受训。”几天后，驻漳州的第七十五师副师长韩文英亲赴厦青团团部，强令厦青团去沙县。洪学礼与之论理，说：“保卫闽南非常重要，厦青团员大多是闽南人，应该留在闽南宣传抗日……”话还没有讲完，韩文英恼羞成怒，举起手杖就向洪学礼头上猛击，还要把洪挟走。黄楚云拨开手杖，和女团员王筱光厉声抗议：“不许打人！”门口的女团员一拥而上，团团围住保护洪学礼。韩文英凶相毕露，马上派武装人员包围厦青团团部，不准团员进出，并派特务到团部搜查。
厦青团团员被武装包围了3天，然后被用刺刀押解上车载往沙县。团员们面对枪口无所畏惧，大声歌唱厦青团团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
被武装押解到沙县去的厦青团团员52人，被编为特别训练班，直属福建省保训会沙县军训处。
厦青团团员被集体押解沙县之前，已有几批骨干分赴各地游击区。其中，张兆汉、陈水调到中共漳厦工委工作；施青龙、洪学礼等骨干，在押解前已设法离开团部；谢亿仁和邓贡直在团部被围困后到福州交涉未回，后隐蔽在晋江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52名厦青团团员在押解沙县途中，又设法脱逃了好几人。他们接受“训练”3个多月后，便被分散到各地去了。至此，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实际上被国民党当局解散。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无论前进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厦青团始终是“钢铁的一群”。许多同志继续抗日、坚持革命，有的同志则在革命征程中牺牲了。
二、厦儿团抗日救亡万里行
厦青团开赴漳州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之后，其第九工作队厦门儿童救亡剧团遵照中共漳厦工委决定，远赴香港及东南亚开展宣传、慰问和募捐活动，以广泛争取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的支援。
1938年5月24日上午，厦儿团高举鲜红的团旗，肩负抗日救亡重任，从漳州出发，经漳浦、云霄、诏安、饶平、澄海，有车乘车，无车徒步，于6月上旬到达汕头。林云涛受中共漳厦工委委托，在汕头对厦儿团进行了整顿和调整，并在团内建立了党支部。经过整顿，厦儿团实行领队制，林云涛为领队，洪凌、陈轻絮担任副领队，下设宣传出版、总务生活、戏剧歌咏、体育卫生等部门，分别由林平风、许岱君、沈永时、林莹聪、王憨生、宋英华等人负责。由于加强了党对厦儿团的领导，建立、健全了团内的组织机构，厦儿团战斗力大大加强。
7月上旬，经过整顿后的厦儿团继续踏上征途，从汕头出发，经揭阳、普宁、陆丰、海丰、惠阳，于8月初抵达广州。
厦儿团从漳州至广州，历时3个月。一路上跋山涉水，备尝艰辛。但是，这些孩子们每到一地，立即精神抖擞，不知疲劳地投入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在闽南，他们每到一地，便作街头漫画，张贴标语，演街头剧，用闽南语唱救亡歌曲，向广大群众诉说厦门沦陷后厦门人民备受日本侵略者欺凌与侮辱被迫做亡国奴的痛苦，激发各地群众的民族义愤。在汕头，厦儿团在至平戏院公演《在炮火中》、《帮助咱们游击队》等戏剧，深受群众欢迎。7月初，他们还和汕头青年抗日先锋队共同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并举行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演出。在惠阳，他们与途经当地的菲律宾华侨战地服务团一起联合开展抗日宣传。在广州，他们组织“晨呼队”，每天清晨上街呼喊抗战口号，在街头、戏院、广播电台高唱抗日歌曲，以充满爱国热情的歌声催唤人们觉醒。他们在广州期间，共进行街头宣传35次，歌咏巡行14次，正式公演21次，绘制标语900张和漫画331幅，出版壁报9期。这些宣传活动，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在厦儿团的影响下，广州也成立了儿童剧团，并向厦儿团赠送“少年先锋”锦旗。当时正在广州的邓颖超同志在百忙中抽空会见了厦儿团全体团员，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赞不绝口，称赞说：“你们小小年纪就那么热心爱国，真是我们的国宝。”邓颖超还和团员们合影留念。团员们深受鼓舞，斗志倍增。
在广州期间，厦儿团党支部吸收了许岱君、林平风、沈永时3人为中共党员，并成立党小组，以林平风为组长。
厦儿团在广州停留2个多月后，于1938年11月上旬经海路前往香港，受到福建旅港同乡会和福建旅港商会等团体的热烈欢迎。《星岛日报》、《珠江日报》、《华字日报》、《大众日报》等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厦儿团抵港消息。厦儿团的到来，在港九福建同乡会中引起了轰动。但是，由于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对中日战争持“中立”态度，因此，厦儿团在香港的活动受到港英当局的种种限制。面对挫折，厦儿团毫不气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厦儿团依靠香港同胞和爱国华侨，与港英当局巧妙周旋，据理力争，最终赢得胜利。11月21日，厦儿团在香港太平戏院举行出征以来的第二十二场公演，他们演出《小英雄》、《谁是我们的爸爸》等剧，使场上数千名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九龙孩子歌咏团的小朋友当场参加歌咏，香港影星郑孟霞、杨依华、卢翠兰等和怡和票房也应邀客串演出京剧《六月雪》、《梅龙镇》和《凤阳花鼓》等戏剧，演出取得很大的成功。这次演出之后，厦儿团还与当地一些团体座谈交流，共同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香港期间，厦儿团募捐到港币15000元，除留下1000元作为生活费和赴越旅费，其余全部寄回祖国赈济广州难民。
此后，厦儿团在越南侨领颜子俊先生的帮助下，前往越南的西贡、堤岸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西贡和堤岸，厦儿团为南洋华侨筹募祖国难民总会越南分会举行了10余场筹赈义演，还配合华侨学生上街卖花筹款，支援祖国抗战。在露天体育场举行的一次演出中，厦儿团8岁的施明新指挥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军民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歌曲，全场观众热血沸腾，十分激动，起立引吭高歌。厦儿团还帮助当地华侨组织了越南华侨儿童歌咏团和铁的剧社。1939年元旦前后，厦儿团到金边巡回演出，同样取得丰硕成果。
厦儿团在西贡、堤岸和金边的宣传演出，大大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和支援祖国抗战的积极性，但也受到当地殖民当局的限制和破坏。鉴于形势的恶化，厦儿团根据上级指示取道谅山回国，由张兆汉接任厦儿团党支部书记，林云涛留在越南开展华侨统战工作。
1939年8月，厦儿团带着爱国侨胞的20万元捐款及5卡车药品、干粮袋、慰问信等胜利回到祖国，并把这些捐款和物资献给前方将士。
厦儿团回国后，以桂林为中心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在欧阳予倩、夏衍等的指导下，排演了《谁说我们年纪小》、《小俘虏》、《咱们是一群小学生》等新剧目，还在金城戏院演唱《保卫大西南》、《在太行山上》等抗日歌曲。随着厦儿团影响的日益扩大，国民党当局对厦儿团的限制也不断升级，厦儿团刚到广西不久，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就以不准用“救亡”二字为由，强令厦儿团改名为厦门儿童剧团。皖南事变后，厦儿团的处境更加艰难，有些团员的名字甚至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在这种情况下，厦儿团党支部不得不采取分散团员的办法，让其成员星散各地，团的活动被迫停止。厦儿团在3年多的时间里，辗转汕头、广州、香港、越南和广西，行程万余里，历尽千难万险，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为祖国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