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厦门地下党组织最突出和坚持不懈的，是大力开展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开辟第二条战线。这个运动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

从1946年先后建立起来的厦门三个地下党组织，虽然隶属不同，但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在运动中都能够自觉地互相配合，协同作战。

厦门学生运动的内容与形式是多样的，有各校独立行动的，也有全市统一行动的。共产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始终站在这些运动的前列。

一、抗议美军在华暴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美帝国主义为了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不但在枪炮弹药等物资上帮助蒋介石，还调派9万名海军陆战队到中国，强驻北平、上海、南京、天津、青岛、秦皇岛等重要城市。这些美国侵略军到处胡作非为、横行霸道。

1946年12月24日，驻北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公然强奸了北京大学福州籍女生沈崇。美军的兽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从12月30日起，北平、上海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纷纷开展抗议美军在华暴行运动。

厦门大学师生在抗战时期深受国土沦陷、学校内迁之苦，对美军在华暴行莫不切齿痛恨。平津学生掀起抗议运动的消息传到厦大，一切有民族自尊和正义感的学生，立即群起响应。12月31日晚，新生院庄炳章等6名学生即到鼓浪屿龙头街一带张贴抗议标语。1947年元旦清晨，以陈启修为首的映雪楼123室7名学生，以该室名义将《文汇报》、《新华日报》关于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案件的消息剪下来，张贴在集美楼通道墙壁上。剪报一贴出，立即吸引了广大学生，在校园中引起巨大反响。然而，厦大的三青团反动分子竟然把剪报撕掉。三青团反动派的卑劣行径，立即遭到爱国学生的抗击。在大多数爱国学生的推动下，厦大学生于1月7日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罢课游行。这次游行得到校长汪德耀的支持。

上午9时，游行队伍在总指挥陈景汉、谢雪如带领下，浩浩荡荡走出校门，向市区进发。映雪楼123室学生举着用全白大被单制成的“看，我们的力量！”巨幅漫画，走在队伍前头。全校600多名学生参加游行，接近学生总数的一半。队伍途经双十路时，近90名双十学生冲破阻拦，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厦大学生热烈鼓掌欢迎，一时间，“全国学生团结起来”的呼声响彻鹭岛上空。

游行队伍绕市区一周，前后历时2个多小时，经过了公园南路、中华路、中山路、海后路、大同路、思明北路、思明南路，最后在双十路口止步，厦大、双十两校学生一起高呼口号，然后分途回校。一路上，同学们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国军队滚出中国！”“全国学生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军驻华！”等口号，并以厦门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名义印发《为抗议美军暴行告全市同胞书》，沿途分发给市民，丁连征等学生还在街头演讲。

这次抗暴游行示威，深得社会同情和支持，沿途群众对美军暴行十分愤慨。

当天下午，厦大学生抗暴委员会在思明南路梅兴行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有《江声报》、《星光日报》等报社记者。会上，抗暴委员会主席陈景汉介绍了厦大响应开展抗暴运动的经过和同学们的严正立场。次日，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厦大学生抗暴斗争的情况。

抗议美军在华暴行运动历时3个月，是解放战争时期厦门大学第一次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

二、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

在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厦门大学、侨师、省中、双十、英华、大同等学校，都经历过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学和中学，都有学生自治会组织。学治会以学生为主体，是学生自己的组织，开展文娱体育等活动。只有争得领导权，学生运动才能健康地开展起来。在各校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厦门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名为“自治”，却为学校训导处操纵，学校三青团把持，不仅不能代表广大学生爱国民主的意愿，不能积极领导学生开展爱国民主运动，而且起了阻挠、破坏的作用。1947年6月，在学校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一场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开始发动。地下党组织认为，争夺的关键在竞选的成败，一定要保证竞选的胜利。地下党组织为此致力于组建竞选团，制定竞选纲领，争取大多数学生支持。由于准备充分，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竞选团得到学生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同年10月，厦门大学学生自治会正式投票选举，闽西南地下党员晏致端被选为新一届学治会理事长，获得了学治会的领导权。从此以后，每一届选举，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竞选团都取得了胜利，保证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顺利开展。

由于厦大地下党组织夺取了学治会领导权，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又能团结广大学生，从1947年以后，学生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第二战场开辟了道路。

侨民师范学校、厦门省立中学和鼓浪屿英华中学等中等学校，也都经历了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这个斗争也都取得了胜利。

在解放战争时期，厦门的学生运动所以那么活跃，那么有影响，那么有威力，都是因为地下党组织夺取了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学生运动有分有合，有全市性的，更多的是以各校独立活动为主。厦门大学是最高学府，是老大哥，始终站在学生运动的前列。

全市各校的学生运动，既为正面战场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也锻炼了人，培养、考验了人，从中涌现了一大批倾向进步的青年。许多学生在学生运动中锻炼成长，并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抗议于子三惨案

富有革命热情和正义感的厦门大学广大学生，对全国或地区的学生运动，一般都能尽力声援，诸如震惊中外的南京五二○血案、1948年成都血案及国民党当局解散华北学联事件，等等。

抗议于子三惨案的活动，是厦门大学学运史上催人泪下的一页。

1947年10月26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和其他3名学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罪名为“共产党员，密谋不轨”，29日于子三惨死狱中。国民党当局为了掩盖其法西斯罪行，对外造谣说于子三用玻璃割喉“畏罪自杀”。惨案发生后，浙江全省大中小学学生举行罢课抗议。消息传到各地，抗议于子三惨案与各地的反迫害斗争结合起来，形成全国的反迫害运动。

厦门大学学生也迅速响应。

为了充分体现运动出自群众的普遍要求，地下党组织经研究决定，仍然采取群众签名的方式，争取大多数学生参加抗议活动。地下党组织还对开展抗议活动提出建议，交学治会讨论执行。

此次抗议活动得到广泛支持，参加签名者达388人。在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时，到会学生增至538人。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四项决议：（一）致电浙江大学表示慰问，厦大同学誓为后盾；（二）致电“政府”表示抗议；（三）罢课3天，沉痛悼念，以示抗议；（四）向社会报道于案真相。此次大会虽然再次遭到三青团员和青年军反动分子的捣乱，但他们的卑劣行径不但没有得逞，反而更加激起进步学生的革命义愤。

11月13日下午3时，追悼于子三同学大会在厦大膳厅举行。到会学生达600余人，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进入会场。会场四周挂着各学会、级会、社团及个人的挽联，灵堂正中挂着于子三遗像。那一幅幅挽联，寄托着同学们对于子三的无限哀思和对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无比愤慨。其中有的挽联写道：“立宪行宪，大吹大擂，徒饰国家太平；明杀暗杀，有声有色，唯恐天下不乱。”“国事一塌糊涂，流氓当道，处处成地狱，无辜学子，竞死非命，民主原是狗屁；烈士血迹才干，万人哀恸，CC遍天下，空言自由，不是办法，团结才有力量。”“独夫当国其命不永，烈士虽死精神仍存。”

追悼大会在悲壮的《追悼歌》歌声中开始，全体学生肃立默哀3分钟后，由学治会理事长晏致端宣读祭文。祭文说：“你活着，你没有声音，你不知名；你死了，你的精神不死，你活在我们心中……你死在地狱，却升上天堂。你死了，你鲜红的血，挣来了民主。你含冤的眼睛，看透了人生。你一个人倒下了，千万个人站起来。你一个人去了，千万个人跟着你。安息吧，子三。总有一天，那绑你的人，自己束手就缚；总有一天，人间的天堂建立在你死去的地狱上！”

追悼大会持续2个小时至下午5时结束，许多学生难抑激动、悲愤的心情争先在会上发言，其间更不断有人高呼“反迫害，反屠杀，反诬蔑！”“争人权，争自由，争公理”等口号。

为了扩大影响，学治会还印了许多宣传品，出版了于案专刊，以厦门大学全体学生名义发表了《为浙大于子三同学惨死罢课抗议宣言》，要求政府当局严惩于案凶手，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追悼会后，学治会将同学们节食一天所得的捐款寄浙江大学，转交于子三家属。

四、反美扶日大游行

1948年5月28日，厦门举行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示威游行。这是厦门学生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把厦门学生运动推向高潮。

日本投降以后，美帝国主义积极扶植日本恢复军国主义，作为控制远东的工具和监视中国人民革命的警犬。在驻日美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下，日本的侵略势力迅速再起，对远东和平特别是对中国人民构成严重威胁。

1948年2月4日，上海大中学校1万多名学生在交通大学举行纪念五四营火晚会，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5月22日，15000名上海大中学生集会纪念五二○南京惨案一周年，进一步号召同学们以行动来抗议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发起10万人的反美扶日签名运动。

厦门市大中学生在厦门大学的带动下，热烈响应上海学生提出的反美扶日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为了统一领导全校学生运动，厦门大学地下党组织决定成立党的外围秘密组织五月社。五月社的成员包括全校各个学生组织的负责人，以闽西南、城工部两个党支部的领导成员黄英瑞等人为领导核心。地下党组织又决定通过五月社领导开展反美扶日运动，作为冲破国民党不许集会游行的禁令，给予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一次有力的打击。

厦大地下党组织首先通过共产党员朱汝安在民主墙上贴出反美扶日的剪报，报道上海发动反美扶日的情况。接着，壁报联合会举办了反对美帝扶日笔谈，春牛社贴出反美扶日的漫画。这些笔谈和漫画，揭露美帝扶日的真相，推动反美扶日运动的开展。

5月27日早晨，五月社提出反美扶日四条建议，征求广大学生意见，不久就有460多人签名拥护。这四条建议是：（一）扩大宣传反对美帝扶日政策；（二）联合各中学一致行动；（三）休课2天，全体同学出动宣传；（四）致电美国国务院，反对扶日政策。当天晚上，开会讨论采取行动，侨师、英华两校派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五月社提出的四条建议，并临时动议决定组织厦门学生联合会，联合厦门各中学在28日举行示威游行。

5月28日上午，厦门市政府召集各中学校长和训导主任举行紧急会议，要各校“尽量劝导学生不要参加游行”。各校学生不顾当局劝告、威胁，仍然积极做好游行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天中午12时许，侨师学生200余人统一穿白衫黑裤，手执纸旗，从曾厝垵校部出发，步行半个多小时抵达厦大操场，与厦大400多名学生会合。出发前，厦大著名教授林砺儒登台讲话，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极大地激励了参加游行的学生。指挥游行的是厦大学生自治会理事长丁连征，他在宣布游行注意事项后，发出了开始游行的口令。下午1时半，游行队伍先在厦大操场预游一周，随后向市区进发。

一幅白底红字的巨大横幅，高举在游行队伍前面，那横幅写道：“厦门大中学生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联合大游行”。紧接着是“大家唱”歌咏队的歌手们，再次是厦大与侨师的游行队伍。在队伍中夹杂着“反对奴才外交”、“反对美帝扶日”等大旗。在这个学生游行队伍中，有共产党员，也有进步爱国学生，共产党员始终走在队伍前头。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不断壮大。游行至同文路，厦大新生院的学生从鼓浪屿来到这里同游行队伍会合。路过双十中学时，只见校门紧闭，队伍立即停步，高喊“双十厦大是一家”口号。校内学生听到游行队伍的口号声，立即吹哨集队冲出校门，参加游行示威。来到中山公园南门，他们又会合大同中学的队伍。大同中学的军乐队放声吹响军乐，大壮游行队伍声威。随后，省立厦门中学又加入游行队伍，人数增至2000余人。这支完全由爱国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秩序井然，步伐整齐，从公园南门至中华路，从中华路至中山路，沿途口号声、歌声此起彼落，犹如汹涌不息的浪涛。沿途观看游行的群众越来越多，对学生的爱国义举表示赞许。

队伍来到中山路中段星光日报社楼前，游行掀起了高潮。霎时间，从星光日报社天台上散发下来的反美扶日传单，像雪片似的凌空飘散，沿街群众争相接阅；各校的领队也领呼反美扶日口号，口号声响彻中山路上空；厦大“大家唱”歌咏队及其他各校歌咏队，有的唱起《你是灯塔》，有的唱起《团结就是力量》，一支支慷慨激昂的歌曲唱响，就像吹响一支支进军号角。

游行队伍到达鹭江道时停下来了，等候正在渡海的英华中学队伍。厦大老大哥看到英华小弟妹来了，情不自禁地高呼“厦大英华是一家”。英华队伍上岸后，立即走进游行队伍行列，游行队伍再次壮大。

游行队伍从鹭江道向海后路进发时，遇到了正从那里经过的黄天爵市长的轿车。当时轿车进退不得，停在马路旁边。厦大宣传队一拥而上，把反美扶日传单塞进车里，又把标语贴满车的两侧。市长轿车顿时成了反美扶日的宣传车。这个十分活跃的宣传队还用星光日报社捐献的油墨，在中山路等主要街道书写巨大的“反对美国扶日”标语。宣传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发表即席演说，揭露美帝扶日罪行，博得围观群众阵阵掌声。

游行队伍还在行进中，突然天气骤变，大雨滂沱，同学们的衣服都被淋湿了，但没有一个人离开队伍，大家仍昂首阔步迎着暴雨前进。为了鼓舞士气，各校宣传队临时变更口号：“救国不怕雨打！”“在暴风雨中站起来！”还把《跌倒算什么》临时改编为《雨打算什么》，在游行队伍中高唱起来。

游行前后历时2小时，收到了预定的宣传效果，最后汇集于中山医院（即虎头山下）右侧广场。游行总指挥丁连征对此次游行作了总评，他庄严宣布：“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爱国主义壮举。但是，这只是我们胜利的开始。它是空前的，但并不是绝后的，我们厦门大中学生要团结起来，要靠得更紧！”

当天晚上，由厦门大学学生会发起，厦门市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

第二天，《星光日报》、《江声报》等报纸都用很大的篇幅报道了此次反美扶日大游行实况。

五、反对强占侨师附小校舍

1949年春，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及其军政机关和军事学校纷纷南迁。3月20日上午8时左右，突然有两辆军用卡车，满载国民党海军军官学校警卫连的士兵，驶至双十路四明会馆门口。那些士兵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跑步向前，包围侨师附小，又翻越围墙进入校内，把校牌、桌椅全部扔出校外。随后又在屋顶架起机枪监视四周。学校附近路口全部被戒严，不准通行。

就这样，侨师附小被国民党海军强占了。从这一天起，老师进不了学校教书，学生背着书包不能进学校上课。

国民党海军军官学校用武力强占侨师附小校舍的暴行，引起了附小师生和家长的强烈不满。在侨师附小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郭旭等3名地下党员以教师身份，团结全校师生，发动学生家长，开展了同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行径的合法斗争。

学校党支部决定由郭旭负责组织学生控诉队，向社会各阶层、各机关团体和学校进行控诉，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他们以六年级24名学生作为骨干，再挑选其他高年级比较勇敢的、表达能力强的学生20多人组成控诉队。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读书！我们要学校！”

侨师附小控诉队所到之处得到广泛的同情，控诉队在厦大，厦大学生同他们一起唱《团结就是力量》，表示一定要支持他们；控诉队到各中学控诉，各中学的大哥大姐也同情地对他们说：“小朋友，你们做得对，我们支持你们夺回校舍！”

侨师附小控诉队分赴各校控诉，以及《江声报》、《星光日报》等报纸对海军军官学校强占侨师附小及控诉队活动的报道，让全市人民都知道了事件的真相。许多群众议论说：“全副武装的军队赶走手无寸铁的学生，强占了学校，天理何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郑朝宗著文《一个学生家长的寄言》，痛斥国民党反动军队强占学校的行径。

国民党海军军官学校原以为占用一所小学易如反掌，没料到会遇到如此顽强的反抗。他们为了扑灭侨师附小师生斗争的火焰，想用分化瓦解的方法，让教育局通知附小学生分散到9所小学去读书。但是，附小师生坚决反对。没有教室上课，附小教师就带领学生在满地瓦砾、野草丛生的刘家祠堂露天上课。双十等中学的学生闻讯，纷纷派代表到现场慰问。侨师的大哥哥大姐姐也来看望小弟妹，教唱《团结就是力量》及自编的《反对武力强占侨师附小》等歌曲。

为了增强抗议力度，在侨师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侨师校友会与学生会联合护校委员会随后成立。护校会成立后，分别串连住在本市的侨师学生及本地、外地的校友参加斗争。护校会还以侨师校友总会名义，写信发动泉州等地的侨师校友分会印发抗议书，声援附小的护校斗争。

侨师附小地下党组织还和学校领导商量，决定让附小教师分头联系学生家长，以学校名义请他们来校参加家长会。其中有一位学生的家长是国民党厦门要塞司令部参谋长周烈，他虽然不在家，但他的夫人对海军军官学校强占附小十分不满，愿意参加家长会。家长会由附小校长柯咏仙主持。全体家长了解海军军官学校强占附小的经过后，义愤填膺，一致决定成立侨师附小家长护校委员会，选举当律师的家长刘礼芳为主席，周烈夫人等为委员。家长护校会还通过了三条决议：（一）坚决反对海军军官学校武装强占附小校舍，决不让学校被解散；（二）发动家长募捐，保证护校所需经费；（三）帮助解决教师膳宿困难。家长会开得很成功，当场有人捐款，会后有人把饭菜送到露天上课地点。

侨师的地下党同志和校友、同学一起，分别联络本市大中学校，于23日下午以侨师校友、同学联合护校委员会名义，召开厦门市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及记者招待会。在介绍侨师附小被武装强占的经过后，与会者纷纷发言指控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厦大学生自治会主席胡复生（共产党员）在会上发言时，建议立即成立厦门文化界为侨师附小被迫害支援委员会。全体与会代表一致表示赞同，并推举厦大学治会担任常务理事，省中、英华、双十等学治会分别负责联络、总务和宣传工作，其他中学学治会为委员。厦大学治会主席胡复生郑重表示：支援会将坚决支援侨师附小，直至校舍获得圆满解决为止。如果向市府当局交涉未获结果，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市府当局应负完全责任。

24日清晨，附小全体学生高举“请愿”大旗，列队上街游行，然后直闯市政府礼堂，席地而坐大声朗诵课文。他们不顾当局驱赶，坚决表示：“校舍一天不还给我们，我们便在市政府上课一天！”市府当局无计可施，被迫作出让步：中山公园内所办幼稚园合并到附小去，海军军官学校提供3座铁皮活动房子作为“补充校舍”。侨师附小党支部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支持校长在协议书上签字。

这场侨师附小的护校斗争，虽然没有取得收回原有校舍的胜利，但是通过斗争，揭发和暴露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反人民、破坏教育、迫害儿童的丑恶面目，赢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敢于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显示了厦门地下党的勇敢与魄力。

六、反对封闭嘉庚阅览室

厦门大学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信仰马列主义的地下党组织，责无旁贷地要传播马列主义。创立嘉庚阅览室的目的，就是为便利广大追求真理的学生借阅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是不容许的，地下党组织要办，国民党反动派要封闭，封闭与反封闭的斗争便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1948年夏，在反美扶日运动取得重大胜利，学生运动掀起高潮之后，厦大地下党组织为了广泛深入地传播马列主义，决定创办一个以陈列进步书报为主的阅览室，并以厦大创办人、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名字命名，向学校申请登记。阅览室由学生自治会学术部出面筹备，地下党组织派出党员参加工作。在6月底召开的筹备会决定阅览室按书报收集、书目编定和书刊借阅管理三方面，分别成立收集组、编录组和管理组，公推地下党员林文治为阅览室负责人，筹备会后即着手收集进步书报。书报来源，一方面由地下党组织提供，一方面向学生借用或发动大家捐献，并设信箱请香港新民主主义出版社（化名沈明珠小姐）寄送。

7月10日，一切准备就绪，包括向学校当局备案之后，嘉庚阅览室在集美楼第二教室正式开放。室内摆着哲学、经济、政治、法律、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图书七八百册，报刊2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倾向进步或中间偏左的，也有一些为了掩人耳目而摆设的右倾或中间偏右的报纸杂志，甚至还有反动的《中央日报》、《救国日报》和《灯塔》等。所有书刊报纸的摆设，都有内外之分。国民党查禁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其他革命书刊，如《整风文献》、《群众》、《正报》、《华商报》、《新华社电讯》等，就放在内部，由党员发动党的积极分子秘密借阅，并加上伪装的书皮，不盖阅览室的图章。

经过地下党组织审定，参与阅览室管理的工作人员达20多人。阅览室每天开放半天，极大地吸引了读者，打破了暑假后厦大校园的寂静，其热闹程度远远超过学校图书馆。为了适应读者需要和要求，阅览室还把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借阅最热门的书有：《鲁迅文集》、赵超构的《延安一月》、斯诺的《西行漫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

嘉庚阅览室起了传播马列主义的作用，广大读者不但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的进步书刊，还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许多学生由此转变了自己的人生观，开始倾向革命，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像其他学校一样，有革命的师生，也有反革命的师生，其中甚至有一些是职业特务。嘉庚阅览室开设之后，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注意，他们嗅出了阅览室的革命气味，便向厦门市长黄天爵密报。黄天爵立即打电话给厦门大学校长汪德耀，叫他“加以查封”。

经过“查封”与“反查封”的激烈斗争，地下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决定不与反动势力硬顶，便“遵命”停办嘉庚阅览室，把内部的革命书刊，存放在革命学生寝室，继续秘密传阅。学校当局奉命封闭了一个嘉庚阅览室，校园里却涌现了经济、历史、中文、生物、海洋、商学等10多个嘉庚阅览室型的院系秘密阅览室，继续传播马列主义，“地下火”越烧越旺。

七、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命”运动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之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严重影响了厦门大学学生的学习与生活。1947年暑假厦大招收的近500名新生，实际到校报到的仅占45%，半数以上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入学，要求保留学籍一年。已经进校学习的学生，亦有许多人因经济困难走向退学之路。类似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为了解决学生的生活困难，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生“活命”运动，揭露和控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

1947年9月21日，地下党组织通过学生自治会临时理事会作出决定，开展助学自救运动，发动学生签名。学治会的决定得到广泛支持，仅校本部二、三、四年级学生，参加签名的就高达500多人，后又选举产生了厦门大学学生助学委员会，具体领导这一运动。助学委员会决定用三种方式筹募助学金：第一种是义卖“助学章”、“助学衣”；第二种是举行体育及音乐表演；第三种是公演及展览，发义卖券。

地下党组织十分重视并加强了对助学运动的领导。原闽西南党支部书记杨申分工宣传，编辑了38期《助学导报》，对开展助学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闽西南地下党员熊德基副教授撰写题为《我为助学运动呼吁》一文，指出青年不能求学是国家的损失，“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我们不能让青年失学。青年人根据‘人’的权利，有理由要求受教育的机会，每个人都有权要求温饱，要求自由，要求获得知识”。

助学运动还得到厦大校长汪德耀的支持，他除了鼓励学生报名参加外，还特函《江声报》辟出版面，出版《助学运动特刊》，并且撰写《助学运动是社会自救运动》一文，呼吁社会各界贤达，“伸出人类的敬爱精诚的手，热烈地来协助助学运动的成功”。

10月10日和11日，参加助学运动的学生分成20队（包括侨师、双十、中华、大同、英华派出的代表），分赴市区各街头和戏院等公共场所义卖“助学花”和“助学章”。义卖的“助学花”由厦大统一剪制发给，各中学也尽力协助，毓德女中还送来绸布花277朵。有的学生负责义卖，有的学生组成拉拉队，巡回助阵。除了义卖之外，有些学生还组织擦鞋队，用劳动博得民众的同情与支持。

助学运动实质上是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另一种形式上的继续，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厦门的几家报纸都对此作了报道。

请愿配给平价米，是厦大学生“活命”运动重要的一章。

事情发生在1948年12月8日。这一天，福建省田粮处处长陈拱北到闽南各县“视导”路过厦门。厦大地下党组织得到消息，即由学生自治会理事长和自治会膳食委员（均为地下党员）代表全校学生向陈拱北提出增配平价米的要求，但被陈拒绝。为此，学治会于11日晚召开自费及半公费生吃饭问题座谈会，许多公费生出席支持。座谈会决定待陈拱北返回厦门时，组织全体学生集体向他请愿，要求按学生人数配给每月所需平价米。

12月12日下午，陈拱北主持漳州粮政会议完毕返回厦门，住在思明西路厦大旅社。趁此机会，学生自治会理事长胡复生率领学治会理事和学生代表于13日上午7时到陈拱北住处，向他递交厦大学生自治会的《上陈处长拱北书》，提出三点要求：（一）定额配给全校1313位学生每人每月21公斤平价米；（二）平价米的价格应依上月市价与平价的比例订定；（三）9月至11月三个月份的缺额平价米，应按当时之价格计算。经过一个小时的商谈仍无结果，厦大校本部学生即按原定计划，在第一节课上课钟声响起的时候，以系为单位齐集大操场，三人一排，翻越蜂巢山，穿过大生里，向市区进发。队伍高举“厦大学生要饭吃”的大旗以及“我们要活命”、“我们请求平价米”、“团结就是力量”等标语，在经过中山路口时，汇集了由鼓浪屿渡海过来的新生院学生，组成一支千人长队，于9时左右到达厦大旅社门前。此时，胡复生代表全体学生再次上楼与陈拱北谈判，楼下的学生不断高呼“我们要活命”等口号，又高唱《吃饭歌》，与楼上谈判呼应配合。经过长时间的交涉，慑于学生的正义威力，陈拱北不得不答应了大家提出的三点要求。

请愿配给平价米的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继请愿配给平价米之后，厦大地下党组织接着又领导全校工友为要求提高待遇而“总请假”。

厦大工友有100多人，其中许多人在校服务长达10至20年。他们一天到晚无休止地劳动，而每月只有“13元底薪”的极低待遇，生活极为贫苦。1948年12月间，国民党中央教育部通知厦大，只提高职员底薪，完全不顾工友死活。地下党组织通过工友夜校进行发动，又由工友会理事长、地下党员张逢明召开会议，讨论加薪和要求配给平价米问题，决定向学校当局提出两点要求：（一）将底薪提高为教职员基数的六成（即36元）；（二）把平价米配量增加为每月15公斤。在目的未达到前，全体工友向学校“总请假”。

22日清晨，全体工友“总请假”停止工作，整个学校像断了游丝的手表停摆了。为配合工友行动，地下党组织又在校园内各个角落张贴工友“总请假”的宣言。宣言集中到一句话，那就是“为了活命”，宣言最后还表示：“不达目的，永不复工。”

工友们的合理要求得到学生自治会的全力支持。学治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暂行停课，所有工友应做的事，不论炊事、打扫、送信等，均由各院系男女学生分别担任，并节食一天，以慰问全校工友。当天中午，学生还把慰问的饭菜送到工友集中的山头上，工友们受到极大的鼓励和安慰。学治会理事会还派出代表，就工友提出的两点要求，向学校当局提出交涉。

由于全体工友坚持团结斗争，加上学生的全力支持，学校当局全面接受了工友的要求。

进入1949年以后，物价更为疯狂地暴涨，每月数百倍地增长，厦门大学师生员工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面对这种情况，厦大地下党组织提出“要活命，要生活，依靠自己救自己”的口号，利用寒假期间和新学年开始后，发动学生开展义卖、垦荒活动，以求自助救饥。2月2日（农历正月初五）晚上，在地下党组织的推动下，厦大学治会召开理事会暨代表会联席会议，商讨如何维持生存。这个“诸葛亮”式的会议，提出了许多可行的建议，诸如挑水出卖、拍卖、踏三轮车、做短工、改吃稀饭，等等。随后，学治会发动大家签名，成立义卖队、活命擦皮鞋队、活命拉车队、活命卖水队。与此同时，还印发宣言，争取社会人士理解、同情与援助。学生的活命卖水队上街时，引起社会广泛同情，市民愤怒地说：“堂堂大学生，居然落到抛头露面沿街叫卖自来水的地步，生活不困难，何至如此！”2月9日《星光日报》在《鹭江即景》中愤慨地写道：“这年头，学生的确是在学生，学着要怎样才能生存！”

参加义卖的学生也按计划出动了，他们以“厦大学生活命义卖队”的巨大横幅为前导，分成19个小队走上街头，每人手上分别拿着铅笔、肥皂、日历、香烟、花卉等沿街叫卖。他们的活命叫卖声，击痛了有良知的市民。《星光日报》记者的报道写道：“他们的呼喊，不但是为他们自己寻求活命，也为无数万饥饿的贫民发出怒吼！”

除了上街义卖之外，厦大学生还组织义演，在厦门市通俗教育社举行歌舞会。

这次“活命”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不但有一定的经济效益，而且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无能。

八、以革命文艺为武器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革命文艺成为大中学校开展革命活动的工具，也是学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文艺为学生运动推波助澜，学生运动为革命文艺提供用武之地，二者相辅相成。

在厦门，革命文艺之花开得最茂盛的，首推厦门大学。在组织全校性的“大家唱”歌咏队之后，厦大又先后成立了“海音”、“蜜蜂”和“啄木鸟”歌咏队。这些歌咏队成立后，厦大校园上空，便经常荡漾着慷慨激昂的革命歌声。不但如此，哪里有学生队伍的行动，哪里就能听到革命歌声。1948年5月28日的反美扶日示威游行，厦门大学的“大家唱”歌咏队，沿途放声唱出《你是灯塔》、《五月进行曲》、《向太阳，向自由》、《青春战斗进行曲》、《向前进》及《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等，许多厦门市民第一次听到如此动听的革命歌声，深受感染和鼓舞。

1948年12月12日，向福建省田粮处处长陈拱北请愿配给平价米时，厦大“大家唱”歌咏队唱起听来令人心酸的《吃饭歌》和犹如大海翻腾的《团结就是力量》，使陈拱北听了胆寒，不得不答应学生的要求。

1949年2月21日至22日两天，厦门大学学生救饥委员会假厦门市通俗教育社为“活命”举行义演时，除了演戏之外，还倾力大唱革命歌曲，其中有《古怪歌》、《王大娘补缸》、《播种之歌》、《锄头歌》、《垦春泥》、《茶馆小调》、《二月里来好春光》、《山那边哟好地方》等等。这些歌曲全是民族的、大众的，是描写贫苦人民特别是农民生活的。秧歌剧《王大娘补缸》、活报剧《茶馆小调》和《古怪歌》等，无情地揭露了黑暗的现实；而《二月里来好春光》、《山那边哟好地方》等，则给听众带来希望和光明。这些歌曲，有力地冲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靡靡之音的堤坝。《星光日报》副刊载文评价此次义演所唱歌曲，“为厦门甚至华南音乐界演出开辟了新纪元”。

学校设在曾厝垵农村的侨师革命学生，为了配合革命活动，组织了“啦啦唱”歌咏队，在校园里，在农村田野间，在示威游行中，在舞台上，尽情地高唱一支支从各地、各校传来的革命歌曲，诸如《歌唱祖国的明天》、《兄妹开荒》、《三月道情》、《跌倒算什么》、《你这个坏东西》等等。

全市各个中学，在各校地下党组织或地下党员的倡导、推动下，普遍成立了名称不一的歌咏队，其中有省立厦门中学的“咱们唱”歌咏队及英华中学的“一齐唱”歌咏队。他们经常地、广泛地传唱《团结就是力量》及《你是灯塔》等革命歌曲，激动人心，振奋士气。特别是反动势力出来捣蛋破坏学运的时候，《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足以压倒一切反动势力，鼓舞队伍向前！

在普遍成立歌咏队的同时，厦门大学和各中学还普遍出版壁报，其中有条件的还组织剧团，运用各种文艺武器进行战斗。厦门大学和侨师，先后演出了讽刺国民党腐败无能的《升官图》及《阿Q当选总统后》，对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发挥了重大作用。

厦门城市不大，但报社相对比较多，光是大报就有《星光日报》、《江声报》、《中央日报》和《立人日报》。每家报纸都有副刊，谁掌握了这个副刊，这个副刊便为谁服务。以这四家大报来说，《星光日报》和《江声日报》的副刊就是由倾向革命的人士主编的，这两个副刊也便成为了开展革命斗争的战场。其中《星光日报》副刊《星星》，是由许虹主编的，他原是汕头青抗会会员，是积极抗日的热血青年，厦门光复后来到厦门，先后在侨师和省立中学当教师。从1947年7月至1949年1月的一年半中，许虹在《星星》副刊上刊载了400多万字的文章，其中有许多讽刺、抨击美蒋反动统治，鞭挞、揭露当时黑暗现状的杂文、诗歌、影评及短篇小说。在南中国还是一片漆黑的长夜里，《星星》却放射出点点亮光，其作者许多是地下党员或进步青年，其中有林闻、何人等，他们拿起笔当武器，把《星星》当战场，揭露黑暗，歌颂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