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取得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奠定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基础。1949年4月，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百万雄师过大江”，以锐不可当之势突破长江防线，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大军乘胜前进，挥师南下，追歼蒋介石残兵败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福建地下党广大革命志士，他们把零星的武装力量集中起来，建立起一支又一支游击队。其中，闽粤赣边区党委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于1949年元旦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随后即在粤东、闽西、闽南等地建立了有建制的游击队。在闽中地区，继闽中游击队建立之后，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也建立起了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
从1949年春开始，厦门地下党组织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把开展学生运动、开辟第二战场转变为全力支援游击战争，掀起了支援游击战争的热潮。
一、组建安溪游击队
1949年初，在香港成立的中共泉厦临工委（闽西南）在前一阶段工作基础上，组织动员泉州、厦门等地大中学校学生党员和革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火热的斗争第一线去。大批立志革命的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党的安排，脱下学生服，舍弃城市生活，到安溪、永春、德化、漳平的广大农村去。1949年初到安溪的有100余人，以后又陆续增加到300人左右，成为组建安溪革命武装的先遣队。
从泉厦地区调去的党员干部，分批进入安溪长坑地区以后，在中共泉厦临工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深入农户、扎根串连、创办农民夜校等方法，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当时，国民党当局作垂死挣扎，不顾农民死活，采取高压手段，强行征丁、征粮和征税，搞得民不聊生。先遣队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农民最能接受的反抗征丁、征粮、征税的反“三征”口号，广泛组织抗征队。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许多青年农民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抗征队。先遣队又以此为基础，在有条件的村庄组建武工队。武工队是游击队的雏形组织，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武工队遍布安、永、德、漳广大农村。1949年3月上旬，先遣队从安（溪）南（安）同（安）边区及安（溪）漳（平）华（安）地区，挑选忠诚可靠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40人，组建了安溪第一支游击队。
时至6月，随着安溪、永春、南安广大地区的解放，各地人民武装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共闽南地委和闽粤赣边纵第八支队发布命令，将安溪中心县工委所属的各支人民武装整编为闽粤赣边纵第八支队第四团（代号“活泼”）。6月8日，边纵第八支队第四团正式成立，张振顺任团长，陈华任政治委员。第四团下辖4个营，17个连。此外，尚有团部直辖的“钢铁”、“前进”两个支队。全团共有2100人枪，厦门大学的学生占了很大比例，其中有张克辉等人。这支有觉悟、有战斗力的人民武装，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广泛建立了人民政权，最后解放了安溪、永春、大田、德化、漳平、宁洋6座县城和连成片的广大农村。四团成立后，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从团到营连的领导人有所变动。这支游击队为这个地区新生的政权输送了大批干部。从厦门调到游击区的干部中，应家骥、陈庚申、黄协荣3位同志献出了生命。
闽西南地下党组织除了先后派出300多名革命志士到安溪建立游击队外，还派出刘正坤、陈少等100多名共产党员、新青团员到云霄乌山革命根据地，参加那里的游击战争。
二、举办无线电训练班
1949年初春，中共厦门工委（闽中）接受了上级一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利用胡以按（胡冠中）任《星光日报》电讯室主任之便，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为建立地下无线电台做准备。
胡以按是1939年在闽粤赣边加入党组织的，曾任中共闽粤赣中心县委无线电台支部书记兼报务员，直接同延安中共中央无线电台通报联络。因疏散于1948年5月来到厦门就业，受聘《星光日报》电讯室主任，同年7月同中共厦门工委（闽中）取得联系，接受工委领导。在这之前，胡以按同厦门一些报社和通讯社有接触，知道设在中华路的南侨通讯社无线电台台长利用电台办训练班，向学员收取培训费，不用到哪里去申请或登记。为此，胡以按决定仿效南侨通讯社无线电台办培训班的办法，完成工委交给他的任务。
当时，工委交给胡以按培训的是郭凡夫、吴世道和胡庆文3位同志。胡以按觉得人太少，反而容易引起怀疑。为此，他把侨师附小郭旭、林明安等想学习无线电技术的教师及他的一位老同学，吸收到培训班来。这样做，既有利于掩护，也可帮助他们学到就业本领，电讯室人员都以为胡以按办训练班是为了赚钱。
电讯室设在《星光日报》社4楼，同胡以按的寝室只有一板之隔，他就利用这个寝室做培训班班址，把秘密工作披上公开合法的外衣。
《星光日报》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创办的，人们不会想到在这样的报社里还有人搞革命活动。胡以按利用职务便利，堂堂皇皇地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并且利用电讯室的电讯器材装配练习抄收电讯的“蜂音机”。发报用的电键及电池，也由电讯室供应。
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胡以按利用业余休息时间培训学员。上课时间一到，学员们都非常自觉地到培训班接受培训。此时，他们听到的都是“··--”（的的打打）的声音。这是电码声，无论是阿拉伯数字或是英文字母，都是由不同电码组成的。比如阿拉伯数字的“1”是“·-”，英文字母的“B”是“-···”。一个汉字由四个电码组成，如“新”是2450。按照国际标准，报务员每分钟要能抄收120个电码。胡以按从党的需要出发，一丝不苟耐心地培训学员，地下党组织派来学习的同志也非常刻苦地学习，很快抄收速度就达到了国际标准。
同年6月，胡以按听从党的召唤到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建立无线电台，把吴世道和胡庆文也带去了。郭凡夫另有任务，中途离开培训班。
三、到游击队去
1949年五六月间，厦门革命志士到内地参加游击队达到高潮，几乎是三两天，就有十个八个青年男女奔赴游击区，有乘车的，有乘船的，有到漳州地区的，也有到泉州地区的。这些青年男女胸前大都挂着校徽，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厦门大学、侨师，或是省立厦门中学、双十中学或英华中学。
这些青年男女都是厦门地下党组织安排去参加游击战争的，有的到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有的到中共闽南地委所属云霄乌山根据地。到泉州团队的有200余人，到乌山根据地的有100余人。
6月5日，清晨。
鹭江道客运码头熙熙攘攘，有叫卖早点的，有招待乘客的，也有匆匆赶路的旅客。停泊在码头的客轮，汽笛长鸣，欢迎乘客光临。好一派繁忙景象。
一艘开往安海东石的“凯歌号”客轮，迎接了一批批乘客，其中有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身穿白衬衫、黑裤子，脚穿皮凉鞋，早就进入客轮座位，目光注视着上船的旅客，但又很难看得出他跟那些客人有什么关系。
有三位走在一起的客人，其中一位颇引人注目。他穿着一套新制的西装，胸前挂着一枚上写“星光日报”的徽章；头发是流线型的，有波有浪；脚上穿的是擦得锃亮的皮鞋。很明显，此君是星光日报社的工作人员。
那位很关心乘客的年轻人，重点关照胸前挂有“星光日报”徽章的旅客。
那位关照乘客的年轻人叫梁明富，是闽中地下党工委组织委员，负责带队的。那位挂“星光日报”徽章的是《星光日报》电讯室主任胡以按，他此行奉命到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建立无线电台。
“凯歌号”客轮经厦门港徐徐向安海驶去。因为是内海，风浪不大，船上的乘客，有的探头向窗外望去，有的在默默沉思。梁明富跟那些乘客是熟悉的，但又互相装作不认识，彼此心照不宣。
约莫过了3个小时，“凯歌号”客轮到达安海东石，乘客纷纷下船。凡是要去泉州团队的同志，事前都得到了通知，一下船就跟着梁明富上了一辆客车。客车驶抵安海，大家被安排在一幢小洋楼里休息。
此时，仔细一算，同乘“凯歌号”客轮来到这里的，有20多位男女青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之前并不认识，但因为走的是一条路，是朝着一个方向走的，便一见如故，十分亲热。中午，这幢楼房的主人热情地请来自厦门的“客人”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他们与楼房主人非亲非故，却像自家兄弟一样亲。后来才知道，这是周乔林同志的家。
下午4时许，暂时安置在那幢小洋楼的20多位男女青年奉命撤离。令人难以思议的是这些青年好像是在游山玩水，有人提一个放着生活用品的网袋，有人提一个小旅行袋，几乎是排成队走在安海街上。他们无所畏惧地走出安海街，走了约莫5华里，来到房前屋后种植龙眼的村子。
正是太阳下山的黄昏时分，20多位男女青年豪情满怀地向“山那边”走去。他们得知，“山那边”就是他们所向往的游击区。此时此刻，他们的心情多么激动，个个健步如飞。当他们来到一座山下往山上走去时，胸前挂着厦门大学校徽的学生们以无限向往的心情，放声唱起了《山那边哟好地方》。可能有些人没有走惯山间小道，在走过山梁时，有人跌倒了。于是，学生们又唱起《跌倒算什么》来。他们互相鼓励着，跌倒的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夜幕降临时，他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这就是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的临时团队部，政委、司令员许集美等领导人就住在这里，在村口迎接他们的到来。
这是从厦门进入游击区的诸多队伍中的一支，其他先后到游击区的队伍情况也大体如此。他们到游击区后，服从组织安排，在不同的战斗岗位上，献出他们的聪明才智。
许集美非常重视无线电台的建立，当天晚上就约见了从厦门来的电台负责人胡以按，开门见山地问道：“电台什么时候可以建起来？”胡以按理解他的心情，有了电台，起码可以抄收新华社电讯，得知瞬息变化的国内外大事，也可能知道中央的工作动向，对于各级领导是十分重要的。早就有思想准备的胡以按，出乎许集美的意料回答道：“只要你给我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一张凳子，电台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
许集美当场拍板同意，第二天，“总务伯”（郑星辉）就配齐了建立电台所需的东西。剩下的事就是打扫房间了。安排给电台使用的房子原来楼下关牛，从来无人住过，灰尘、蜘蛛网很多。派到电台来做政治工作的高景春（许集美的夫人）、到电台学习翻译的阿珍（林雪仪）以及从厦门随胡以按来的收电员胡庆文、吴世道、张舜和来学习翻译的周琳，大家一齐动手，不到半天就把房子打扫干净了，然后又搬来了桌椅。胡以按则熟练地做好两件事：一是焊接A、B电，供收报机所需；二是把收报天线挂起来。收报机是胡以按赠送的，早就由地下交通员带来了，随时都可使用。
当天晚上吃过晚饭，胡以按早早就坐在收报机前，戴上耳机，转动刻度盘，全神贯注地倾听新华社的呼叫。7时正，新华社开始播发电讯，胡以按一字不漏地把电码抄收下来，周琳和阿珍接着按照电码本，一字一字翻译出来。因为是初学，译得比较慢，但当天晚上还是把电讯译出来了。
就这样，电台建立起来了。但要同上级通报联络，还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诸如同上级电台相约通报时间、通报呼号和电报密码。
以上写的是厦门闽中地下党支援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的一个片断。
地下党组织派往游击区的同志，有的比较顺利地到达了游击区，也有的遇到了较大麻烦。邱澄振、金懋鼎、苏珍辉、赵家鼎、邱品玉等20多位同志到安海时，就碰到国民党交警封锁到农村的道路。安海地下党同志采取紧急措施，把他们安置到地下党同志家里去，直到第三天交警撤除封锁，才把他们送到游击区。
从厦门到内地支援游击战争的厦门革命志士，为开展内地游击战争增添了力量，他们大部分担任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少数同志参加武装斗争。这对这些革命志士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极好的锻炼。
四、在物质上支援游击战争
在人力上支援内地游击战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厦门地下党组织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厦门地下党组织还在资金、药品等方面，支援内地游击战争。
从1949年四五月份开始，闽中地下党组织就向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募捐。据不完全统计，闽中地下党组织募捐的款物折合美金1万元左右，其中地下党员刘惜芬除了把自己所有项链和戒指捐献出来外，还动员大妈和姐姐把戒指捐献出来。在一次革命群众集会上，在刘惜芬的号召下，当场所有手上戴有戒指的革命群众，一下子就献出金戒指10余枚。邮政局地下党员陈启浩的妻子吴玉英是热心革命事业的革命群众，她家成为可靠的地下联络站，许多地下党同志都到过她家，有的同志还在她家吃住。她也参加了募捐活动，不但把她出嫁时所佩戴的金簪、戒指全部捐献出来，还秘密动员思想进步的邻居捐献戒指，她所经手的戒指就有10多枚。
除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捐献外，一些民主人士也纷纷解囊捐献，其中丁福记老板丁乃扬捐献金砖2块；宜生药房老板胡赐开捐献游击队急需药物，折合银元2000元左右；星光日报社社长胡资周捐献美金200元和万金油、八卦丹等药品。地下党组织把他们捐献的物资统统转送游击队，支援游击战争。
在国民党的血腥统治下，不光是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共产党员要冒坐牢、杀头的危险，凡是同共产党有牵连的，一经国民党发现，照样有性命危险。那些革命群众和民主人士的捐献，既是可见可数的物质，还有一片比物质还贵重的革命赤诚，那是他们对革命的拥护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