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地下党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充分运用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为革命事业服务。

在厦门大学及其他中等学校，地下党组织的队伍基本上是学生，主要任务是开展学生运动。因此，团结老师，争取老师，尽量使老师站在学生一边，关心爱护学生，支持学生爱国和正义的行动便成为地下党组织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1947年5月，厦大地下党组织以其所掌握的《实践》、《钟士》和《新曙》等壁报社，联合举办五四纪念晚会，学习、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地下党组织派出代表诚恳邀请熊德基副教授出席晚会。熊德基副教授在晚会上作了《反反民主，反反科学》为题的演说，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革命热情。熊德基副教授这次登台演说，引起了闽西南地下党同志的注意。经过进一步接触了解，得悉他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西南联大总支书记，后因客观原因中断了同党的组织联系，1946年受聘到厦门大学任教。1947年7月，闽西南地下党组织在对他做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同意吸收他重新入党，使他成为厦大教授中的第一个党员。后来，熊德基担任了闽西南地下党临时工委、临时市委书记，以教授身份团结了一大批教授。同年6月2日晚，杨申等3名学生（均为地下党员）敲钟召集开会，被学校当局以“煽动学潮”为名，宣布开除学籍。学校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经济系主任王亚南等进步教授的义愤。王亚南与郭大力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的译者、著名的经济学家，许多学生是慕王亚南之名到厦大求学的。为了营救3名学生，王亚南带领经济系全体教师联名向校长索要3名学生。慑于王亚南教授的强大压力，学校当局被迫收回成命。1948年5月28日的厦门大中学生反美扶日示威游行，也得到厦大著名教授林砺儒的大力支持。在游行队伍从厦大出发前，他登台演说，谴责美帝扶植日本军国主义政策，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厦门地下党组织团结新闻界工作也做得很有成效。《星光日报》和《江声报》两个报社的社长都变成了地下党的好朋友，两家报纸变成了为真理、为正义呐喊的阵地。

《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在厦门新闻界颇有威望，曾被选为厦门报业公会理事长，也是厦门参议会参议员，同厦门许多上层人物，诸如市长黄天爵、警察局长余钟民等都有交往。事实上，他曾经在1926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1928年的永定暴动。以后被父亲强制带到缅甸，到缅甸后又继续从事革命活动，20世纪30年代初期被缅甸政府驱逐出境。回国后，在汕头任《星华日报》社长。1935年“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创办《星光日报》，胡资周被从汕头调到厦门任《星光日报》社长。从1935年到1938年厦门沦陷，胡资周一直同地下党组织站在一边，同中共厦门工委书记尹林平有联系，安排了地下党员林云涛、肖林、胡一川、郭光灿等人到报社工作，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厦门光复，《星光日报》随之复刊，胡资周仍然任社长。此时，他没有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地下党组织也没有派人到《星光日报》工作，但他们聘用的人，仍然有一些可以为党所用。其中一位是专写社论的主笔郭荫棠，一位是副刊编辑许虹。他俩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是党的好朋友。

郭荫棠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文人，早在1930年左右就与厦门地下党保持联系。他后来到缅甸，参加筹建缅共，同胡资周一起干革命，被迫回到厦门后，同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有联系，受命组建民武会。抗战胜利《星光日报》复刊后，胡资周即聘郭荫棠任主笔，主要任务是撰写社论。郭荫棠不负所托，撰写了许多击中时弊、旗帜鲜明的社论，为厦门诸多报纸中独树一帜。1948年8月，国民党当局在军事上节节惨败，经济上濒临崩溃。当局妄图饮鸩止渴，发行所谓金圆券。郭荫棠洞察其奸，写出《有秋天没有春天》为题的社论，揭露当局“改革币制”的虚伪和欺骗性。社论指出：“金圆券的流通时间不会太长，过得了秋天，过不了春天。”这篇社论很及时，很有说服力，擦亮了市民的眼睛。国民党当局暴跳如雷，训斥社长胡资周破坏币制改革。胡资周以胡文虎为后台，不予理睬。金圆券果然不争气，不多久就贬值，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郭荫棠与地下党组织都有联系，解放前夕，由地下党组织护送他到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

1947年后，胡资周聘用许虹任副刊主编。他受聘到《星光日报》当副刊主编后，以“星星”为刊名，点燃“星星之火”，传播正义呼声，揭露国民党腐败无能，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他所发表的杂文，不但数量多，而且尖锐泼辣，像投枪，像匕首，充满了战斗力。

1948年5月以后，地下党员胡以按受聘来到《星光日报》，担任电讯室主任。胡以按是胡资周的堂兄弟，经常到胡资周家里同他交谈，了解他的思想和生活情况。胡以按从谈话中了解到胡资周很关心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闽粤两省游击战争形势。胡以按得到胡资周的许可与支持，利用电讯室抄收新华社电讯，去掉“新华社”电头，变为“本报专电”发到编辑部去。新华社电讯成为《星光日报》的“独家新闻”，诸如淮海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及南京、上海解放等新闻都上过《星光日报》的版面，而国民党中央社报道的骗局，则经常被新华社电讯戳破。胡以按还利用电讯室，存放地下党的书刊文件，并为地下党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然后把他们带到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去建立无线电台。

1949年9月，在“杀人魔王”毛森的血腥统治下，白色恐怖非常严重，郭荫棠、许虹、胡以按已先后离开厦门。胡资周为了安全，也离开厦门到香港去了。

此后，进入《江声报》工作的地下党员叶绍书和吕剑和等同志，有效地做了该社副社长许祖义的工作，争取他站在人民一边。许祖义原是国民党部队的中校军官，抗战胜利后，不满国民党发动内战而退役，到《江声报》从事新闻工作。他手下有一批连营级军官也跟着退役，投靠许祖义进入江声报社。许祖义同地下党组织发生关系后，接受党的领导，做了对革命有利的事。进入《江声报》当经理的杨其精，原是国民党的校级军官，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李良荣要杨其精回到第二十二兵团教导团任副主任，杨其精经地下党组织同意去就任了。后来，杨其精遵从地下党指示，利用职务之便，提供了准确的国民党在厦门的军事布防图。原任厦门警备司令部参谋的张幼铣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两人共同完成了任务。厦门解放前夕，许祖义奔赴泉州，参加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

闽中地下党组织还派人做了国民党厦门市政府秘书主任郑静安的工作，要求他保护好市政府的档案。后来，郑静安离开厦门到内地去了，把这个任务交给他的好朋友。厦门解放后，国民党厦门市政府的档案完整无缺。郑静安回到他的家乡浒茂，帮助梁明富同志做了许多对革命有利的事。

张圣才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为厦门的革命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他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又是一位忠贞不阿的爱国者。因为“爱国有罪”，国民党曾三次把他逮捕入狱。后来，他有条件地答应参加军统，只对外，不对内，任军统菲律宾潜伏组组长，也曾担任过军统闽南站站长。但是，1946年10月，他在香港拜会了中共负责人潘汉年，全面汇报了他的历史情况，接受潘汉年的领导，并商定了联络的方法。从此，张圣才利用他的身份，做了许多对革命有利而别人做不了的事。诸如：参议会上斗市长，揭露市长批准的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秘密行动队；创办新绿书店，推销进步书刊；争取担任过厦门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林梦飞少将起义；营救国民党已决定逮捕的厦门大学王亚南、郭大力、林砺儒、罗志甫四位教授到香港。张圣才还利用他与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李良荣是挚友的关系，恳切陈辞，说服李良荣在任福建省主席及兼任厦门警备司令期间，“保存福建元气，不杀政治犯”。李良荣在任期内，果然没有杀害一个政治犯。

厦门地下党组织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同张圣才发生关系，但还是很关心他的安全。当1949年8月20日蒋介石要张圣才赴台，而张圣才决定抗命不去时，闽中地下党员林菊村会见了张圣才，建议他乘船到安海，再从安海进入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张圣才接受了林菊村的建议，后因交通发生问题未能成行。泉州解放后，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接见了张圣才，安排他参加解放厦门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