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7年厦门四九反革命政变中，杨世宁烈士同罗扬才一起被捕牺牲。杨世宁生前是厦门总工会副委员长，祖籍龙岩溪口松洋村。

 1922年9月，杨世宁前往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就读，被编入第14组。这个时期的集美学校，深受五四运动以后各种社会潮流和思想意识的冲击和激荡，各种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都在校内传播，各有市场，一大批进步青年从此接触了革命思想。集美学校师范部第6组文科学生李觉民从1924年11月起便与团中央取得联系，在校内联络进步同学，宣传马列主义。杨世宁从小养成好学习惯，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逐渐觉悟起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1924年四五月间，杨世宁与龙岩籍的同校同学谢景德等人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彼此的立场和思想认识一致。为了宣传革命思想，他们共同创办《到民间去》刊物，旨在了解和研究社会情况，寻找革命道路。5月间，杨世宁再次与同籍同学组织出版《新龙岩季刊》，积极宣传新文化，抨击旧势力。在创刊号上，杨世宁等人邀请李觉民撰写了《为新龙岩季刊出版的说话》。

 1925年5月，罗明等在集美学校建立“协进社”，杨世宁参加了这个组织。嗣后，他升入厦门大学和上海大夏大学。不久，他又怀着渴求革命真理和投身革命的心愿离开大夏大学，到达他向往已久的全国革命中心——广州，进入中山大学。他住在中山大学学生宿舍里，紧密联系闽籍思想进步、渴求革命的许世中、杨和衷、张任我、苏词源等同学。他们经常在图书馆里阅读革命和进步的书籍，组织进步青年进行活动。当时广州革命气氛浓厚，各种思潮崛起，革命与反革命、不革命的各种派别鱼龙混杂。杨世宁等人为了把闽籍同学团结起来，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为将来开展福建省的国民革命运动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人才上的准备，与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展开了斗争，并倡议组织一个革命团体。这个倡议得到占学生大多数的闽籍同学赞同，但也遭到陈伯达等人的反对。关于这个团体的名称，杨世宁与陈伯达、宋渊源等人曾经展开了一场辩论。陈、宋主张命名为福建同乡会，杨世宁指出这个名称充满着封建宗派色彩，与反帝反军阀的口号很不契合，提出“福建革命青年团”的名称，结果博得大多数人的拥护。在筹备阶段，杨世宁四处奔波，广为联络。他一方面在中山大学里串联了20多位同学，又常常利用星期天与许世中一起到黄埔军校找惠安籍的同学庄振武谈话，再通过庄联络了黄埔军校学员37人。杨世宁又通过许世中联络了中山大学农学院的泉州同学陈盛明，还争取了胡志明、崔庸健所领导的“台湾、朝鲜、安南同盟会”中的台湾同学，总计100多位青年。5月间，福建革命青年团在中山大学正式成立。杨世宁、许世中、杨和衷、张任我、苏词源为主要领导人。该团在中山大学校门正对面的一座楼房的第二层里设立办事处。他们又以团名为刊名，自筹经费，出版周刊，从5月至8月，共出三期。刊物在福建学生中广为传播，影响较大。广州《民国日报》曾经报导过该团的活动动态。1926年暑假，有的同学毕业了，有的返乡度假，福建革命青年团因此自动解散，杨世宁也返回厦门。

 1925年暑假期间，杨世宁回到家乡龙岩，积极支持龙岩籍集美同学廖昌泰、连炳文在城区创办龙岩公学。该公学积极实践集美师范国民教育的宗旨，免费吸收城区青少年入学，传播文化和科学知识。大家在办公学的同时，还自己集资出版油印刊物《铁扫把》。该刊揭露豪绅连贡基、杜连茹、郑笔山等人的劣迹，联系群众耳闻目睹的事实，揭露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鱼肉黎民百姓的罪恶，宣传反军阀反封建反压迫的革命思想。刊物越办越好，销售由本地扩大到海外。

 1926年暑假，杨世宁返回厦门，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杨世宁一心投入北伐战争，顾不得回乡。不久，他接受组织派遣，二进广州，为联系北伐军入闽做准备工作。年底，返回厦门后，他从事发动群众迎接北伐军入闽的工作。为了加强革命舆论，杨世宁和许世中等人创办《福建青年》（半月刊），大力宣传国民革命、推翻北洋军阀和民众大联合。

 1927年1月，中共闽南临时特委在漳州成立，罗明任书记，杨世宁为27个委员之一。同月，成立中共厦门市委，杨世宁任工运委员。

 1927年1月21日为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日，杨世宁写了《要怎样来纪念列宁》一文，刊登在《全闽新日报》上。这一篇近千字的纪念文章，充分表现了杨世宁坚定不移的革命立场和无限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

 1927年1月24日，中共厦门市委领导的厦门总工会成立，基层工会各推出2名代表，共200多人参加，市委派遣罗扬才、杨世宁等5名党员作为市委代表。会议通过了总工会章程，公推罗扬才为委员长，杨世宁为副委员长。

这个时期，在党领导下，杨世宁与罗扬才具体组织厦门工人进行了一场以“二五”加薪为目标的波澜壮阔的“罢山罢海”斗争。

 在“罢山罢海”斗争中，杨世宁与罗扬才表现出了无产阶级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出色的组织与领导才能，使斗争节节胜利，总工会的威望日益提高，基层工会在4月初增加到30多个，会员增加到2万多人，成为大革命时期厦门革命的中坚力量，杨世宁也成为厦门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

 1927年4月初，闽南临委从一份台湾报纸的报道中看出国民党右派要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通知各地党组织提高警惕。4月8日，为预防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厦门市委书记罗秋天召集18个工人支部书记召开会议，提出为预防万一，总工会转为秘密活动，如果反动派封闭总工会，则实行水陆全体总罢工三天。

 为了保持总工会与各基层工会的联系，杨世宁和罗扬才等总工会委员坚守土堆巷红楼。4月9日凌晨3时，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林国赓受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右派的指挥，一面宣布厦门戒严，一面派出县政府侦探队长林明和公安局侦探队长胡震，带驳壳枪队、侦探队百余人包围了市总工会。杨世宁和罗扬才、黄埔树被捕，并被扣押在海军司令部里。同时，林国赓和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李汉青指使许春草所控制的建筑工会在浮屿角召开厦门各界拥蒋护党大会，通过了所谓惩办罗扬才、杨世宁、黄埔树、柯子鸿等十多人和接收各革命团体等5项决议。会后，以厦门总工会不参加大会为罪名，搜查总工会，封闭学生联合会，向我工农群众再次发动进攻。杨世宁和罗扬才等人被捕，厦门工人义愤填膺。9日下午，中共厦门市委颜泗和码头工会负责人柯子鸿率领三四百名工人和各基层工会代表，不顾敌人的戒严令，冒雨到海军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杨、罗、黄等人，并派了代表谈判。敌军法处长杨庭枢出面欺骗工人群众，捕杀工人谈判代表。10日，店员总工会等20多个团体联名请求释放罗扬才、杨世宁等领袖，并派代表到海军司令部交涉，均遭拒绝。林国赓、李汉青派郭立基、许春草、刘哲民等7人接管市总工会，下令通缉柯子鸿、颜泗等人。11日，林国赓宣布禁止工人、学生的一切罢工、集会、示威，违者以扰乱治安罪，格杀勿论，并派出军警密布全市，四处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杨世宁和罗扬才于5月23日被秘密解往福州，扣押在福州警察局拘留所内。

 在狱中，杨世宁镇定自若，带着铁链在拘留所空地上从容散步。他曾请同乡杨某在探狱时带出话来：“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只要革命能成功。”另有一封致杨父的家书：“儿为国为民而死，死亦甘心。”

 6月2日，福州上空响起罪恶的枪声，厦门工人领袖杨世宁同他的战友罗扬才一起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