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1岁的宋旭明,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坐在党校教室里讲课了。他曾是翔安一中政治教师,如今,更像一位 “扫地僧”。自2000年离休以来,他就回到家乡内厝锄山村,挖掘整理锄山地下抗日武装斗争始末等文献资料,潜心著学,为《锄山英烈传》的编写提供了许多故事。
锄山的乡村党校开办以来,住在校舍旁的宋旭明总是闲不住,时常去给村民免费上课,讲述锄山村那段红色历史,还经常发挥余热帮助打理卫生。作为锄山红色记忆的传承人,村里人都亲切地称呼他“宋老师”。
“在抗日战争中,有许许多多像我四叔和我父亲一样的革命先辈,他们用血肉之躯,保住了许许多多的‘竹篙楼’。”宋旭明口中的四叔,是爱国青年宋公铺;宋旭明的父亲,是宋公铺的哥哥宋代。
锄山乡村党校和竹篙楼。(摄影:张江毅)
成立锄山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达400多人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保家卫国的抗日呼声也蔓延到了这个宁静的小山村里。”宋旭明说,中共南同支部看中锄山地势险要,又地处南同边界山区,便于躲藏,遂派马巷党小组组长黄永妙联络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隐蔽下来的党员宋公铺,建立了锄山党组织。他的三哥宋代、五弟宋鑫及邻居宋温也秘密加入。为了有效开展地下活动,同年11月,成立了锄山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达400多人,是抗战时期中共厦门工委在同安的一支武装力量,准备在日军进占同安时开展游击斗争,同时还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侦缉队,深入沿海一带侦缉走私日货进口、私运粮油资敌的走私船,曾在塘厝港截获一艘运载鲢鱼的走私船。
不过,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不愿意看到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武装蓬勃发展,锄山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除了要对日本侵略者作战之外,还要面临国民党顽固派反共侦缉队的威胁。先锋队不得不为了自身的存续,在夹缝中进行艰苦的斗争。
国民党小盈岭哨所扼守南同交界处,名义上是观测日军飞机入侵大陆的情况,实际上是监视、侦察闽中地下党是否把活动区域扩展到同安的“眼睛”。锄山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经过周密的计划,于1938年底奇袭了小盈岭哨所,收缴了该所的武器。国民党马巷镇长谢昌涛助纣为虐,疯狂地与共产党为敌,平时胡作非为,民愤极大。锄山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通过内线配合,攻进马巷镇公所,击毙镇公所侦缉队副队长余本份。这次行动虽因谢昌涛不在镇公所,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也震慑了同安国民党反动当局,振奋了民心。
锄山村的参天古树。(提供:国贸文旅)
前仆后继取义成仁 抗敌精神永不熄灭
然而,锄山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系列行动,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报复。1940年12月,马巷反共侦缉队趁宋公铺和妻子杨碧补办婚礼时夜袭宋宅,宋公铺在突围中壮烈牺牲。敌人凶残地砍下宋公铺的头颅,悬挂在马巷大宫口电线杆顶示众三天。黄永妙的母亲李蓉出资雇人取下头颅,交杨碧带回锄山,缝合尸首安葬。接着,宋代、宋温等先锋队骨干也相继被捕遇害。
血腥的镇压,并没有吓倒英勇的共产党人。1941年8月,在黄永妙的介绍下,共产党员苏深渊来到锄山村,以沙溪小学校长为掩护,接替宋公铺担任锄山党支部书记,继续领导抗敌斗争。
1945年8月,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纵队出动保二团、保九团各两个中队和晋江、南安、同安、安溪四县自卫队等各路武装,按照名单拘拿锄山地下党员和先锋队员,但名单上的人多已“逃匿无踪”。8月20日,苏深渊在南安水头被捕,后在泉州被敌杀害。随着几位重要领导人相继牺牲,锄山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被冲散。
但是,先锋队勇士们用热血铸就的精神没有因此消逝。1947年1月,中共闽中南同工委派林文庆、黄竹禄、陈火把等人到锄山组建党小组,继续坚持地下活动,发展一批本村的新党员,壮大革命力量,直到同安解放。
在同安抗日史册上,这支先锋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革命先辈们虽然牺牲了,但竹篙楼还在,家就还在,保家卫国、不怕强权的精神就在。”宋旭明向小记者们讲述的语调铿锵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