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会址位于定安路71号。

　　小记者们认真观看纪录片，聆听“厦青团”“厦儿团”成员的回忆。

　　周边红色资源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心头涌动着一腔爱国热血。他们英勇战斗乃至舍生取义，以实际行动反抗侵略者的暴行，维护民族尊严，救助同胞于水火之中。

　　面对日本侵略者不断以战机、军舰袭扰厦门的情形，七七事变发生后仅三个星期——7月28日，在中共厦门工委的推动下，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厦门分会（又称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党员领导的宣传工作团和慰劳工作团活跃在大街小巷:排演剧目、创办报纸、筹款募捐、慰劳前线，催生出两个赫赫有名的抗日救亡团体:“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和“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激发起无数海内外同胞的爱国热情。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与厦门日报社主办的“踏寻厦门红色足迹”活动走进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会址，十多位厦门日报小记者团成员实地采访，聆听文史学者的讲述，一同致敬烽火中的平民英雄。

　　【现场】

　　听讲述看纪录片

　　少年英雄感人至深

　　“我们想象一下，1937年7月28日，有多少厦门百姓聚集在这里，振臂高呼抗日救亡的口号？”踏寻活动中，海沧区委原党建办主任、文史学者李向群向小记者们讲述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的背景。他介绍，七七事变后，厦门人民的抗日情绪越发高涨，抗日救亡活动逐渐从秘密转为公开，抗日救亡团体从分散变为统一。

　　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活动总部，就在今天思明区中华街道定安路71号。这里原是台湾籍医生黄仔屘（m??n）的私人住宅，她在骑楼的一、二层设妇产科诊所，因此这里也被称为“保生堂”。“当时，黄医生名望高、人脉广，定安路又处在厦门繁华的市中心，这也许是后援会选址这里的原因。”李向群说。

　　1938年5月11日，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中的宣传工作团、慰劳工作团，以及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简称厦儿团）等团体联合成立了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简称厦青团）。中共厦门工委推动成立并直接领导了厦青团。

　　参观活动中，李向群与小记者们一起观看他参与拍摄的电视纪录片《厦门的记忆》。片中，当年意气风发的厦青团成员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但只要回忆起连夜奔走，为宣传抗日救亡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的情景，他们依旧热血沸腾。

　　李向群采访过厦青团和厦儿团的成员。他告诉小记者们，在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以及厦青团、厦儿团的事迹中，有三个关键词值得学习——信念、意志和行动。当年，厦儿团最小的成员只有7岁，最大的才17岁，另外还有不少报童加入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宣传队伍。让他们毅然离开父母，勇敢地参加抗日斗争，用歌唱、表演唤起民众觉醒的，正是那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

　　厦青团成员回忆，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头上戴的草绿色“钢盔”是用油桶打造、油漆刷的，手里的大刀是借的，到底能不能砍东西谁也不知道。他们就靠这些装备上了前线，在党的领导下分赴漳州、龙溪、南靖、平和、漳浦等地，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厦儿团成员更是辗转到汕头、广州、香港、越南、高棉等地，最后回到广西桂林一带，开展抗日宣传和募捐、慰劳活动。3年间，跋涉了上万公里。他们遭受了成年人都难以忍受的艰苦和压力，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是无法坚持下来的。

　　“‘行动’是关键，在共产党的召唤和教育下，当年的青年和少年有了国难当头的危机意识，并切实付诸行动保卫祖国。如今，我们身处和平年代，大家更要跟着党走，珍惜大好时光，把握机会，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努力读书。”李向群说。

　　“李爷爷，到前线这么危险，为什么这些孩子的父母同意他们去呢？”思明小学四年级小记者阮宏恩举手提问，在场的家长不禁笑了起来。“所有人都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抗日，所以父母也非常支持自己的孩子去前线。”李向群笑着说，还反问阮宏恩，要是回到抗日战争时期，你愿意像厦儿团的孩子们一样奔走宣传吗？“可能我父母会舍不得，但是我愿意去！”阮宏恩坚定地回答。

　　【讲述】

　　抗日号角曾响彻厦门街头巷尾

　　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会址所在的定安路，紧邻热闹的中山路，行人往来熙熙攘攘，不时有游客路过，用手机定格市井老街的繁华与祥和。每次抬头，仰望这栋西式楼房沧桑的面容，八十多年前那段激昂的抗日救亡场景总是浮现在李向群眼前。

　　当时，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有执委69人，常委23人，下设宣传、募捐、慰劳、救护、救济、交通、侦察、粮食、国货、资源、财务11个工作部。中共厦门工委指派党员以合法身份加入后援会，统筹领导宣传部（后改为宣传工作团）和慰劳部（后改为慰劳工作团）。中共厦门工委在这两个工作团分别成立了党支部，施青龙和谢亿仁担任支部书记。这两个工作团成为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核心，在厦门抗日救亡斗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做宣传唤醒民众  摘首饰带动募捐

　　敌机临空盘旋，轰隆作响，谢亿仁一边高唱抗日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一边雄赳赳气昂昂地步行来到胡里山，给将士们送上慰问品；站在大会主席台，黄楚云慷慨陈词，带头从手指上摘下金戒指，当场捐献……这两位女性的行动，彰显了抗日救亡新女性力量。说起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和慰劳工作团，她们的身影尤为醒目。

　　谢亿仁在担任慰劳工作团团长前，曾两度出国——前往苏联和印尼，因从事革命活动两度被捕。回到厦门后，谢亿仁联合其他女性，奋战在抗敌第一线。当时，妙法林佛堂有个妇女念佛会，有100多名会员。谢亿仁认为，这是个发动女佛教徒起来抗日的好机会，于是和同伴一起在念佛会上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渐渐地，这些佛教徒深受感染，一位名叫苏碧芬的菜姑还带着女佛教徒上街募捐衣物，跟着工作团一同去慰问抗敌官兵。

　　1937年8月的一天，在妙法林佛堂东厢房里，谢亿仁把封面印有列宁头像的书放在热水瓶边，领着黄楚云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前，黄楚云是共青团员，她经常扮成洗衣女工，到厦门港等地边洗衣边做宣传。她和同伴常在晚上行动，有人放哨，有人书写或张贴标语。她用香蕉当“浆糊”，并把锅底黑灰放进熔化的蜡烛液里搅拌成糊，冷却后搓成笔状，制作“蜡笔”。这样，即便被敌人发现蛛丝马迹，把“浆糊”“蜡笔”一丢，证据也消失无踪。

　　在一次妇女募捐大会上，主持的国民党妇女会常务理事低着头，拿着讲稿小声读着。声音太弱，台下有妇女起身喊:“大声点，听不见！”其他人也跟着起哄，秩序顿时混乱，妇女会其他成员不知所措。这时，中共党员黄楚云从容不迫地走上台，慷慨激昂地演讲，扭转了气氛。然后，她摘下戒指投入募捐箱。在她的带动下，整个会场群情激奋，有的脱了手镯，有的摘下耳环，献出一片赤子之心。从这以后，黄楚云、谢亿仁和其他女党员就承担起厦门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受谢亿仁和黄楚云等中共党员的影响，厦门妇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不凡。1938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厦门千余名妇女举行游行，沿途高唱救亡歌曲。此时，防空警报突然大作，队伍不慌不乱，沉着有序地避入泰山礼拜堂内，令市民观众刮目相看。

　　火炬游行燃怒火 万人献力挖工事

　　在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和慰劳工作团，像谢亿仁、黄楚云这样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还有不少。一份被称作厦门乃至闽南地区民众喉舌的报纸《抗敌导报》创刊出版了，激励民众救亡图存、抵御外侮，大量报道闽南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吹响了抗日的冲锋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参加抗战，抗战到底”……越来越多民众聚集起来，一声声口号响彻天际，控诉日寇残暴罪行的怒吼扩散到街头巷尾。1938年农历正月初五，敌机进入厦门轰炸，出米岩一带有民众被炸死炸伤。警报一解除，宣传工作团、慰劳工作团立即从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总部出发，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迅速发展为抗敌宣传周，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抗战艺术展览、戏剧公演、火炬游行等活动此起彼伏。《江声报》对此评论称:“抗敌情绪，如春花怒放！”1938年5月9日晚，宣传工作团组织了万人火炬大游行，队伍从中山公园向中山路行进，一路上高举的火炬犹如一条奔腾的火龙，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次高潮。

　　宣传、慰劳这两个工作团为前方将士征募10万件棉背心、5万双棉布鞋，还奔赴各收容所，诊治患病的金门难民。在他们的带动下，家庭妇女拿出水果、饼干、罐头等物资，车夫贡献出一日所得，踊跃支前。1938年，两个工作团成员赴一线慰问，看到士兵用简单工具挖掘工事，立即号召民众义务劳动，帮助挖战壕、筑工事。第一天“献力”，就有1000多人参与，大家一边劳动，一边唱歌，声势如虹。随后一个多月间，码头工人、海员、建筑工人、商店职工、学校师生陆续加入，参加人数突破1万人。活动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又增强了厦门驻军的抗敌信心。为此，宣传工作团连续7天在南星戏院举行演出，慰劳献力人员，并送上纪念卡片。

　　辗转千里宣传抗日 邓颖超夸厦儿团是国宝

　　“厦儿团也是在定安路71号这处楼房内成立的。”李向群指着老骑楼说。厦儿团隶属于厦青团的第九工作队，在厦门沦陷后，厦青团、厦儿团接下了抗日救亡宣传的旗帜，其中厦儿团更远赴香港、越南等地，点燃海内外同胞强烈的爱国热情。在越南，厦儿团仅用3天就募集到5大卡车的慰劳品，一位潮汕籍女青年看了厦儿团的演出后十分感动，把准备结婚用的贵重嫁妆、首饰捐了出来，婚礼只简单开了个茶话会。

　　粗糙的食物、破旧的衣服伴随着厦儿团一路，但孩子们却拥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在香港，7岁的施明新想到父亲也做着抗日救亡工作，便想着为父亲加油打气，他寄信说:“儿在这里的生活很好……祝你继续努力工作！”在越南西贡，厦儿团度过第一个新年。孩子们心里想着故乡、家人，没有哭，而是在大合唱时越唱越大声，当唱到“为民族自由解放……”大家的头也越抬越高，展现出自信豪迈的气魄。

　　厦儿团奔走3年，辗转于闽、粤、湘、桂、港和东南亚，完成青少年在抗战中空前绝后的“新长征”，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1938年，当厦儿团来到广州时，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书记邓颖超夸赞他们“小小年纪，就那么爱国，真是我们的国宝！”在看望他们时，邓颖超握着孩子们的小手，逐个问姓名、年龄。她鼓励孩子们要多学儿童救亡歌曲，多排救亡剧目。1940年，柳州火车站，厦儿团列队欢迎率团回国慰劳的华侨领袖陈嘉庚，陈嘉庚看着这群来自故乡厦门的抗日救亡小战士，十分激动，他把小团员接到招待所，询问他们如何离开厦门到越南、再到广西的情况。他为孩子们的抗日精神感动，眼含热泪地表示，要每月给厦儿团补助1000元。

　　【传承】

　　加固修缮遗址

　　老建筑焕新活力

　　步入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会址，这栋四层砖混结构的西式楼房内已无人居住，但保留着初建时的雕花、贴砖和彩绘玻璃等。黄仔屘的孙子陈瑞益是楼房的主管人，他告诉记者，最近政府部门正着手启动对楼房的加固修缮，派专家前来勘测建筑现状，老建筑有望焕发新活力。

　　陈瑞益介绍，奶奶黄仔屘出生于台北艋舺，年轻时学习妇科接生专业，后举家迁来厦门，租住在中山路一带。20世纪20年代，奶奶花费数年盖起了这栋建筑，它又被称为“保生堂”。奶奶在一、二层设诊所，亲自坐诊，其精湛的医术在邻里街坊间享有良好的声誉。后来，当国民政府和各界抗日救亡团体有需要时，黄仔屘便将私宅出借，用作活动基地。陈瑞益提到，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后，奶奶又举家搬回台湾，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才回到厦门。新中国成立后，奶奶还坚持坐堂看诊，20世纪60年代中期去世。

　　楼房外的牌匾显示，1961年，这里作为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会址，被市政府列为厦门市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中共思明区委员会、思明区政府为会址增加了中英文的介绍石碑。“我请他们将介绍的石碑做成红旗的形状，体现后援会当时高举抗日旗帜的态度和决心。”陈瑞益说。

　　或许，当年黄仔屘开办保生堂想的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但令她没想到的是，这里会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大本营，见证厦青团、厦儿团等抗日团体如火如荼的发展，进一步开启民智，激发厦门百姓奋起反抗，共同抵御外侮的热情和斗志。历史的巧合，让医治身体的疾病和唤起精神的觉醒达到统一。

　　凝望这栋饱经风霜的老建筑，陈瑞益希望，待这里加固修缮好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来这里聆听红色故事，濡染红色精神，汲取红色力量。

　　本版文/本报记者 林路然

　　通讯员 李小玲

　　本版图/本报记者 张奇辉  摄

　　【小记者感言】

　　林雨彤（思明小学，四年级）

　　要用行动去爱国

　　是谁家的孩子，头顶着铁桶就敢到抗战的第一线？是谁家的孩子，一路向南为抗日做宣传，整整走了三年？他们就是厦儿团！在祖国危难的时刻，他们小小年纪就为国岀力，令我十分敬佩！是的，爱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用行动做到。

　　林肖源（思明小学，四年级）

　　忆苦思甜 贡献力量

　　参观了旧址，听了李爷爷的介绍，想象着当年艰苦的条件和厦儿团小成员们上街宣传的画面，再对比我们现在的生活，我觉得自己非常幸福。我们应该忆苦思甜，向那些小小年纪就有着坚定信念和意志的少年们学习，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甘茏（思明小学，四年级）

　　没有国就没有家

　　听李爷爷讲述厦门抗战期间的历史，我仿佛置身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当日本侵略者侵袭厦门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厦门各界团结一致，奋起抗敌，厦儿团成员们则用歌声作为斗争的武器，揭露侵略者的罪行。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没有国就没有家”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