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振宗，笔名冯春，生于1934年11月，福建省厦门市人。1954年厦门一中毕业后，考上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1958年毕业进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任外国文学编辑。后因单位机构调整，先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任外国文学编辑。从1978年起，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任外国文学编辑，苏联东欧文学编辑室主任、编审。是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普希金研究会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上海市文联第五届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六届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第一、二、三届理事，1986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
从小爱好文艺
郭振宗小时候家庭贫困，幼年时父亲病故，当时才28岁的母亲带着他艰难度日。母亲不怕吃苦，有时赶十几里路，到郊区农村收购番薯，背回市里出售，赚取很微薄的差价；有时去别人家做保姆。稍有空隙， 就编织手工日用品贴补家用。她能把很微小的玻璃珠子一粒粒串缀起来，做成鞋面漂亮的装饰，可谓心灵手巧。
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进占厦门，整座城市满目疮痍、动荡混乱。即使在国难深重的日子里，坚强的母亲也没有被压垮。她深明大义，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掌握知识，穷人才有出头的希望，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她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免费的市立小学，给儿子创造了难得的求学机会。
郭振宗是个聪明的学生，一有空闲就看书。当时班里有个林姓同学，家境比较富裕，郭振宗经常到他家里玩，看到他藏了很多书，各种各样的文学书、美术书，应有尽有。他悄悄地对林同学说：“我能借你的书回家去看吗？”林同学慷慨地说：“好呀，你爱看多少就看多少。”郭振宗一听乐开了怀。从此，他阅读了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三国演义》等，还有许多美术画册。
抗战胜利后，郭振宗以优异成绩读完小学，考入福建省立厦门中学（后来改名为“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那时，学校里开设美术课，加上在中学教国文的叔父喜欢书法、篆刻，母亲也喜欢看书，郭振宗因此有机会读了不少章回体的绣像小说，耳濡目染，他对字画也产生了莫大的兴趣。每天做完作业，不是拿本字帖练习毛笔字，就是取出叔父带回的过期考卷，翻到空白的背面，照着母亲看过的小说插图，临摹几个人像。他立志，中学毕业后，要去报考美术学院。可是，那时厦门没有美术学院，只能到上海、杭州报考。交通不便，路费还是个天文数字，家里承担不起，他不得不打消报考美术学院的念头。
这时候，厦门一中的团委会、学生会，每周都出版黑板报。郭振宗勇挑重担，负责为黑板报设计版面、书写文稿、精心插图，博得了师生们的喜爱和赞誉。《厦门日报》副刊部到学校创办文学创作小组，郭振宗也是成员之一，他之后成为《厦门日报》通讯员，经常给报社提供报道稿和创作稿。
20世纪50年代初，郭振宗顺利升入高中，对文学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喜欢中国现代新诗和外国诗歌。课外经常阅读艾青、田间、郭小川、李季、阮章竟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也接触过普希金的诗歌。他还把他们的诗作抄在小本子上，一遍遍朗读，一遍遍回味，越读越有兴趣。诗读多了，也梦想做个诗人。晚上，做完作业，就悄悄地学写新诗，写散文。对诗歌的爱好，为他和普希金的一段因缘埋下了种子。
一生两大工程
1954年秋，郭振宗高中毕业，被统一分配到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俄语系。这时，一本图文并茂、诗文合一的《普希金文集》让他神魂颠倒、日思夜想。正是早慧的文学才华，让郭振宗“时来运转”，毕业时被分配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一踏上工作岗位，就进入自己兴趣爱好的领地——文学。郭振宗利用那段时间，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文革”后，他到刚成立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接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编辑出版李俍民翻译的《斯巴达克斯》。在撰写万言《前言》时，他感慨春天的来之不易，兴奋地在文尾第一次写上笔名“冯春”——逢春，春天来了，生正逢时！此文应约先行在《光明日报》刊出，受到专家与读者的广泛好评。
冯春概括自己的一生主要完成“两大工程”：编辑工程——为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十二卷）担任责任编辑；翻译工程——翻译《普希金文集》（十卷）。
为完成编辑工程，冯春前后一共花了18年时间，他对《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十二卷中的每部作品，都从头到尾对照原文字字审读，对译者的一些差错及笔误，都仔细地在译稿的页眉、页边一一标明出来，有的与译者提出商榷，有的认为有更准确的用词，就直接写上了。对于责任编辑的认真与专业，译者草婴内心深感钦佩，他几乎百分之百地接受了责任编辑的修改意见，一页页完善自己的译作，而且擦去铅笔标识，以保持稿纸的清洁、规整。最后，冯春还要统看全稿，做到万无一失，才放心发稿。译者、编者共同努力，终于在1995年冯春退休前，先行出版了十卷。冯春退休以后，又以特约编辑的身份，完成了最后两卷的编校工作。著名译者与资深编辑的完美结合，堪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作为上海译文社苏联（俄罗斯）东欧文学编辑室主任，冯春在选题策划、稿源组织上也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如主持“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中有关作品的组稿、编辑工作，还规划了“俄罗斯古典文学丛书”、“苏联文学丛书”、俄国“作家回忆录”丛书、“当代苏联中篇小说选辑”丛书以及《莱蒙托夫文集》（七卷本）等外国作家文集的编辑出版与统筹工作。
在埋首外国文学编辑之余，冯春利用业余时间，开始投入向往已久的普希金作品翻译工作。每天晚上，在祖孙三代五人共居的12平方米的斗室里，他以床当桌，奋笔译书。在1978年的一年间，他就译出普希金诗歌三千多行，并与梦海合作出版了新时期第一本普希金译著《普希金童话诗》。冯春在“译后记”的开头写道：“《普希金童话诗》中译本初版于1954年，后来又多次重印，是一本颇受我国读者欢迎的童话作品。这次重新出版，原有的五首童话诗已由译者（即梦海）重新校订和修改，同时又编进了新译（冯春译）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这样，普希金的童话诗除了一首《母熊的故事》，由于作者没有写完未收入外，已全部收进这个集子了。”
在介绍了普希金生平及他的创作后，冯春又具体分析了《鲁斯兰和柳德米拉》：“1817年普希金还在皇村学校读书时就开始写作，这首长诗完成于1820年，当时普希金才20岁。在这首长篇童话叙事诗里，普希金采用了许多民间故事的材料，如魔法师、女水妖、隐身帽、巨头与长须矮人的战斗以及鲁斯兰死而复活等等。在这首诗中，普希金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和刚毅的品格，歌颂了人民的美德，鞭挞了种种不义和罪恶，这是和一切民间创作的特性一脉相承的。”在分析了另外五首童话诗后，冯春写道：“普希金童话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民主性和人民性，因此他的作品也就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在人民群众当中久久流传。”
可以说，这篇写于1978年10月的“译后记”，是冯春第一篇关于普希金的分析论文。这首童话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是冯春翻译的第一首普希金诗歌作品；这本与梦海合作的《普希金童话诗》印行了二十多万册，是他的第一部普希金译本。
冯春下定决心，要独立完成普希金全部作品的翻译工作。
研究型翻译家
要翻译普希金的全部作品，就必须成为普希金研究专家，不但要熟悉其生平、作品，还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氛围、文化背景、社会关系等。冯春从翻译普希金作品起，就开始研究普希金，每出一部单行本，就认真撰写“前言”或“后记”，条分缕析，严谨细致，就像一篇篇让人茅塞顿开的理论文章。
冯春在读了俄罗斯与欧洲作家写的许多有关普希金的论文后，从浩繁的篇幅中，编选了60万字的《普希金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出版），每篇文章都写了作为导读的“题解”。他自己还写了《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普希金的戏剧革新》《普希金在中国》等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冯春被誉为“学者型翻译家”，但他谦虚地说：“对于普希金这样一位重量级大作家，我们翻译与研究必须同时进行，这是无法分开的。”正如一位翻译家所说：“我们在充分肯定冯春的翻译成就的同时，切不可忽视他在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冯春自信他能在两个方面有所建树：一是把某些难以理解的普希金作品翻译得更准确，更切近原意；二是把某些易于理解而难以译好的诗歌译得更有诗意，更能传达原文的神韵。
冯春的翻译始终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即使在几经推敲、润色的译作出版后，他还不断修改打磨。为了10卷本的《普希金文集》全部出齐，整整20年，他几乎放弃了娱乐，放弃了应酬。正因为他立下雄心壮志，20年里字斟句酌，终于汇成煌煌长卷。
记者采访冯春时，曾经问他：“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完成‘两大工程’？”冯春坦然言之：“唯有安于清贫，甘于寂寞，方能成就一番事业。”是啊，这些累累硕果，背后是冯春大半辈子的心血。
在二十多年间，冯春还见缝插针，参与编辑了几十种俄罗斯和东欧的文学作品，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涅克拉索夫《诗选》、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以及匈牙利作家米克沙特的《奇婚记》。冯春在选题策划、稿源组织上也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三代译家接力
这是满涛、包文棣（辛未艾）与冯春三位翻译家与一部译作的故事。这部译作就是《别林斯基选集》（六卷本）。别林斯基是俄罗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奠基者、19世纪上半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苏联科学院曾出版过他的十三卷全集，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48年出版过三卷本的《别林斯基选集》，中译本的《别林斯基选集》即在此基础上进行选编翻译，凡是别林斯基的重要论文都尽量选编。这部选集基本上反映了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展示了他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巨大影响。无疑，这些也对我国俄国文学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我国文艺创作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
20世纪40年代中期，满涛就开始翻译并由时代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的《别林斯基选集》。新中国成立后，此书译稿移交人民文学出版社，满涛重新进行编选，增为六卷本，并出版了第一卷。不久，由于分工的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个选题移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满涛在“文革”前又译出第三卷。粉碎“四人帮”后，新组建成立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发排，但未及印出，满涛突然病逝。此书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续译者，当时任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的包文棣接过了这个活，按照前两卷的体例，写出第三卷的“题解”，又根据满涛留下的译稿，补充译完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共100万字初稿。可惜的是，包文棣也于2002年底病逝。
包文棣生前曾嘱托家人，一旦自己翻译不完，续译工作可交给社里的老编辑冯春。这让冯春既感到包老对他的莫大信任，又感到责无旁贷。退休后，冯春根据包文棣译出的第五卷及第六卷初稿，逐字逐句进行校对和补正，并写了最后两卷的“题解”，付梓成书。三位翻译家前赴后继，呕心沥血，终于迎来了《别林斯基选集》（六卷本）的完美出版。这部译作与三位翻译家的因缘，为我国现当代出版史留下了一段生动的文坛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