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协民烈士（1901-1934年）

1931年3月25日，设于厦门鼓浪屿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遭受破坏。同年7月，党中央决定暂不恢复福建省委领导机构，而成立福州、厦门两个中心市委，其中厦门中心市委的领导机关就设在厦门，并负责领导厦门本岛及漳州、泉州(其中的一个时期还包括莆田)所属的闽南地区共10多个县市的党组织。1932年1月，蔡协民被调入厦门中心市委工作。2月，他便以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的身份，到安南永德边区指导工作并亲任总指挥。蔡协民成功地领导了惠安“万人惠北大抗捐”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32年3月19日，蔡协民向厦门中心市委上呈了约2400字的《关于惠北对敌斗争情况给厦门中心市委的报告》。报告较为详尽地汇报了惠北反抗鸦片捐的斗争经过及当时的主要工作任务，同时，对这一斗争的前景给予了评估。蔡协民在报告中认为：“惠北斗争前途还是光明的，只决定于我们的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于我们的努力与否。”蔡协民认为当时的主要工作任务应该是：“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影响”、“争取组织上的领导，建立各乡农民代表会，一切权利属于农民代表会”、“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在斗争中猛烈发展党的组织，首先在几个主要乡村建立支部”。

1932年5月，蔡协民兼任闽南红军独立第三团总指挥。红三团以小山城、龙岭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发展革命根据地。6月23日，红三团在固守车本的战斗中失利。这当中固然有蔡协民执行中央“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错误指示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敌人力量的过于强大。车本战斗失利后，蔡协民坦然地承担了责任，并采取扩建红三团、恢复和建立各乡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分田运动和打击反动势力等积极而又果断的措施，重新开辟了革命斗争的大好局面。

就在当年的10月8日，蔡协民还再度给厦门中心市委提交了一份报告，较为详尽地阐述了“红军东路军来漳州后，漳州中心县委对漳属革命根据地的估计所确立的任务与策略”。蔡协民在报告中提出了当时“应当迫切执行的任务”：即“建立游击队(即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反对形式主义，打破和平发展的现象”，以及“争取地方豪绅影响下的群众到革命方面来，至少使其中立”等。报告还提到了当时开展革命斗争的“几个策略的决定”，其中“避免与张贞部队的直接冲突，专攻他的弱点”等内容，已令人感受到了蔡协民军事思想中的一些亮点以及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然而，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厦门中心市委当时对蔡协民仍然作出过重的组织处理。10月下旬，漳州中心县委改组，时任漳州中心县委书记的蔡协民与曾志一道被调回厦门。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蔡协民犹如海岸边的磐石，并未因巨浪的拍击而动摇，他坚信，只要是金子，即便处于被掩埋的状态，它依旧是闪亮的。痛定思痛的他，不相信眼泪能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勇敢地面对苦难、面对挫折。他要用实际行动作为语言，来表达对党的忠诚。  

从此，他在厦门市郊的禾山打石头、修马路、搬木头……用三餐难保的苦难伴以淋漓的汗水，夯实着他自己结实的人生之路。衣衫褴褛的他，依旧向工友、农友们宣讲着革命真理。

不久，厦门中心市委经考察，恢复了蔡协民的组织关系，这时，一肚子委曲的蔡协民，终于眼含着男儿不轻弹的热泪回“家”了，他回到了党的怀抱。1933年6月，厦门中心市委派蔡协民到安溪县任中心县委秘书。面对降职使用的“屈尊”现实，蔡协民没有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义无反顾地走向新的战场。在安溪，他积极参与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开展游击战争。他还结合安溪的实际，撰写了题为《怎样分田》的小册子，指导当地开展分田分地斗争。同年底，他又被调回厦门开展城市基层工作，在工人群众中秘密建立和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1934年4月，毛泽东决定调蔡协民回中央苏区工作。

“毛泽东同志派人来叫我了”，“过几天我就要去闽西苏区!”蔡协民情不自禁地向其战友尹林平诉说着喜讯，他那双饱含泪水的双眼充盈着幸福、充盈着憧憬、充盈着自信和骄傲…… 

不幸的是，就在蔡协民从厦门前往中央根据地的途中，由于带路交通员的叛变出卖，他被敌人逮捕了。敌人的利诱与酷刑，都没有从蔡协民口中掏出半个字的秘密。面对蔡协民磐石般坚定的信仰，敌人终于绝望了。5月的一天，蔡协民凛然赴刑场。他嘴角带着坚毅的微笑，走完自己光辉而又短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