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从鼓浪屿去上海经商的谢青山，娶了江苏省镇江县解氏女子为妻，年过半百之后，好不容易于1907年喜得一男孩，他们高兴地命名其为谢仲怀。出生于上海的谢仲怀，祖籍乃是厦门鼓浪屿。谢青山喜得贵子，几乎每年都要带着谢仲怀回到鼓浪屿，让祖父母高兴，也借此培养他对故乡的感情。

谢仲怀烈士

（1907-1930年）

谢仲怀虽然出生在富人家里，生活条件优裕，却是长不胖，长不高，比常人矮小得多。但是，他聪明过人，从念小学一年级至小学毕业，从来都是名列榜首。12岁（1919年）那年，谢青山带他去报考上海惠灵中学，却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那一天去报考时，校长看到谢仲怀的个子如此矮小，便不准他报名。谢青山为此花了不少口舌，经再三恳求，校方才准予应试。这一试，把谢仲怀试出了名：一是报考生中最矮小，二是考试成绩最优秀。学校当局很乐意地把他录取了！

从初中到高中，谢仲怀每学期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学校高兴，家里也高兴，1925年秋季，他又以优良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光华大学。

素有“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有各列强的租界，有国民党的统治，有各帮会的势力，也有代表光明、进步、真理的革命力量。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

谢仲怀生逢其时，有机会参加一系列政治活动。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到民族斗争。到了5月30日那天，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的群众射击，打死学生、工人等13人，伤者不计其数，酿成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谢仲怀参加了5月30日及以后的一系列斗争，从中得到了教育和锻炼。

学校党组织发现谢仲怀虽然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却倾向进步，便在政治上给他更多的关怀和帮助。谢仲怀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刊，思想认识与时代更加合拍，不久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革命道路。

此后，谢仲怀立场坚定、工作积极。他在担任共青团上海沪南区委组织委员期间，深入各校指导团的活动，发展基层支部。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积极配合，发动团员、青年参加运输和救护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屠杀，不但没有吓倒谢仲怀，而是更加激起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他勇敢地坚持地下斗争。

谢青山对儿子谢仲怀的思想变化和革命活动有所觉察后，深感焦虑不安。按照他的愿望，谢仲怀大学毕业之后，就把由他创办的橡胶商行交给谢仲怀，希望谢仲怀把商行办下去，并且办得更兴旺发达，让自己过个宽松的晚年。现在，眼看着谢仲怀走上革命道路，不但不能继承他的事业，而且有可能惨遭国民党杀害，断了他家的香火。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谢青山决定逼迫谢仲怀休学，把他送到南洋去经商。

谢仲怀没有屈从父命，他可以离开这个家庭，却不能离开革命队伍。父亲一次一次的催逼，迫使他下决心同他那资产阶级家庭决裂。他向组织上提出要离开家庭，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要求。从此，谢仲怀改名为李临光。

谢仲怀在革命活动中，认识了纱厂女工蒋婉贞。1927年8月，谢蒋喜结连理。蒋婉贞也是共青团员，两人情投意合，同舟共济。

谢仲怀同家庭割断关系、走出家庭和学校之后，就以革命为职业，不再回到家里去了。谢青山失去了儿子，比失去他的家产还伤心，他食无味，寝不安，心焦如焚。他曾几次登报寻人，还派人到南京、杭州、汉口等地寻觅。但是，始终不见谢仲怀的踪影。蒋婉贞看到报纸，劝谢仲怀写封信回去，免得父母记挂，但他婉言拒绝了。

谢仲怀入团后，因为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出色，不久便转为中共党员。随后，组织上又调他去中共江苏省委任秘书工作。

有一天，谢仲怀和蒋婉贞有事经过上海四马路，突然遇到家中的阿姨。他要躲避已来不及，在马路上拉拉扯扯也不好，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答应带妻子回家去看一看。谁知时隔不久，父亲却已经去世了。母亲和妹妹看到谢仲怀夫妻回来，一面高兴，一面伤心流泪不已。

“仲儿，你可是我的心头肉，是谢家的命根子，谢家不能没有你……”

母亲把谢仲怀紧紧地搂在怀里，生怕他再度飞走，要求他一定要留下来。

 妹妹也跑来帮腔：“哥哥，别走了，留在家里吧，不然妈妈要哭死！”

那位在路上相遇的阿姨，也喋喋不休地劝告说：“仲怀，你爸爸为你失踪过于悲伤而病逝，就不要再为难你妈了！”

谢仲怀看到全家凄凄切切的样子，心里也不无所动。但他转念一想，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了革命就不能顾家。为此，他俩只在家里逗留了3个钟头就走了。

1927年 11月，谢仲怀第一次被捕。监狱生活过了 3个月，每一天都是度日如年，天天都像过鬼门关一样。他遭到了无数次严刑拷打，打得他遍体鳞伤，打得他死去活来。但是，敌人的酷刑，更激发了他对敌人的仇恨，每一次酷刑都使他变得更加坚强。

上海党组织为谢仲怀被捕而焦虑。党组织了解他的性格，相信他会坚强地同敌人战斗，顶住敌人残酷的刑罚，但难以预测谢仲怀会不会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使党遭到损失。为此，党组织采取了许多方法去营救谢仲怀。一方面，敌人没有掌握到谢仲怀有力的证据，不能证实他的真实身份；一方面又看到他长得那么矮小，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3个月后，谢仲怀走出了监狱，重新见到天日，呼吸到自由空气。

不过，此时的谢仲怀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需要好好地医治疗养，以恢复健康继续战斗。但上海党组织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无力支付谢仲怀的生活和医疗费用。为了更好地疗治创伤，党组织主张他回到家中去，待伤愈后再出来。

就是这个缘故，谢仲怀同蒋婉贞一起回到家里去了。

母亲是一位明白人，看到儿子这副模样，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她一不追问原因，二不责怪他出走，而是连忙请阿姨清理出一个房间，让儿子儿媳安居。随后，她又不惜代价，延聘名医，天天到家里为儿子治疗。

不用说，谢仲怀回到家里以后，生活和治疗都没有问题，蒋婉贞又在身边护理，健康状况很快得到了恢复。

在治疗期间，母亲少不了做劝说工作，总是苦口婆心说个不停。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仲怀，为了你的安全，听妈的话，到南洋去！”待创伤基本治愈的时候，就要他办手续去南洋。

谢仲怀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在严刑拷打之下，不愧是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经受了最残酷的考验。现在是在自己的家里，过着称心如意的生活，慈爱的母亲确实把心都掏出来给他了，他该不该听从母亲的安排？

这些日子，谢仲怀也想了很多。他想，他在监狱里坚强不屈，既是为了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也是为了争取出狱继续革命。我既然在党旗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就要一往无前，义无反顾。于是，他既不同母亲顶撞，也不明确表态，决心在适当的时候，悄悄地出走。

这一天终于来了。在要动身去南洋的前一天，天还未亮，他把蒋婉贞叫醒，穿好衣服，悄悄地出了后门，又回到党的机关去了。

天亮以后，母亲发现儿子儿媳已经不在寝室时，不觉眼睛一黑昏倒在地，经抢救才活过来。后来，她发现桌上留有谢仲怀、蒋婉贞二人签名的“告别信”。信中写道：

“我的身体好了，谢谢你老人家对我的照顾。为了革命，我和婉贞又走了……我们离开家，并不是不要母亲，而是不想做家庭的奴隶，更不想做金钱的奴隶……我们离家后虽得不到你的爱抚，但可以得到千千万万工人们的爱抚与照顾，一切请你放心……”

谢仲怀回到机关一个月，就被调往杭州，任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书记。对于一个才21岁的年轻人来说，这副担子可不轻啊！

1928年6月，正当谢仲怀恢复健康要好好地为党工作时，他又不幸被捕了，被关押于浙江陆军监狱。

监狱位于杭州西子湖畔，四周是二里多宽的空地，四面是两丈多高的围墙，里面是品字形的甲、乙、丙三个大监。当中有一过道间是看守岗位，叫监视厅。关在同一个监狱的，还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徐英（胡连）、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裘古怀、中共浙江省委代理书记罗学瓒及浙江永嘉县委书记王屏周、浙江杭县县委书记赵刚等党、团领导人。

谢仲怀被关在丙监。

丙监是从东到西的长条房子，南北是一个一个牢房，都有木门。正中是一条弄堂，每天吃过饭放风，就在这里散步。牢房门上，有一个递水递饭的“水饭洞”，也是狱中看守监视“囚徒”的洞。每个牢房关9人，横睡3人，直睡6人，挤得不能动弹。大小便也在牢内解决，有一个马桶放在房角上，散发着恶臭。

为了加强狱中斗争的领导，狱中的党团员分别成立了党、团支部。谢仲怀被选为党支部宣传委员。在党、团支部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和斗争。

1928年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一周年纪念日。狱中党、团支部为了检阅狱中的革命力量，鼓舞战友们的斗志，决定在这一天开展纪念活动，并作了周密的发动和部署。

那天清晨，监狱旁边的造币厂汽笛一响，全狱的政治犯都站立起来，面对着铁窗立正。先是高呼“打倒国民党”“纪念广州起义”“学习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等口号，接着便高声唱起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

像怒涛汹涌澎湃的歌声，冲破了清晨的宁静。那些还在梦乡的卫兵、看守们惊慌失措，钮扣还没扣好，就拿着枪跑来了！

“不准唱，不准唱！”典狱长声嘶力竭地喊了一遍又一遍。

可是，他的叫嚣像一只苍蝇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在歌声里。唱完了歌，一个同志不慌不忙地对典狱长说：“没事，对不起，打扰你们了，今天是我们做‘礼拜’”。卫兵们又在狱外停了20分钟，看看没什么动静才走开。

在这之后，谢仲怀还同其他支委一起，领导了要求狱方发还存款折子和要求改善非人待遇的绝食斗争。这两次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团结了更多的“犯人”，提高了党的威望。许多非党“囚徒”通过这两次斗争，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人类谋幸福的。从此，监狱里的700多名“囚徒”，绝大部分都能团结一致，拥护党支部的决定。

党支部除了领导狱中“囚徒”进行各种合法斗争之外，还创办“马列大学”，组织所有政治犯进行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每天上午，政治犯都不约而同地看理论书，诸如《社会进化史》《新经济学》《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帝国主义论》，等等。除学习理论外，他们也利用时间阅读自然科学和文艺书刊。

在党支部的策划下，狱中还出版了两种刊物：一种叫《火花》，作为党内刊物；一种叫《洋铁碗》，为群众性读物。《洋铁碗》除了给狱中非党群众传阅外，还设法送给一些狱卒阅读，把他们争取过来。

所有这些活动，谢仲怀不但积极参加，而且起了领导作用。

谢仲怀被捕以后，他的妻子蒋婉贞曾经回到老家躲了一阵子，后来得悉情况没有继续恶化，便又回到杭州，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战斗。

为了重建一个秘密交通站，组织上交给她一个任务，要她同一个男同志做假夫妻，在西湖边湖滨路开一家纸烟店。对此，蒋婉贞不愿接受，认为这样做对不起被捕在狱中的谢仲怀，便对党组织说：“让我先到狱中征求谢仲怀的意见后再做决定。”

蒋婉贞花了10元钱，买通了狱中的法警、看守，终于见到了5个月没有见面的谢仲怀，她一见谢仲怀头发长长的，耳根、头颈、面颊满是伤痕，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悲痛万分，话也说不成句。谢仲怀看到心爱的妻子，心里自然高兴。但毕竟是在狱中相会，也不免有些伤感。但他还是理智战胜了感情，对妻子说：“不要哭，做共产党员的妻子是不许哭的，要坚强一些！”

像谢仲怀一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蒋婉贞，随即擦干眼泪，把上级党组织要她和一个男同志做假夫妻、建立秘密交通站的事轻声告诉他，最后说：“这事我不能做主，你说咋办好？”

“我们共产党人是把党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任何时候都要服从革命的需要。你不必犹豫了，我永远相信你！”谢仲怀坚定地回答。

 蒋婉贞十分感激丈夫的信任，不觉又哭了起来。直到探监的时限到了，两人才依依不舍分手告别！

两个月后，蒋婉贞同那位男同志建立的秘密交通站也被敌人破获了，在浙江陆军监狱里又多了一位女囚。但因为女监和男监之间隔着一道高墙，谢仲怀与蒋婉贞未能见面！

1930年8月27日，是浙江陆军监狱的囚徒们难忘的日子，是用鲜血去书写的日子！

那一天，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大屠杀，19位革命战士被先后枪杀了，血洗监狱刑场！

谢仲怀是第6个被提出去杀害的。因为前面已有5位同志被提出去枪决了，他意识到自己也在所难免，便事先做好了赴刑的准备。他首先把穿在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连同其他未穿的衣服，一件件送给同牢房的同志，自己只剩下一条裤头。他说：“这些衣服，我不糟蹋它们了，留下来给你们替换吧！”

当敌人呼喊他的名字时，他昂首阔步走出牢房。走了几步，他突然发现自己鼻梁上还有一副近视眼镜，便又折了回来，面对着牢房，摘下眼镜小心地将它放在地上，说：“同志们，永别了！这副眼镜留下来，请你们保存好，送给患近视的同志！”

全牢的同志不忍心再看他。大家虽然有很多话要说，但都说不出来。每个人的心都像刀绞一样，充满着对敌人的仇恨和愤怒！

谢仲怀被提出去后，又再从其他牢房提出3位同志，一共有4人被集中在天井里。当敌人要把他们押上刑场时，谢仲怀带头高喊口号：

“打倒国民党！”

“拥护苏维埃！”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连串的枪声之后，监狱骤然寂静下来。不多久，又响起了口号声和枪声，直到19位同志全被枪杀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