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天地:“筼筜”地名由来
2024-01-1709:23:43来源:《嘉禾之光》
“筼筜”一词,原意为竹,在宋代以前颇为常用。西晋左思作《三都赋》名闻天下、洛阳纸贵,就有关于“筼筜”的描述。韩愈、苏轼诗文也用过“筼筜”,朱熹曾作五言绝句《宿筼筜铺》。

在厦门,鹭江不是江,筼筜亦非竹。乾隆版《鹭江志》如是说:“筼筜港,在城之北,长可十五六里许,阔四里有奇”。筼筜曾为一方港湾,烟波浩渺逾10平方公里,盛产江鱼,“筼筜渔火”乃厦门八景之一。清代有诗为证:“牛家村畔水云乡,万顷烟波入夜凉。最爱月斜潮落后,满江渔火列筼筜。”1970—1971年,因以粮为纲备战备荒,筼筜港实施围垦工程,一方沧海化为内湖。如今,湖滨北路官任社区篁津宫,仍独自面朝旧时筼筜口。遥想彼时点点渔火,谅必不让当今夜景。
康熙版《漳州府志》有载:“(筼筜)港当汐时,中流一带,婉转纤长而未分歧,形如竹。”意即低潮时,港湾水面状若巨竹,故名“筼筜”。居住在筼筜湖畔多年,我也误以为这方水泊天生名曰“筼筜”,忽略了当时漳州府海澄县与厦门岛最接近的是海澄一、二、三都,即今海沧区大部,无论如何是管不到厦门岛的。明代至清初,“筼筜港”真正位置在海沧赤石村与东屿村之间的水域。
直至某日,浏览《鹭江志》鹭岛全图,见筼筜港水域标注为“筼通港”,顿生疑惑。该志书编撰者薛起凤、杨国春、黄名香或为厦门人,或长居厦门,均熟知本土,图、文如此出入,不合常理。为探求究竟,我不时跑图书馆查找资料。
古籍《海国闻见录》,成书于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该书为清代首部综合性海洋地理名著,绘有沿海全图,清晰标注“员通港”。作者陈伦炯为同安县安仁里高浦村(今属集美区杏林街道)人,为康、雍、乾三朝东南滨海诸镇将领,累官至浙江宁波水师提督。毕竟陈伦炯熟知家门口的水道地名,可靠程度非同寻常。文献《舌击编》,作者沈储,咸丰年间曾参与清剿闽南小刀会,事后作文牍摘录,书中记载清兵船只进泊“源通口”,“源通口”即“筼筜口”。
清乾隆二年(1737年)刻《福建通志》,系浙闽总督郝玉麟监修。该通志收入《四库全书》,书中地图,厦门岛西侧港湾标注为“圆通港”。收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的《皇舆遐览》一书,则有《中华沿海形势全图》。据专家考证,该地图绘制于1774—1795年(乾隆年间),图中“员通港”,即位于当今筼筜湖所在位置。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着一张清同治三年(1864年)《海疆洋界形势全图》,厦门岛出现厦门城、水仙宫、白鹤岭、员通港、金鸡亭、高崎、黄水桥、五通等八处地名。
自古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通”,当为水边人期冀水路通达的吉语,厦门岛东部村庄“五通”,即以“五通渡”知名。从闽南方言来看,不论“员通”“圆通”,还是“源通”“筼通”,发音没有区别的。就“员通”与“筼筜”闽南语发音而言,“员”“筼”同音,“通”与“筜”闽南方言发音接近,均押“ong”韵,变异小且均为平音,这为代入更替提供了可能。
仔细想过,在封建时代,文人一向主导文化文字的江湖,地名也不例外,其雅化是文以化之的表征之一。清代以来,厦门地名雅化不胜枚举,如吴仓——吴村——梧村,牛脚川——牛家村,先落——仙乐——仙岳等。就词义意境,“员通”委实不及“筼筜”富有想象空间;若从汉语音韵看,押ong不及押ang频率高,作为鹭岛八景之一,作诗吟咏又是不可或缺的,明清本土文人自然偏好“筼筜”。翻阅《厦门名胜诗词选》一书,清代本土诗人吟咏筼筜的诗词有十余首,且无一例外题名《筼筜渔火》,就是很好的例证。
有图有真相。从诸多老地图可以判断,至150多年前,“员通港”仍是通行地名,朝廷官方关注的是一个港湾地名准确性,不会在意优美与否。深入筼筜湖畔袁厝、莲坂、官任等湖畔聚落,至今不少老者仍持“员通”闽南语发音。同样例证还有“文灶”,闽南语一直沿袭“麻灶”。可见,方言口口相传,总是顽强地守旧守拙。出于意境音韵需要,厦门文人不懈地雅化固化,十九世纪中叶后,“员通”终被“筼筜”所取代,原在海沧的“筼筜”一名被成功转借,曾经的港湾本名“员通”沦为曾用名,且渐次趋于湮灭。            
(作者系厦门市文旅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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