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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故事：马叙伦与陈嘉庚的爱国兴教情怀
2024-01-2509:48:24来源：嘉禾之光
马叙伦，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首位中央主席，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马叙伦与陈嘉庚，一位在教育文化领域驰骋，一位在商业贸易领域纵横，但是对近现代中国教育界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人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共同走向拥护中国共产党，并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成就辉煌的人生。马叙伦写下了政治遗言“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陈嘉庚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近百年来，他们两人在人生历程中多次交集，相携共进，成就一段佳话。其中，围绕厦门教育事业发展，两人有相当的渊源。 调解学潮 解除危机
1913年，陈嘉庚回到家乡集美，先后创办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当时的集美学校分为集美师范、中学、水产、商业等各部以及小学校。1926年，北洋军阀段祺瑞镇压学生制造“三·一八”惨案。马叙伦宣布辞职并公开反对段祺瑞，被通缉而潜回浙江。当时北洋政府对高校及教职员欠费欠薪并镇压学生，导致各校教授学者纷纷离职，此时陈嘉庚则高薪聘请全国教授学者来厦门任教，其中北大较多。这些教授学者也带来了革命强国的思想。马叙伦回浙江后，与蔡元培均因反对浙江军阀孙传芳而再被通缉，避往已经被北伐军攻克的福建，并于1927年1月20日抵达福州，得到了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的欢迎和接待。时任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得知蔡元培和马叙伦到了福州，于是让在福州购书的顾颉刚与容肇祖、潘家洵等拜访蔡元培等，邀请其访问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1月29日上午11时，马叙伦和蔡元培等人在顾颉刚陪同下从义和洋行码头出发，由小火轮转送到海康号轮船，前往厦门。1月30日上午9时30分，海康轮抵达厦门码头，时任厦门大学国学院总秘书长的林语堂在码头等候，将蔡元培和马叙伦接到厦门酒店休息。2月1日，蔡元培和马叙伦到了集美学校。当天参观集美学校，中午在集美吃饭，晚上校长叶渊在家请客。当时，厦门大学刚因为鲁迅离职厦门大学前往中山大学引发学潮。彼时厦门大学学潮已近尾声，而集美学校却掀起了要求革新校务的学生运动。集美学校因校长叶渊禁止学生加入任何政党并开除了部分学生，且与学生组织的“校务革新会”在校权问题上发生争执，校方不赞成学生拥有校务表决权，导致学生罢课，要求“驱逐叶渊”。蔡元培和马叙伦在厦门期间正是集美学校学潮最烈的时候，政府调解无果。既然蔡元培和马叙伦等到了厦门，地方上自然希望借重他们的社会威望和在教育界的泰斗地位进行调解，且叶渊也是北大校友。因此，受叶渊之请，2月6日，蔡元培、马叙伦对集美学校的学潮进行调解。“在厦门的几日间，蔡元培在省政府、集美学校与陈嘉庚之间进行斡旋调停，他劝住了陈嘉庚停办集美学校的决定，让学生电报陈嘉庚道歉，提出叶渊不离开集美学校而任总监学的意见，终于平息了集美学校的学潮。”这期间，马叙伦始终一同参与调解，这从陈嘉庚与叶渊的通信中提的“蔡、马二君”以及其他相关叙述均可见。集美学校校史记载：“1927年2月，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和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奉命来集美学校协助调解”。厦门大学校史记载：“面对严峻形势，国民党当局派蔡元培、马叙伦到集美进行调解”。 北上共襄国是 参与协商建国
1948年上半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主党派人士站到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奋斗的立场上来，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希望尽快成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全国政权机关。此时，陈嘉庚建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也建议可否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或由各民主党派向中共通电提出此项建议。他们的建议代表了当时许多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意见。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立即得到了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拥护。“五一口号”发布后，建设新政权提上了议事日程。组织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成为中共中央与部署战略决战并进的一项政治任务。民主党派人士和各个界别代表性民主人士由中共安排分批北上。马叙伦、陈嘉庚等应邀北上，并在香山双清别墅与其他民主党派人士等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会见。1949年中共筹备新中国成立，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成立。筹备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陈嘉庚等人也发表了演说，表示愿意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努力完成建设新中国的神圣使命。会议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名单，设立了6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承担“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及国歌之方案”的任务。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后来增加沈雁冰。小组成员中，就有陈嘉庚。其中，对于国旗的争论最为激烈。筹备小组经过初审、复审，初定“初选第11号”较好，在8月26日筹备会常务第四次全体会议，马叙伦向周总理报告说“国旗，已相当完成了”。但是陈嘉庚明确提出三条反对意见，建议再征求一次。9月14日上午，马叙伦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未达成一致意见。9月17日，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的制定工作移交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由第六小组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9月21日，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设立6个审查委员会名单，其中1个是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共55人，马叙伦为召集人。第六小组从应征国旗稿件中选出38幅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供全体代表讨论。编号从复字第1号开始编排。曾联松设计的图案编号为复字第32号，稍作修改，去掉了原设计图案中的镰刀斧头。在会议上，对于国旗的讨论极为激烈，始终议而未决。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出席了座谈会。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复字第32号”五星红旗图案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陈嘉庚说：“我从东北回来就很关心国旗的问题，我完全赞同毛主席所讲的第32图案。”在新中国成立的人民政协筹备会和一次全体大会上，马叙伦作为第六小组组长，负责国旗国徽国歌之方案，陈嘉庚则对最终采用五星红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还留有马叙伦与陈嘉庚商讨国是的珍贵照片。 为新中国教育的发展倾心亲力
新中国成立后，马叙伦兼任教育部部长。为了加强和完善国家教育机构设置，教育部对全国的高校进行了调整，马叙伦主持和参加新学制的研究和制定工作。陈嘉庚也有意将集美学校无条件献给政府。陈嘉庚认为，学校由政府接办，方能发展壮大，即使各项设备未可一蹴而就，但优待贫寒学生定可做到。从中也可以看到陈嘉庚对贫寒学生的无比关心。他自己也表示绝非放弃责任，将继续向南洋方面筹措经费，以补不足。人民政府考虑到集美学校的悠久历史和在海内外的声誉，希望陈嘉庚维持私立名义，学校的经费由国家补助，学校的教学工作由政府各主管部门负责指导，中专各校毕业生，由国家负责分配。陈嘉庚慨然接受，继续为集美学校呕心沥血、鞠躬尽瘁。1950年6月10日，陈嘉庚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会，会议期间致函马叙伦，就学校是否收归省立提出意见。当时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困难，因此对全国高等学校，仅许维持现状，不能加聘1人，加支经费。只有厦门大学因特殊情况，可补足20余人。集美学校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资助。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上提出七项提案，其中第二项为“在沿海各重要地区设立水产航海学校案”。他自己也在原有集美高级水产航海职业学校（高水）基础上，增办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水专）。1951年1月16日，教育部批准试办。水专办学困难，厦门大学有一个航务专修科，办学条件更为困难。此时中央决定对全国高等工科院系进行调整，拟把厦门大学航务专修科并入水专，但厦大为国立，水专为私立，国立并入私立恐师生难以接受，因此两校商议并分别致函教育部，合并后扩充为国立航务学院，地点设集美，校舍和设备由陈嘉庚负责。陈嘉庚并亲自致函马叙伦，对两校合并一事提出具体意见，获得同意。由于办学经费紧张，仍需得到财政的支持。1952年3月21日，陈嘉庚写信给马叙伦，陈述函请周总理准由中央每月拨给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及水产航海职业两校学生助学金每名白米一百斤，其它费用由陈嘉庚负责，请马叙伦协助进言周总理。马叙伦于5月30日亲笔回复，说3月11日及3月21日的信都收到了，周总理的信也转到教育部核办，并称赞陈嘉庚“热心教育、为国培才，为华侨青年贫苦子弟谋求学之路，爱国热忱，弥挚敬佩”。马叙伦说同意政府补助每名学生每月大米一百斤，但要求使用时要视学生经济情况，实行民主评议，加以若干区别。已令华东教育部从1952年下学期（八月份）起照数发放。由此可见两人通信往来不少，并且马叙伦对集美学校的教育事业极为关心和支持。早些时日的1952年3月25日，马叙伦专门为陈嘉庚在集美解放纪念碑题联： 马叙伦
一九五二、三、二五”
此联一气呵成、头尾贯气、线条灵动、潇洒自然，是难得的行书力作，现在还镌刻在鳌园嘉庚墓园内，在墓正后方大型屏壁的最醒目位置。鳌园内的笔墨精品在排列处理上，是由陈嘉庚生前亲自设计的。马叙伦的行书楹联置于屏壁正面重要部位上，可见陈嘉庚对马叙伦楹联的重视。由此亦可见马叙伦与陈嘉庚的深厚友谊。（作者乐智强系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民进福建省委内监委副主任、民进厦门市委副主委、海沧区政协副主席，厦门市政协委员；贺嘉鸿系民进厦门市委常委、民进集美区基层委主委、厦门陈嘉庚纪念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