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人物：根植于调查研究的非凡政治抉择———陈嘉庚先生1940年回国之行
2024-01-3115:53:05来源：嘉禾之光
众所周知，被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杰出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陈嘉庚先生传世之作《南侨回忆录》中描述，“1940年抗战期间他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慰劳团）回国经历，与其说是广大南洋华侨心系祖国支持抗战的一次慰劳活动，毋宁说是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华侨先驱回国了解国情的一次调查研究实践。”通过脚踏实地、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全面充分的对比分析，由此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结论，并公开主动地做出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抉择，堪称是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鲜明实例，陈嘉庚先生毋容置疑是一位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杰出典范。调查研究作为人们通过各种途径、方式亲身的接触和广泛的了解，以探求客观事物的真相、性质和发展规律的活动，是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一种科学方法，其基本理论涵盖了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和调查研究对象、目的、计划、方法及基本结论等体系化内容。陈嘉庚先生回国特别是视察重庆、延安之行，契合了调查研究理论体系的几乎全部特性。1940年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逐渐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鉴于此，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通过南侨总会组织发动分布在南洋各地的侨领，组建慰劳团回国开展慰劳及视察活动。陈嘉庚先生就本次回国的动机目的与办法，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并作了答记者问，言明主要目的有两点：一是慰劳，“向军政界及民众致敬慰之意”；二是将诸良好成绩材料，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宣传，使千万侨众增加爱国热心。当时的陈嘉庚先生对已闻知的国内“国共两党磨擦”事实，显然也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抗战胜利后举行的一次欢送集会上，陈嘉庚先生有以下十分明确的表述，“余前年回国慰劳，深深注意，国共两党，能否团结抗战，抑或分裂内战，以及两党政治措施究竟如何？故决定既到重庆，亦必亲到延安，以求得知事实”。慰劳团回国名为慰劳，实质上是要通过慰劳活动开展实地考察，进一步了解国内抗战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对抗战的态度立场、行为作风等问题。纵观慰劳团回国慰劳及视察的整个过程和结果，不得不说陈嘉庚先生在重要历史节点亲自发起组织的一次奔走国是调查研究活动，是蕴含探究国共两党磨擦之真相、探寻广大华侨接续助力抗战之良策的调查研究活动。一是对慰劳团的组建及组成人员进行了认真的筛选。当得知国民政府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以回国述职为由，希望成为慰劳团一员，陈嘉庚先生深思此人“必非好意，或者受人委托，恐不利回国慰劳团至为可虑”，不仅给予了明确的拒绝，而且临时改变了原来不随同慰劳团回国的打算，做出了“决意回国”并亲率慰劳团的决定。陈嘉庚先生在自知国语不通、年老（时67岁）怕寒、腰骨常疼痛不耐久坐的三大困难的情况下做出的艰难决定，展现了他一心谋国、顾全大局、躬身力行的崇高情怀。1940年4月，慰劳团全体代表从国内外各地抵达重庆集中时，正式成员确定为45人。二是对慰劳团的视察行程进行了周密的安排。“按来回3个月”“分作三组，由三路出发”“每团15名，由各团员志愿参加，各团举团长、财政、书记、监察等职员”。以上行程安排时间跨度之长、视察地域之广（涉及15个省市地区）、人员分工之明确，反映了陈嘉庚先生对于这次访问考察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水平，预示着为慰劳团的视察计划实施奠定了良好的组织保障。三是对慰劳团的视察注意事项进行了严肃的强调。当闻讯国民政府拟拨款8万元专门接待慰劳团一行之事。陈嘉庚先生再三的告诫“此回系到祖国工作，而非应酬游历者比，务希勤慎俭约善保人格”。特地在甫莅重庆的记者招待会、在各大报纸上登载《启事》声明，“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自我约束规定，乃是“决不致为一部分人所蒙蔽，负华侨之委托也”。这充分反映了陈嘉庚先生对于回国视察所秉承的大公无私立场、严于律己态度。全程视察调研运用了调查研究方法论中最直接的方式，即实地观察法、访谈调查法和会议调查法的三种最基本的方法。首先是实地观察法。一是慰劳团不仅到了国民政府中央所在地重庆及所辖的几个战区访问，而且克服国民党重重阻挠执意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访问，从两地区域的考察对比中见识到了天壤之别的巨大生存环境差异，顿感百闻不如一见。二是慰劳团每到一地，不仅参观城市市容市貌，还走进公务机关、工厂、学校、商业场所等处视察。在重庆，通过亲眼目睹官僚奢靡、官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始知国民党达官贵人搜刮民脂、贪污腐化确非虚传，“绝无一项稍感满意”。而在延安，受中共领袖毛泽东主席接见时，“其住居与办事所亦是山洞”，所有摆设“盖甚简单也”。当天的晚餐“筵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上”。在延安的种种所见所闻、所处所感让陈嘉庚先生身临其境领略了党政军民同仇敌忾、艰苦奋斗、官兵平等、作风民主的团结抗战氛围。延安之行结束后的多次演说中，陈嘉庚先生始终抱着“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的由衷乐观心情。三是慰劳视察一路走来，特别是从西安到延安途中，亲历了国民党当局蓄意制造的一系列软硬兼施、挑拨离间卑鄙行为，“亲见两党不洽者五次，皆由国民党有意构造”。从而不禁对国民党人提出了“何用作此鬼蜮手段”的强烈反问。其次是访谈调查法。无论在重庆，还是在延安，以及其它所到之处，一方面，陈嘉庚先生一行不仅受到了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及党政军要员的礼遇接待，另一方面广泛接触了许多南洋华侨青年、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来的学生，以及福建乡亲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敞开心扉交谈，就心中所疑详询求证。从大量的交谈对话中，陈嘉庚先生洞察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娇奢而虚伪，而中共领导人则是朴素而诚恳，终于探明了国共两党事关抗战前途与祖国命运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及国民党一手大搞磨擦的真相所在。虽然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只有9天时间，但对延安中共的领导留下了与重庆国统区迥然相异的深刻印象，与在重庆时所闻“陕北延安等处，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种种不堪入耳之言”，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再次是会议调查法。慰劳团通过应邀出席大大小小的一百多次各种欢迎招待会、演讲报告会，即兴答问交流、观察各方反应，也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佐证材料。如延安归来之后应邀在重庆国民党操控的国民外交协会举办的演讲会上，以“西北之观感”为主题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演讲，实事求是地畅谈了对延安的所见所闻良好印象，以致于引发国民党俨然认为陈嘉庚先生已被中共同化。当时在重庆的所有16家报纸，对陈嘉庚的演讲内容或只字不登，或只登载大意，只有中共的《新华日报》则以《陈嘉庚先生西北归来纵谈团结抗战》为标题做了详尽的报道。只此一会的两相报道对比，让陈嘉庚先生更加深刻地领略到中共的光明正大，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心怀叵测。陈嘉庚先生在后来的所有演讲中依然抱定“余乃凭良心与人格，将所闻见发表”“无论在何处，如有要余演讲回国所闻见，余决不能昧良心指鹿为马”的刚正不阿秉性，凸显他不受外部左右、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态度。《南侨回忆录》的启迪。陈嘉庚先生亲自组织的这场壮行回国调查成果材料，集中收录1943—1944年间呕心沥血所亲笔的《南侨回忆录》一书里。该书的第100章节至第251章节约8万字内容，完整记述了那段亲身经历的重大调查研究工程史实；一则则日记式文稿构成，完整的对慰劳团全过程工作的总结性调查研究报告，全景式地展现了陈嘉庚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舟车劳顿，为抗战奔走呼号的赤诚爱国之心，也为后人了解研究南洋华侨抗日救亡、奋发图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爱国主义鲜活读本。1946年，《南侨回忆录》全书首次正式出版，迅即得到国内外民众，特别是广大华侨的喜爱和推崇，风行海内外。广大华侨无不得益于受到该书的传播影响，真正地认识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从而在爱国政治道路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抉择。1940年12月，陈嘉庚先生回南洋取道在缅甸仰光的华侨欢迎会上发表长篇演讲，以极其乐观的语气向与会侨胞发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心声。1943年，陈嘉庚先生在动笔撰写《南侨回忆录》一开始的弁言中，写下了对延安访问的切身感悟：“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至此，“延安之行”给陈嘉庚先生带来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思想转变，开启了他人生旅途中政治历史的重大转折。“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寥寥8字，虽简明却尽显凝重，虽朴实却富于哲理。此结论是陈嘉庚先生摒弃了长期奉行的对国民党寄予厚望，而看好共产党。他的眼光远大，可以载入调查研究的史册。翻阅陈嘉庚先生自此之后追随中国共产党领导殷殷报国的大量记述材料，无不印证了这个结论的前瞻性正确性真理性。嘉庚精神调查研究篇的挖掘。陈嘉庚先生作为一代华侨领袖，其光辉一生所形成的以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嘉庚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嘉庚先生回国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所贯穿的为什么要开展调查研究、坚持什么样的调查研究、怎样开展调查研究的思想，以及全过程各方面所体现的直面问题的担当精神、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见微知著的探索精神、持之以恒的专一精神，对于我们当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新征程使命任务，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时代试卷，我们要弘扬嘉庚精神，秉承他敢于担当正视问题、善于求实解决问题的调查研究优秀品德，不仅当好阅卷人，更要当好答卷人，着力推动新征程高质量发展，永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目标行稳致远。（作者黄敏沁系厦门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盟厦门市委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王东良系民盟厦门市委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