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过程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优秀文化成果，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而又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术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基石，革命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大潮激荡下日益升温，成为文化研究宣传热潮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不过，革命精神在研究宣传中，也出现热闹中有喧嚣、探讨中有分歧、宣传中有偏差的现象。在此，本文仅就革命精神概念的由来、历史内涵及其当代价值等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革命精神”概念的由来
革命，是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人们改造自然的重大变革，有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等。人们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即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1]。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精神的产生，源自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发轫于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人里，是谁最早提出“革命精神”这一概念的？据笔者所查阅的党的文献史籍，是刘绍周在建党以前提出的。刘绍周（1892－1970），后改名刘绎荣，广东高要县人，是最早参与共产国际活动的中国工人代表之一，曾受到过列宁三次接见，参加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创建，因而，中国本土没有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大会。刘绍周再次应邀以“中国工人党中央局”的名义参加了大会。为了研究东方人民革命问题，成立了由列宁、加米涅夫、罗易、马林等19人组成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刘绍周也是这个委员会委员之一。在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刘绍周在会上发言中，认为中国的五四运动虽然被反动政府镇压下去了，但五四爱国运动的怒潮震动了全国，“它唤醒了群众的革命精神”，强调五四爱国运动与孙中山等领导的革命集团“已联合起来……他们的特点具有坚定的革命精神”，使古老的中国迅速成为“进行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2]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据笔者所查文献，第一个提出“革命精神”概念的共产党人是瞿秋白。1924年1月，瞿秋白在广州演讲中指出：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的新篇开始了”，“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情绪，革命的意志，在平民之间是现成的；必须组织他、集中他，他才能变成一种势力”。[3]
从“革命精神”一词的由来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唤醒了群众的革命精神”的条件下产生的。同当时国民党等党派相比，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体现人民群众“革命精神”的政党。中国国民党的建党核心人物——“孙中山直到临死的时候，从没有真正吸取群众运动的思想，他接受它，但并不真正热心。1923年时，他对发展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问题”[4]。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而“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5]。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群众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其初心使命就是立志带领广大劳苦大众挽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是超越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脱离人民大众的局限，忠实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这是与中国其他政党不同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
二、革命精神的历史内涵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和集中表现。
中国共产党是富有革命精神的伟大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革命精神的伟大培育者、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继承者和发扬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伟大精神象征。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精神的培育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提出了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的“三大法宝”，确立了党的建设的基本格局，概括了我们党的“三大作风”，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奠定了我们党革命精神的根本基础；亲自倡导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愚公移山精神，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精神，富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鲁迅精神，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两个务必”精神，等等。这些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铸造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蕴含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理想、爱国精神、价值观念和道德诉求。
革命精神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综合。中国革命精神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质和丰富的历史内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共产主义信念为基石，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优秀的革命传统为动力，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道德基础，形成中国共产党特有的“革命精神”谱系。中国革命精神的核心内涵，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即“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6]。
革命精神其实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文化一般表现在精神、物质、制度三个层面上（一些研究者认为是精神、物质两个层面），其中以精神层面为核心。中国革命精神层面文化则是指中国革命历程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古田会议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及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等；物质层面文化包括红色历史旧址或遗址、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及记载、表现、传播红色文化的纸质和其他物质形式的相关档案文献、文学作品等；制度层面文化，是革命文化的制度凝结或法制化表现，是指革命历史上形成的规章制度和体制机制，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精神、物质、制度三个层面的文化，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融合，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物质、制度层面的文化是精神层面文化的重要载体，而精神层面文化是物质、制度层面文化的集中体现。
在广为传颂的革命精神谱系中，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在特定革命斗争区域中产生的，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二是在一些重大革命事件中蕴育的，如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等；三是从一些具有重大转折历史意义的会议提炼出来的，如古田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四是从特别英模人物事迹中提炼出来的，如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徐特立精神、鲁迅精神等。这一座座革命精神丰碑，构成了中国革命的精神之链，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革命精神的当代价值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毛泽东指出：“革命精神应与实际精神统一……我们的革命精神不是与实践相脱离的，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7]革命精神，也就是与时代精神相比较而言、人们常说的革命传统精神，实际上是指革命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性连接。
但是，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在连接和传衍中会发生变化，会不断赋予新的内容，也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增添新的内容和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成为“活着的传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革命中国的一个发展。革命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8]中国革命能够取得伟大胜利，都与各个革命历史阶段中蕴育产生的一座座革命精神丰碑的巨大历史作用分不开。
中国革命精神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质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将永远激励和鼓舞我们党面向未来、奋勇前行。对革命精神的当代价值，邓小平曾作过精辟的论述：“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9]邓小平的这段话，是我们党对中国革命精神的当代价值的经典概括。
习近平总书记向来重视和加强革命精神的挖掘、传承与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江西、陕西、福建、浙江等地考察调研革命类纪念馆和遗址遗迹时，都从不同角度谈到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问题，提出让革命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为新时代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10]
四、弘扬革命精神应把握精髓
值得指出的是，革命精神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政治运动推向极致，特别是一些红色经典文化作品被概念化、模式化，如八大样板戏等，以致蒙上“左”的色彩，反而失去其先进性的革命光辉。这其实是对红色文化及其革命精神表达错位的结果，从而也就造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对红色文化及其革命精神出现表达危机乃至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者，革命精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战斗性、群众性、通俗性的文化特质和品格，体现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意识、态度、理想、信念、情感、价值、作风等基本取向，革命精神是在特定革命斗争历史条件下孕育发展起来的，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比如革命性问题。革命的一个基本信条是先破后立，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砸烂万恶的旧社会”，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民族革命时期，这种先破后立的革命性是中国近代历史赋予的使命，是中国人民的呼唤和选择，是合理的、必须的、正确的、科学的。而在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第二次革命的新时期，革命的内涵已发生重大变化，不是先破后立、大破大立，而是改革、调整、创新、完善。当然,如今的中国已经形成新的利益结构,要使这种先破后立、大破大立的革命东西回归,显然是脱离现实的。追求个人平等、追求所谓民族主义,都要打破规则的。另一方面，追求民族主义需要垄断权力,追求平等需要权力的分散，这两个方面本身也是矛盾的。
革命精神有阶级斗争色彩。如对“人民”的界定，1951年5月北京建业书局出版的《人民小词典》说：“人民与国家有别，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那些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没收其资产，分配其土地，使他们改造成新人之前，他们不属于人民范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他们要遵守国民的义务，却暂时不能享受人民的权利。”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人民”概念的经典表述，时代和阶级斗争的意味很明显。这可以看作是把政治概念或实际政治需要纳入词典解释的一个实例。《现代汉语词典》（1984年版）的解释已很模糊化了：“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
由此可见，弘扬一种精神，关键要把握两点：一是既穿越历史时空又被时代呼唤，二是既有独特历史内涵又与现实理念相契合。弘扬革命精神，不是简单复制，一味颂扬，而是要把握其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汲取其合理内核，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只有这样，革命精神才能在与时俱进中发扬光大。
我们弘扬革命传统精神，不能只是出于一种怀旧的情绪，而是要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从新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的发展需要出发，从中汲取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正能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11]
注释：
[1]习近平：《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69页。
[2]《中国代表刘绍周在（共产国际二大）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1920年7月28日），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3]《中国革命史之新篇》（1924年1月16日），《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
[4]伊罗生：《与斯内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的中国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
[5]《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6]习近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6年7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6页。
[8]《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页。
[9]《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368页。
[10]习近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6年7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3页。
[11]习近平：《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69-70页。
（作者系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