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琛（1848—1935年），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聪颖好学，早登仕途，21岁成进士，36岁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38岁时返闽，后闭门读书、赋诗、写字。近25年间，并未赋闲，而是大力从事教育事业和实业活动，为推动福建近代新式教育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对于陈宝琛这样一位有才华、有情怀、有政绩的名宦循吏，仕途中辍于38岁，休致回乡，现实显然是残酷的。盛年投散的陈宝琛自然不甘就此铩羽隐鳞，息影林泉。因而在这赋闲岁月，除了吟诗自遣、悠游山林之外，还作“沧趣、听水二斋以娱亲”。奉亲是表达他孝养父母之心，但楼名“沧趣”、二斋俱称“听水”，则表明别具怀抱，大有深意在。

陆游在《诉衷情》一词中写道：“心在天山，身老沧洲。”他当时已年近七十，仍不忘抗金复国，无奈报国无门，“壮士凄凉闲处老”，心情之沉郁压抑可以想见。但陈宝琛反其意而用之，以海滨江边的沧洲为名而独称“趣”，表明旷达开朗的情怀。事实上，他仍有志不得伸的苦闷，因此而有“弢庵”“橘隐”之号，实意韬光养晦以待时机，期望再度为国宣力。

当然，最见陈宝琛隐逸情怀的，还是他两筑泉边斋舍以为读书消闲之所，并都命名“听水”者，自有其深意。一般隐者退归林下，多是寻幽僻寂静之所托身，少有像他那样专觅喧响的流泉之下、沧江之边筑舍幽居的。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陈宝琛作为仁智之士，喜爱并亲近山水，是自然之事。他寄情山水，希望从中得到启示和灵感。为斋舍取名“听水”，取意在洗耳修心，享读书养志之乐。他这一举动异于开山祖师神晏法师，因嫌泉声影响禅修，喝水令其改道；反而是移尊亲水，倾听泉鸣。流瀑虽声宏如雷，也不厌其烦，可见其豁达心境。如此隐忍，想必是他从“听水”反思中获得智慧与觉悟。

陈宝琛实践了范仲淹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家国情怀、朝野之思尽蕴胸中。他虽不在朝堂，而是置身千里之外的海滨沧洲，陆续造作五楼，分别命名“赐书楼”“沧趣楼”“晞楼”“还读楼”“北望楼”；还自称建斋、造楼为“娱亲”之用，实亦表达他的孝养之心。他还曾作《沧趣楼杂诗》十首，以记“家居奉亲之乐”。陈宝琛造楼显露恋阙、孝亲之心，建斋则另有用意，虽然不足为外人道，但从其连续为二斋命名“听水”中也可猜度出一二信息。

回归之初，陈宝琛年届四十，即在福州鼓山灵源洞神晏法师修炼坐处，“结一小寮，颜曰听水”。并作诗称：“听惯田水声，时复爱泉响。”说明他家居时多听田水之声，至此得闻深山泉响，别有一番情趣。陈宝琛与二弟读书其中，“寒暑昼夜，备诸声闻，洗心涤耳，喧极生寂”。可见他在以喧致寂，意在洗心涤耳。洗心，在洗去尘虑之心，修德养身兼养心；涤耳，亦在避听众人谤议之言，不平之语。当然，“听水”之意亦可理解为谛听清水之言，祛除尘杂之虑；此时可与对话者唯有山灵泉音，可以惩忿窒欲，自求改过迁善。

1908年，陈宝琛年满周甲，又在永泰小雄山麓新筑“听水第二斋”。看来他已不满足于鼓山旧筑，21年后又在更远僻的地方另建新斋，仍然系心听水。他筑室听水，与其父亲及两弟读书其中。同时也常邀好友到听水斋留宿话旧，听水谈心，欣赏“潺潺无尽水，穆穆未明天”。或与客人话旧谈心，或共同吟诗作赋，或“满衣清吹自凭楼”，自娱自乐，也成清欢。

陈宝琛在退隐家园的24年中，并不满足于幽居独处，盘桓于林泉田畴，读书养志、作诗会友，而是依然关注民生疾苦，在家乡从事公益活动，倡置“学堂田”，创办义学，让夫人出头创办女子家政学校，把旧书院改造为“螺洲两等小学”，在祖居老屋间创设织布局，收容贫苦族人，捐款设义葬基金。后受官府之聘，出任鳌峰书院山长，自1895年至1902年创办新学为止。

1898年后，朝廷颁行教育新政，陈宝琛联合志同道合者，陆续创办“福州东文学堂”“私立福州蚕桑公学”，又改东文学堂为“官立全闽师范学堂”，亲任监督，创立“闽省学会”（次年改福建教育总会，任会长），兼任福建高等学堂监督，创办福建官立中等商业学堂，支持夫人王眉寿创办女子师范传习所……此外他在1905年还曾任福建铁路公司总理，1906年赴南洋各埠募股170万元，1910年建成厦漳铁路28公里，为家乡实业建设献力，成为福建创办铁路的先驱者。说明他“听泉”的本心不在遁世，而在听从民意，待机而动；听从社会需要应时出山，再展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