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漳南大渠

1942年，第129师司令部驻地赤岸村一带连年旱灾，春天播不上种，眼看秋天也收成无望，就连村里群众日常生活饮水也成了难题。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油灯下连续熬了几个通宵，制定了修建一条“漳南大渠”、把清漳河水引上山来的方案。随后，邓小平会同地方政府，亲自主持召开各种会议，研究施工方案，紧缩其他开支，又让根据地政府贷款60万元冀钞，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开山修渠。

为解决技术问题，邓小平派人从河南请来二三十个手艺好的石匠帮助修渠，还派人从敌占区买来一台水利测量仪器，让政治部的两名干部专门负责搞测量。为解决修渠民工的吃饭问题，邓小平又想方设法给每人每天发3斤小米，全部经费由师政治部付给。邓小平还亲自到工地与民工一起抬石头、垒石堰，经常亲临现场指挥，与施工人员共同商议解决各方面的难题。师首长的实干精神，带动了修渠民工的积极性，经过14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在1944年4月胜利建成通水。

这条渠流经8个村庄，全长27华里，使沿渠3500多亩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田，为涉县老百姓和驻军抗灾度荒、改善生活、支援前线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今，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水流南山头，吃饭不发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汩汩流淌的漳南渠水，流不尽涉县人民对八路军第129师的感激之情。老百姓称之为“救命渠”“幸福渠”。

开展军民大生产

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日子。日军不断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行“经济封锁”，加上这一年太行山又遭受了罕见的旱灾和蝗灾，粮菜歉收，抗战军民一天吃不上半斤粮食，只得用糠皮、树皮、槐树叶等充饥，有人甚至挖了白土掺进饭里填肚子。生活处于极端困苦之中。

面对困难，邓小平一边号召部队带头节约度荒，吃饭定量，并带头坚持每顿只吃一份小米野菜饭，省下粮食送给驻地赤岸村贫穷多病的群众；一边还带头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实行自救，度过灾荒。一天清晨过后，在村边的沿河石滩上，出现了七八个衣着整齐的军人，他们扛着铁锹和锄头，担着箩筐，有说有笑，走在最前面的就是邓小平和刘伯承。这是他俩带领师部工作人员前来乱石滩上带头包片开荒垦地。正在石滩上劳动的群众，没想到师首长在百忙中还来带头垦荒。

在师首长的带动下，大家把乱石滩垫成了5亩可以水浇的良田。如今，这片良田成了村里的果园，每当村民们摘下那丰收的果实时，禁不住要回忆起邓小平、刘伯承当年在这里开荒的情景。

早在1940年6月，第129师师部驻扎在常乐村。一有空闲，邓政委、刘师长就和师直属队的战士们在房前屋后、路边树下、滩头河畔开荒耕地。不久，就开垦出大大小小30多块地。大家一块儿在地里栽上白菜、蔓菁等。邓政委亲手给紧密参差的小白菜间苗，担起水桶给菜苗浇水。地里长出野草，他又像老农一样躬腰把锄，松土除草。在邓政委和战士们的精心侍弄下，蔬菜青翠繁茂，长势喜人。特别是白菜，个个肥大瓷实，令人咂舌。群众围在地边，称赞邓政委是种菜的好把式。

收获的季节到了，师部突然决定迁往赤岸村，大家请示白菜怎么办？邓政委爽快地说：“留给常乐村的群众。”

邓政委他们种的白菜足足收获了一万多斤。冬天，常乐村家家户户吃着邓政委留给的菜，心里暖洋洋的。至今还有这样一首歌谣在村里流传：“自古兵匪是一家，不是抢来就是抓，如今八路军到咱村，一不抢、二不抓，一针一线也不拿，还把白菜送咱家，刘邓部队人人夸！”

在太行山上，邓小平不仅自己带头开荒种地，还动员干部家属们也来一起种地。一天凌晨，邓小平夫人卓琳和孩子们住的院子的房东张大娘，听见厕所里有响动声，她穿衣起床一看，见卓琳正在淘大粪准备往地里送。张大娘劝卓琳天亮后再干，可是卓琳只是笑笑不吱声，生怕说话吵醒了别人。随后，卓琳担起大粪，朝田地走去。原来，邓小平和刘伯承带领司令部的一些干部家属，在村西边的楸树林旁开出一片荒地，打上畦埂，挑水浇灌，种成了碧绿如茵的菜园。这天，干部家属们都约好清晨往地里送肥。

菜园里长满了品种多样的蔬菜：辣椒、小葱、菠菜、韭菜、茄子、丝瓜和黄瓜等。邓小平最喜爱的是辣椒，他还让后勤部门的同志从外地引来了西红柿（当地群众称“洋柿子”），并亲自动手栽种、剪枝打杈，试种成功后又帮助村里的群众在地里种出了一片片红绿相映的“洋柿子”园。

坚持以身作则

在太行山上，邓小平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每天坚持按定量供应吃饭，坚决不答应警卫战士为他增加营养的请求。平日，邓小平坚持与司令部、区党委的干部同吃一锅饭。红高粱或黑豆面加野菜树叶和在一起蒸成的菜窝窝，又黑又硬，大家诙谐地称为“砖头”。一次，邓小平生病了，炊事员另给他煮了一碗面条汤，被婉言谢绝了。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八路军的干部，要像普通战士一样，不能搞特殊化。

有一回，司务长给邓小平小孩的奶妈发奶孩米，秤高了一些，司务长就把秤绳向后挪移了一点，没想到这一细微的动作正巧被邓小平看在眼里。邓小平走过去仔细看了一下秤星，是15斤半，就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公家的小米，不要因为她是我孩子的奶妈，就可以多一点。八路军要求官兵一致，谁也不能搞特殊化！”又把小米掬回半斤，在场的干部群众无不为之敬佩。司令部驻地山上有很多榆树，1941年春天，由于粮食不够吃，赤岸村的老百姓都捋榆钱子吃。

当时，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就住在山下村民家里，正怀着孩子，警卫员怕卓琳营养不足，就从山上捋了榆钱子给她补充伙食。邓政委知道后，严肃地说：“赶快还给老乡，咱们困难，老百姓比咱更困难。越是困难，越要想着老百姓，不然的话，咱还叫啥子弟兵呢？”

据邓小平身边工作人员杨殿魁回忆：在太行山上，邓小平始终穿着和普通战士一样的服装。有一年，供应处的同志给师首长们每人定做了一套细灰棉军装。邓小平坚决退回，说：“这不是对我们的爱护，是要我们脱离群众。”

重视科学技术

1944年11月，邓小平在黎城县南委泉村举行的太行区首届杀敌英雄和劳动英雄大会上说：“科学的力量是很大的。以改良种子一项来说，金皇后玉米明年可以普及，加上谷子、麦子好种的传播，预期两三年后，太行山每年可多打100万石以上的粮食，今后主要是深耕细作，更需要使经验和科学结合起来。”

在赤岸村生活期间，邓小平经常虚心向当地农民请教农业种植及一些土经验，倡导部队拿起枪杆能打仗，拿起锄头种好地。他亲自挑选了30多个优良品种，加以推广，如五叶北瓜、60天玉米、早稻等，还亲手将金皇后玉米和西红柿种植在涉县的农田里。

1940年以前，涉县妇女纺花都是用手捻，劳动强度大且效率不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县政府决定推广使用纺花车，还举办了木工培训班，专门学制纺花车。车子有了，邓小平又协调从延安请来女同志当老师，先教各村的妇救会主任学，妇救会主任再教各村妇女学。这一技术的推广，给驻地人民带来了大收益。妇女纺花由原来日捻1两，提高到日纺3两，快者可纺到半斤，能挣1斤小米，可维持3口之家的生计。

邓小平在太行山的经济建设中，把科学技术的应用摆在自己的工作日程上，使科学为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今，回眸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山，就得到了早期的实践和证明。

邓小平在太行山有两个突出的历史贡献：一是根据地建设，二是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除建立完善了党委行政领导体系，更关键的是搞活了根据地的经济。以金融建设为例，当时货币发行混乱，他就大胆提出让根据地自办银行发行货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货币流通的原则是“只要能把群众的事办成就行”。在军队建设上，他特别注意收编、改编抗日武装力量，扩大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数量和质量。从赤岸村到整个晋冀鲁豫根据地，从第129师到刘邓大军，从红军改编时的不足万人，到抗战胜利时的30万雄师劲旅，邓小平不单是从军事上执行了党中央的抗日游击战争方针，更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及组织上积极培养了八路军的许多优秀指战员和地方党组织干部。

如今伟人已去，但他为民族解放、改革开放立下的丰功伟绩，中国人民永世不忘。

（摘自2019年2月17日《解放军报》，原标题为《邓小平在太行山的艰苦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