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词无疑是两宋的代表性文体。宋词风韵吟咏千古，然而其间福建词人的贡献不可谓不大。福建词坛在宋代迎来鼎盛期，正如晚清谢章铤所言“闽中词学，宋代林立”[1]，并非外地人所说的“词家绝少”[2]。

一、宋代福建词人基本情况

笔者根据《全宋词》《全宋词补辑》《全闽词》统计可考的宋代闽籍词人（包括长期寓居福建者2人）数量共有162人（见下表）。据《全宋词》《全宋词补辑》统计两宋全国词人共1330余人，闽籍词人占比12.18%。又据唐圭璋先生《两宋词人占籍考》所作研究，在籍贯可考的871名宋代词人中，福建籍有111人，占比12.74%，仅次于浙江、江西，高于江苏，位列全国第三位。[3]笔者的统计与唐圭璋先生的统计结果相差无几，由此大胆推测，宋代闽籍词人占比应在12%左右，位于全国前列。

由上表可知以下几点：

从历史时段分布来看，北宋时期，闽籍文人杨亿、柳永、蔡襄、章楶、黄裳、蔡京、陈瓘、苏庠等都有词作流传，但词人数量相对较少，有词集者极少。幸有柳三变傲视词坛，“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成为著名的“奉旨填词”词人。南渡时期，闽籍词人异军突起。此时名家较多，李纲、李弥逊、邓肃、张元干等人政治立场相似，主张抗金，关系友善，互相唱和往来，以词抒发心中的情意。他们的词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豪气弥满，为“辛派的前驱”[4]。南宋时期，福建词坛大致形成两个词人群体，一个以闽中福州、莆田为中心，聚集刘学箕、刘克庄、陈人杰等词人，他们为辛派后劲，词作切近时事、昂扬豪迈、沉郁悲凉。另一群体为闽北词人群，陈庆元先生称其为“词中江湖派”[5]。闽北词人群又可细分为两个小群体，一为建阳、建安、延平一线的黄昇、冯取洽、冯伟寿、刘清夫、刘子寰等；另一为邵武的“三严”，即严羽、严仁、严参[6]。 他们的词较为婉约，偶有雄迈之作。此外，大儒朱熹、真德秀等皆有词作传世，虽然词作数量少，但是身为大儒而为词，也可观见当时闽地填词风气之盛。蔡伸、赵以夫、葛长庚、黄公绍、陈德武等人存词较多，词艺亦有可观之处。

从地域分布来看，考察宋代福建词人的籍贯，最多者为建州，有46人，包括建安10人，建阳16人，浦城7人，崇安13人；归籍福州者43人，包括福州、三山11人，闽县5人，侯官3人，福清3人，永福4人，长溪4人，长乐5人，罗源1人，闽清3人，怀安1人，连江3人；兴化军者17人，其中莆田9人，仙游4人，兴化4人；邵武者16人，其中邵武11人，光泽2人，泰宁2人，建宁1人；泉州者13人，其中清源1人，晋江8人，同安1人，永春3人；南剑州者5人，其中沙县2人，剑浦1人，将乐1人，顺昌1人；漳州者4人，其中龙溪2人，漳浦1人；汀州仅连城1人。由此可见，宋代福建词人的中心在闽北和闽中一代，闽南、闽西、闽东地区词家较少。

从身份类别来看，此时福建词人绝大部分为士人，考中进士及赐同进士出身或其他方式登科的约有90人，占比55.56%。有一些虽未中进士，但也得以步入仕途，如曾慥等数十人。还有一些虽未仕进，但雅意读书，如黄昇、严羽、严参等数人。此外，还有僧道十几人。此时一些妇女亦擅辞藻，同安苏颂之妹苏氏，建安知县黄云轩室孙道绚，建阳阮逸之女阮氏，神宗时的妇女张璧娘，陆藻侍儿美奴等均留下词作，其中孙道绚词名最大。

二、宋时福建词人的爱国情

晚清民国诏安人林竹宾《策士谿怀古》言“季宋君臣多气节，中原人物重科名。”梳理宋代闽地词坛可发现，宋代福建地区的确涌现出一批爱国文士，表现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及崇高气节。两宋之际国事日非、世事多艰，靖康之耻、汴京失守、北宋灭亡、迁都临安、绍兴和议等历史事件，激发出福建士人强烈的精忠爱国之情。是时辛派前驱李纲、张元干、李弥逊、邓肃等人交游唱和、以词抒怀，创作大量期盼民族统一、积极抗金、反对降和的词作。南宋时期爱国词人辛弃疾宦闽，又激发起闽地词人的爱国热情，并影响辛派后劲词人，刘克庄、陈人杰、刘学箕等也以词感慨时事、爱国悲时。

宋代福建词人的爱国热情表现在积极主张抗金，力主收复失地。李纲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李纲[7] （1083—1140），字伯纪，邵武（今福建邵武）人。宋钦宗即位，李纲受命为亲征行营使，指挥汴京保卫战，击退金兵。后因为专主战议而遭贬谪。高宗即位，诏为宰相，但旋即而罢。绍兴十年卒，谥忠定。李纲身历三朝，以忠义名闻天下，“公资父事君，移孝为忠，一心不忘所以为天下国家者，诚意所至，是非利害，焕然明白，直道而行，无毫发自为心，所为所言，合于往古，验于方来，天下之人，信之如蓍龟，仰之如太山、北斗，名动夷，况于华夏。受知三朝，以身之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其所论列，无非天下大计，勤勤恳恳，古人所谓恸哭流涕长太息者，其事未足道也。”[8]又比如：张元干（1091—1161），字仲宗，号芦川，又号真隐山人，永福（今福建永泰）人。靖康元年（1126年），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张元干入其幕府为属官。金兵围攻汴京之时，他曾亲临城上协助李纲指挥杀敌。因力主抗战，与李纲一起遭贬。李弥逊（1089—1153），字似之，号筠溪，原为吴县（今属江苏）人，晚年归隐其祖籍连江（今福建连江）。绍兴年间因为争和议，外出为官。弥逊平生与李纲、张元干友善，政治立场、词学观点与李张二人相似。邓肃（1091—1132），字志宏，号栟榈居士，沙县（今福建沙县）人，与李纲为忘年交。徽宗宣和年间入太学，作诗讽花石纲扰民，被逐出学。钦宗时曾被命赴敌营，留五十日而还。

宋代福建词人的崇高气节表现在刚直不阿，不攀附新贵，忤逆秦桧。比如：胡寅（1098—1156），字明仲，号致堂，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绍兴年间曾因忤秦桧而被贬新州。高登（？—1148），字彦先，号东溪，漳浦（今福建漳浦）人。金兵犯京师之时，曾上书乞诛蔡京、童贯等六贼。绍兴时，高登坚持不为秦桧父立祠。因忤逆秦桧心意而被削去官职。又如黄公度（1109—1156），字师宪，号知稼翁，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也因以忤秦桧，落职闲居数年。陈知柔（？—1184），字体仁，号休斋，永春（今福建永春）人。与秦桧子秦熺同榜，秦桧当权，知柔独不阿附，以故龃龉而辞官。

宋代福建词人志气高昂、锐意进取。因为爱国热情愈是强烈，气节愈是崇高，就愈有志于世，经世致用之心、精忠报国之情就愈强烈，愈希望英雄有用武之地。比如：游九言（1142—1206），字诚之，建阳（今福建南平）人。十岁时便为文诋秦桧，其后组织抗金，锐志当世。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今属福建）人，自小便有志于天下，冯煦以为：“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9]陈人杰（1218—1243），号龟峰，长乐（今福建福州）人。人杰又名经国，可见其经世之心。他曾寓居临安，又游历两淮湖湘等地，最后回到临安。数次应举不第，一生潦倒，有经世抱负而报国无门。他自述生平后道：“因诵友人‘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之句，叹息久之。”[10]虽不见用于世，他仍以杜甫遭遇自励，“杜子美平生困踬不偶，而叹老羞卑之言少，爱君忧国之意多，可谓知所愁矣。若于著衣吃饭，一一未能忘情，此为不知命者。”[11]

三、宋时福建词人的豪放风

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这些爱国爱民、刚直不阿的词人作词自然也多充满慨然之气。事实上也是如此。李纲今存词50余首，其词期望能为南宋抗金大业建立功勋，大气磅礴、深沉热烈。咏史词有7首，形象鲜明生动、风格沉雄遒劲，充满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如《喜迁莺·晋师胜淝上》一词，写淝水之战，借古喻今，“天险难逾，人谋克壮，索虏岂能吞噬”，表达词人抗金报国的远大理想。张元干今存词180余首，其词风格与李纲相近，豪气冲天、慷慨悲壮，“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12]其中赠答之词写得尤为出色，如赠送给李纲的《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此词的背景为求和派当权，李纲反对议和，被罢回福建长乐。词人为此填写此词，上片抒发志同道合的朋友天各一方的孤寂，“谁伴我，醉中舞”。下片表明对屈膝议和派的强烈不满，并表达对李纲的敬仰之情，“风浩荡，欲飞举”。另一首《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也为名作，词为赠送被贬出京的胡铨而作。绍兴十二年（1142年），胡铨因反对“和议”、请斩秦桧而贬为福州签判，后又被除名编管新州（今广东新兴）。张元干作此词，极为悲愤激昂。末两句“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引杯大醉，且听笙歌，以豪迈之言借以抒发心头之痛。李弥逊今存词90余首，与李纲、张元干酬唱词较多，如《沁园春·寄张仲宗》“痴儿。莫蹈危机。悟四十九年都尽非”，《水调歌头·次李伯纪春日韵》“命驾何妨千里，只恐行云碍辙，直磴插崔嵬”等，也是横空盘硬语，不过气势稍逊于李纲、张元干，四库馆臣“其长调多学苏轼，与柳、周纤秾别为一派，而力稍不足以举之，不及轼之操纵自如”[13]的评论也谓知言。邓肃今存词40余首，其《瑞鹧鸪·北书一纸惨天容》是最早反映靖康之难的词作之一。词为“北书一纸惨天容，花柳春风不敢秾。未学宣尼歌凤德，姑从阮籍哭途穷。此身已落千山外，旧事回思一梦中。何日中兴烦吉甫，洗开阴翳放晴空”，写得也十分沉痛悲慨。邓肃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写联章体词，往往写完一首，数首随之，如《临江仙·登泗州岭九首》、《浣溪沙》（八首）、《菩萨蛮》（十首）、《南歌子》（四首）、《诉衷情·送李状元三首》、《西江月》（二首）等，因而虽然其词多为中短调，但数首连接扩展了词的意境空间，也使得词气得以贯穿与延展。

具有崇高气节的胡寅、高登、黄公度、陈知柔等人的词不一定归属为豪放词派，不过，他们有些词仍带有一定的豪迈之气。胡寅只存词2首，未可窥全貌。然而，仅存的两首，《水调歌头·不见严夫子》“独委狂奴心事，未羡痴儿鼎足，放去任疏顽”，《水龙吟·玉梅冲腊传香》“多少襟怀未试，暂超然、壶中游戏。行看献策，归瞻旒藻，常勋斿记”，也流露出一股郁勃之气。胡寅的词论则明确以豪放词人苏轼为宗，其《酒边词序》言苏轼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自此“《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14]。高登今存词12首，其词清疏旷达，与苏轼疏放之词较为相似。如《多丽》“人间世，偶然攘臂来游。何须恁、乾坤角抵，又成冷笑俳优。且宽心、待他天命，谩鼓舌、夸吾人谋。李广不侯，刘蕡未第，千年公论合谁羞”，自是达者、放者之言。黄公度今存词15首，其词颇有特色。晚清陈廷焯对其词推崇备至，称道：“气和音雅，得味外味，人品既高，词理亦胜。《宋六十一家词选》中载其小令数篇，洵风雅之正声，温、韦之真脉也。”[15]所谓“风雅正声”，是指善用比兴寄托；所谓“温、韦真脉”，是指词情婉约含蓄。公度词一般有词题、词序以交代词创作的背景，并隐寓其词的深层寄托。如《青玉案》词序明言此词是在离开泉州幕府，召赴临安时所作。当时在主战派赵鼎和主和派秦桧的斗争中，词人站在赵鼎一边，受到秦桧的忌恨。他本不愿在政治斗争中偷生，但因“迫于君命，不敢俟驾”，不得已到临安这个是非之地去。可是内心仍然充满矛盾，因此在词的一开头就写道：“邻鸡不管离怀苦，又还是、催人去。”其词大多使用这种比兴寄托的方法，深婉幽怨。陈知柔存词仅一首，从《人月圆》“鬓缘心事随时改，依旧在天涯。多情惟有，篱边黄菊，到处能华”等句来看，词风也较为疏旷。

南宋时期，宦闽词人辛弃疾对闽地词风的影响较大。辛弃疾（1140—1207），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辛弃疾宦闽前后三年，绍熙三年（1192年）春赴福建提点刑狱任，始入闽。绍熙五年八月罢闽帅，随后回上饶。[16]辛弃疾入闽所作词，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三统计“七闽之什”有32首。再加上卷七补遗《好近事·春日郊游》3首[17]， 共计35首。细味这三十多首词，可以感受到辛弃疾此时词情豪放之中隐含浓郁的愤懑忧郁，更加深沉悲慨。这是由于词人到福建时已五十三岁，年老不得志，报国无门；也由于词人已闲居上饶十余年，而国事日益艰难，词人由此更加忧心忡忡、愤愤不平。

辛弃疾词在闽地流传较广，辛派后劲词学辛稼轩，他们的词亦壮怀激烈。刘克庄今存词269首，其词喜用《沁园春》《水调歌头》《满江红》《念奴娇》《摸鱼儿》等豪放词调，一调常连续创作十几首，风格豪迈奔放、雄健疏宕。其《满江红》十二首甚为人称颂，如“金甲雕戈，记当日、辕门初立。磨盾鼻、一挥千纸，龙蛇犹湿”，“老子年来，颇自许、心肠铁石。尚一点、消磨未尽，爱花成癖”等句声壮如钟，后人以为：“悲壮激烈，有敲碎唾壶、旁若无人之意。南渡后诸贤皆不及。升庵称其壮语足以立懦，信然。自名《别调》，不辜也。”[18]陈廷焯也以为“刘后村则感激豪宕，其词与安国相伯仲。去稼轩虽远，正不必让刘、蒋”[19]。陈人杰也是辛派词人，有《龟峰词》一卷，今存31首，均用《沁园春》调填之。其词笔力雄健，挥洒自如，于慷慨激昂中流露悲凉的情调，风格与辛弃疾相近。又有刘学箕，生卒年不详，字习之，号种春子，又号方是闲居士，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刘子翬之孙。有《方是闲居小稿》，词存集中。其词也慷慨悲烈，如“杜陵老，向年时也自，井冻衣寒”，“扶起仲谋，唤回玄德，笑杀景升豚犬儿。归来也，对西湖叹息，是梦耶非”，正如四库馆臣所评：“今观集中诸词，魄力虽少逊辛弃疾，然如其《和辛弃疾金缕词韵述怀》一首，悲壮激烈，忠孝之气，奕奕纸上，不愧为韐之子孙。虽置之稼轩集中，殆不能辨。淮所论者不诬。”[20]

余论

宋代福建词人尤其是爱国词人凭借其政治才能、忠君爱国热情、豪放词风，得到后代闽籍文人的高度赞扬与忠实追随，“尤当羡、抗金卫国，辞严义正”（陈守治《永遇乐·千仞丹崖》）。后人或访其遗迹，或读其遗集，或感其精神，南宋忠臣李纲、张元干、邓肃等人为后世尤其是晚清民国的闽人与闽词提供了精神养分。当林则徐师法稼轩，以词为史，担忧“烟楼，撞破何时。怪灯影，照他无睡”（《月华清·和邓嶰筠尚书沙角眺月原韵》）之时，刘家谋心忧民生，哭泣“无禾无麦年年叹，宵旰几回心切。江淮决，更女哭男号，尽带涛声咽”（《摸鱼儿》）之际，林庚白为统一抗战心急如焚，喊出“古有卧薪尝胆，今有金迷纸醉，上下尚交征。安得倚长剑，一蹴奠幽并”之日，我们仿佛真切地感受到福建文士爱国情、豪迈意在词体中的传承，“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知有忠魂江水上，西风夜夜咽寒潮”（长乐柯鸿年《兵后归马江学校》）。

注释：

[1]谢章铤著、刘荣平校注：《赌棋山庄词话校注》，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5页。

[2]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八，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806页。

[3]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76页。

[4][6]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9、197页。

[5]陈庆元：《词中的江湖派——南宋后期闽北词人群述评》，《词学》2000年第1期（总第12辑）。

[7]李纲自其祖始居无锡（今属江苏），但他占籍福建，且多自诩为闽人，故也应归属福建词人。

[8]李纲著、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下，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751页。

[9]冯煦：《蒿庵论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595页。

[10][11]陈人杰：《龟峰词》，刘荣平编：《全闽

词》，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432、436页。

[12][13][20]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

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65、5460、4168页。

[14]胡寅：《酒边词序》，金启华等辑：《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17页。

[15][19]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孙克强等辑：

《白雨斋词话全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77—1178、1177页。

[16]邓广铭：《辛弃疾传 辛稼轩年谱》，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23、235页。

[17]其三有“已约醉骑双凤，玩三山风月”句，当也作于福州。

[18]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