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中国首位驻英使节郭嵩焘病逝于故里长沙。李鸿章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清廷则以“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为由拒绝。而严复不顾争议，为郭嵩焘作了一副挽联：“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上联严复用《世说新语·排调》“羊公鹤”典，将郭嵩焘比喻为羊叔子，而自喻为羊叔子之鹤，以此表达其感激郭嵩焘知遇之恩；同时也自我批评“氋氃”不成器，辜负了郭嵩焘对自己的期望。下联则出自《楚辞》和《史记·屈原列传》，借屈原在“众人皆醉”乱世时局下独能清醒，却招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等典故，意指当时郭嵩焘因力主洋务而遭世人不解，乃至攻击，是为不公。

为什么严复对郭嵩焘的感情如此之深，我们尝试从《郭嵩焘日记》中窥探一二。

1877年，清政府为了培养自己的工匠以代替期满回国的洋员，将严复等船政学堂学员送至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校学习。当严复等远赴重洋来到英国的时候，接见和安排他们入学的便是当时的驻英公使郭嵩焘。清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郭嵩焘在其日记上记载，当日“李丹崖带同陈敬如（陈季同）、马眉叔及罗君丰禄、日意格来见。携带学生十二人”。此时，严复还没有引起郭嵩焘的关注，并未出现在他的日记名单中。但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严复的名字却数十次出现在郭嵩焘日记记载中，二人逐渐成为忘年交。

“严又陵谈最畅”

郭嵩焘与严复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光绪四年（1878年）的正月初一，按照中国春节的传统习俗，“格林里治肄业生六人来见”，严复、萨镇冰、叶祖珪等来向郭嵩焘拜年。

郭嵩焘先是“询问读书章程”，其日记详尽记载了这一批留学生从礼拜一至礼拜六每天的课程安排和具体学习内容。此后，严复的一番见解，引起了郭嵩焘极大的兴趣：“严又陵（复）又言：‘西洋筋骨皆强，华人不能。一日，其教习令在学数十人同习筑垒，皆短衣以从……至一点钟而教师之垒先成，余皆及半，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此由西洋操练筋骨，自少已习成故也。’”

这就是严复后来所提倡的“鼓民力”等思想的雏形。郭嵩焘耐心地听了严复的看法，并表示“其言多可听者”，从而也给他留下了“严又陵谈最畅”的深刻印象。而在严复看来，这次会谈原本应是位高权重的前辈郭嵩焘对学生的教诲，没想到这位老师却以朋友同辈的姿态相待，这让其对郭先生既崇敬又信任，为二者成为忘年交奠定了感情的基础。

“先至严又陵寓所”

仅隔一月有余，郭嵩焘在日记中第三次记载了与严复相关的言论。

郭嵩焘在阅读了严复呈送给他的一篇评论文章“指驳张力臣《瀛海论》凡四谬”之后，对文中的观点大加赞赏。他先是说“严又陵知舟车机器之宜急行，亦未必遽为特见，高出人人也”，只知道西方科学技术先进之处，并没有比别人高明多少；后又指出严复“其辟力臣论十字架及天主之名乃特妙……又引左季高之言：‘东西有，中国不必傲以无；东西巧，中国不必傲以拙。人既跨骏，则我不得骑驴；人既操舟，则我不得结筏。’只此数语，掉罄已尽”。

张力臣即张自牧，当时已是影响较大的洋务大臣。早在光绪三年（1877年）六月，郭嵩焘在日记中写到“张力臣《瀛海论》后又添问答一篇，至为精博”。而此时郭嵩焘的评价为何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反而用“特妙”和“只此数语，掉罄已尽”等来评价未出茅庐的“学生”严复的论点？后来，郭嵩焘对张力臣的评价道出了其中缘由，“力臣于洋务所知者多，由其精力过人，见闻广博，予每叹以为不可及，然犹惜其于透顶第一义未能窥见……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

郭嵩焘认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关键在于学习其背后的知识、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其实，郭嵩焘于伦敦期间就曾写信给李鸿章，提到仅学“屠龙之计”（枪炮技艺）不足以解决中国面临的困境，而此时严复已对西方科学知识有了深入肌理的认识，这足以引起郭嵩焘对其的注意、肯定和重视。

光绪四年（1878年）三月初七，严复前来为郭嵩焘祝贺生日，郭嵩焘饶有兴致地详细记载了严复关于声学、光学、地球季风形成等知识的介绍，“严又陵议论纵横，因西洋光学、声学尚在电学之前，初作指南针，即从光学悟出……又论地球赤道为热度……由地球从西转，与天空之气相迎而成东风；赤道以北迎北方之气，赤道以南迎南方之气，故其风皆有常度”。

同年四月廿九，郭嵩焘前往海军学校看望留学生，“先至严又陵寓所”，而后又让“又陵、益堂二人相陪至学馆”，参观了“严又陵等所受学者六处”。从当日的记载中可见严复已是郭嵩焘看望的“重点人物”，还专门记录下了严复的一番言论，“严又陵语西洋学术之精深，而苦穷年莫能殚其业……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予极赏其言，属其以所见闻日记之”。

此时郭嵩焘关注的已不再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形式，而是更热衷于探究技术背后蕴含的理论知识和科技思想。

“又陵才分，吾甚爱之”

经过几次交往，严复很快成为郭嵩焘谈论时政的“座上”学生。光绪四年（1878年）三月初八，郭嵩焘与“施密斯、克雷、西法里”等友人在家中谈论如何支持国内办报事宜，其间“严又陵言‘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可谓深切著明”。

严复这番鞭辟入里的分析让郭嵩焘感触颇深，他说自己“生平所守，亦不去此三义，而以是犯一时大忌，朝廷亦加之贱简，谁与知之而谁与喜之”，认为亟须“刊刻新报，晓示中国士民”。

当然，从二者交往的记载中，我们更多窥探到的是郭嵩焘对严复的栽培及对其今后人生道路的至深影响。郭嵩焘常以老师的身份来考查一下学生的学习情况，比如让严复介绍一下学习的内容，翻译一些英文。但后来，严复却成为郭嵩焘宴请的“座上宾”，比如在法国期间就三番五次带着严复郊游“登高”，参加宴会“小酌”“晚酌”。

正是这样的忘年交改变了严复的人生走向。郭嵩焘为严复创造了更多接触西欧政治社会的机会，比如携严复一起到法国巴黎参观天文台，其间严复对西方的议会制度有所了解，“严又陵自大会厂回寓，带示亚维林修路汽机图说，内引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修理道路诸会所论事宜。西洋考求政治民俗事宜，省设立公会，互相讨论”等。郭嵩焘日记中载“又陵言‘西洋胜处，在事事有条理’”，认为严复总结非常到位，评价“此语亦殊有意致”。

后来严复在翻译《法意》时回忆“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正是在郭嵩焘的帮助和引导下，严复对西方的思想、政治、文化有了深入的认识，常能入木三分地分析西方科学技术背后所蕴含的中西社会差异等问题。为此，郭嵩焘特别欣赏严复的才华，多次表示“又陵才分，吾甚爱之”，“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而对其“气性太涉狂易”的缺点更能宽容以待。郭嵩焘在离开英国前，还以公使身份照会英国外相，为严复争取了继续留校半年学习的时间，而不是与其他留学生一起登舰实习。

郭嵩焘希望严复能继续钻研学问，进而推求西洋致富强的学术根源。而严复的人生也在郭嵩焘这位伯乐的知遇之恩下，悄然发生了改变，中国近代海军少了一位杰出的将领，但中国思想界却多了一位启蒙思想家。

郭严二者的忘年交更为后世传为佳话，《清史稿·严复传》有云：“侍郎郭嵩焘使英，赏其才，时引与论析中西学术同异。”严复长子严璩作《侯官严先生年谱》亦云：“湘阴郭侍郎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见府君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辄至使署，与郭公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郭嵩焘先生年谱》（郭廷以编）也提到严复与郭公两人兴之所至，往往谈论到“穷日夕弗休”。

正是《郭嵩焘日记》中详细的记载，让我们可以重温二者亦师亦友的交往情况。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