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邓小平,在长期革命和建设领导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实际密切结合起来,以他洞悉历史和现实的深邃眼光,认识、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经过缜密的理论思维,对多方面经验进行总结、概括、升华,形成理论性认识,并对这些认识进行科学阐述,创造了邓小平理论。遍观世界上与邓小平同时代的政治家,有的只提出过某些口号,有的只提出过事关某方面利益、事务的施政方针,有的提出某种政见却在实行中遭到惨败而被证明是极大的谬误……总之,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创造出科学的理论体系。唯有邓小平创造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这个理论体系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真理,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在改变中国和世界中继续起着重大作用。邓小平不愧为理论大家。
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邓小平所以成为理论大家,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重要因素。
酷爱读书是邓小平少年时代就具有的特质。他5岁进私塾,11岁考入广安县高小。邓小平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讲到:“因为全县仅有这么一个高小,因此要进来也并不容易。想必父亲小时念书用功,所以得以考进高小。”邓小平14岁时,又考入广安县中学。毛毛说,父亲在少年时代过得十分平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少年时期的父亲,资质聪明……在学校里是个勤奋用功的好学生。”这个话是客观的。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是酷爱读书,是不可能考入全县仅有并且招收学生很少的一所小学和中学的。
1919年,年仅15岁的邓小平参加了五四运动,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但他系统、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还是赴法勤工俭学之时。1920年,邓小平到了法国。这里是马克思、恩格斯长期生活和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里有很深的根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很多。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子,是以五四运动接受进步思想为背景的,邓小平等赴法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十分渴望。在这里,邓小平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且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旅法期间,邓小平的工作不稳定,经济也很拮据,但他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却从未间断,并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了自己的信仰。1922 年夏,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夏,参加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24年,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7月,当选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委员,同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5月23日,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摄于法国里昂。
邓小平更深入地研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是1926年1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他在这里学习了整整一年多。由于邓小平在法国即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因此被分配在中大第七班,该班当时被称为中大的“理论家班”,共有20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人才,除邓小平外,左权、朱瑞、傅钟、李卓然、潘自力、滕功臣、周天缪、林伯生、陈春圃、韩沅伯、郑子瑜、谷正纲、谷正鼎、康泽、邓文仪、李秉中、萧赞育、刘泳尧、屈武,都曾是这个班的学生。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系统而深入地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打下了坚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根底。在中山大学,邓小平经常和同学们一起研讨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有时甚至讨论到深夜。因为与国民党右派学生,以及中共中过“左”学生在对马克思主义许多理论观点理解上的不同,他经常和同学们辩论。在辩论时,邓小平思维缜密,逻辑清晰,语言简捷明快,往往一语中的,由此获得了一个“小钢炮”的称号。
1927年,邓小平回国后,主要做军队政治工作,也在中央做过秘书长。这些工作,不仅需要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还需要在工作实践中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段时间的工作,使邓小平打下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功底。无论是领导百色起义,还是在江西中央苏区抵制“左”倾政策,都展现了他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加以运用的成熟程度,也铸就了他实事求是的思想、理论作风。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邓小平无论经历怎样的艰难困苦和人生挫折,从未动摇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在风雨如磐的工农运动中,在无比艰险的戎马生涯中,邓小平从未间断对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研读和对重要理论的思考,甚至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
◆1938年,邓小平策马奔赴太行前线。
新中国成立后,主政西南的邓小平,由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功夫很深,由他主笔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政策水平高,经常被毛泽东转发其他中央局,作为指导工作的文件。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苏共中央于1963年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许多挑衅性问题,毛泽东决定予以答复。4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会议决定,马上动手,集中力量起草一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稿子。由邓小平主持,北京钓鱼台的写作班子吴冷西、乔冠华、姚溱、范若愚、熊复、王力起草一个稿子;由陈伯达在杭州起草一个稿子。后来又经过修改,将两个稿子合而为一,而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稿子作为基本底稿。又经多次修改,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后,由毛泽东最后定稿。6月15日,中国驻苏大使潘自力将中共中央复信交给苏共苏斯洛夫。这封复信,毛泽东将标题改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副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日期为1963年6月14日。这封复信,理论性非常强,逻辑推理非常缜密,不但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战略和策略,以及党的建设等问题,批判了苏共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展现出邓小平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毛泽东之所以点将让邓小平主持起草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也正是看中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此后在中共中央组织起草的九篇与苏共中央辩论的文稿(简称“九评”)中,邓小平都起着理论指导者和起草组织者的作用。
◆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点将邓小平主持起草著名的“九评”。
“文革”动荡岁月,邓小平也从不放弃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据邓小平女儿毛毛回忆:邓小平下放江西时,他的藏书都没让带去。为了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在江西的日子里,特意购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下午休息时就反复阅读,有时甚至读到深夜。
邓小平直到晚年仍然孜孜不倦地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非常了解邓小平的生活习惯和爱好的卓琳说过,邓小平爱看书,看马克思、列宁著作及中国历史经典书籍、中外文学名著。他以读书为一大乐趣,乐此不疲,孜孜不倦。
长期实践中的理论准备
邓小平在长期实践中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且有一个特点:密切结合实践,对实践经验进行认真总结和深入思考,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这个特点,是他成为理论大家的重要原因。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说过:邓小平看书时不死记硬背,不读死书,而是着眼于运用,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进行思考,着眼于用书本知识正确指导新的工作实践和事物新的发展。
从邓小平的经历看,他一生中都从事实际的领导工作,没有专门从事理论工作,更没有专门领导过意识形态工作。但邓小平从事实际领导工作有一个特点,这就是他运用自己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实际工作中去,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并且在总结实践经验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高度。20世纪30年代,他到中央苏区从事实际领导工作时,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时苏区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很快就发现“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搞的那一套不对,自觉地站到仅仅见过一面的毛泽东一边。他遭受“左”倾领导人的迫害甚至险些丧命也不改变自己的看法,证明了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认识真理的深刻性和坚持真理的坚定性。和刘伯承一起指挥打仗时,本不是行伍出身的邓小平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察共产党此前的军事经验,深刻分析当时的军事斗争形势,作出正确决策。指挥淮海战役如此,指挥渡江战役如此,指挥进军大西南战役也是如此。当年他和刘伯承一起作出的决策、行动方案,往往出其不意,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就靠着这一点,他和刘伯承一起,指挥人数少于敌人,装备落后于敌人的军队,一口口吃掉当年装备精良,号称训练有素,在亚洲也确属战斗力很强的国民党军队。邓小平当年写给中央的报告,文字都极为平实,没有任何夸夸其谈之词,但其中却包含着闪光的思想,受到毛泽东的推重。毛泽东多次讲:邓小平政治上强。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政治上强”的特定含意,是指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在实际工作中的恰当运用,并且在运用中,有见解,有升华,有思想,有创造;这种见解、升华、思想、创造,又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思维严谨、逻辑清晰的邓小平讲话简洁明了,一语中的。图为邓小平在延安抗大作报告。
纵观邓小平的一生,极少长篇大论,也极少长时间演讲,更无空洞说教、夸夸其谈之事。他处事务实,为人朴实,讲话简明,切中要害。只要仔细研究邓小平的经历、讲话、文稿,就会发现,邓小平有三个“深入”相统一的特点:一是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精髓;二是深入思考;三是深入了解当前实际。他将这三个“深入”统一于实践过程中,在实践中形成创造性认识,从而为深刻理解、正确运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环境艰苦,任务艰巨,但邓小平总是挤时间读马克思主义书籍,而他读书时,总是着意领会马克思理论精髓,下功夫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据当年熟悉他的一位老同志回忆,邓小平当时背包里总是放着延安印刷的汇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一本书,反复阅读,阅读中深入思考,书上许多地方他用笔画上线。可见邓小平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精髓极为重视。邓小平的性格特点是沉默寡言,据他女儿毛毛回忆,他即使在家里,话也不多。但他却总是在思考,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对于实际问题的内在本质,他都深入思索、反复思索。他这种善于、乐于深入思考的品格,无疑是他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洞悉面临事情的本质的重要因素,也是他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功之一。1978年底,邓小平为了起草自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亲笔拟出了一个提纲。在这个提纲中,邓小平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并且写出了解决思路,而且思想明确,逻辑严谨,说明邓小平对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而实际的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索。邓小平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也是深入的。对于重大问题,他从不轻信纸上材料,总是要切实掌握实际情况到底如何。不掌握实际的情况他从不表态。在重大问题上即使几方面材料汇集到他那里,他也要深入思索,一定要看到事情本质,然后才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他每次提出的意见,都是务实的,管用的,这样也反过来为他掌握事物规律,上升到理论认识打下了基础。
邓小平这种在长期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读,并且在实践中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深功夫,以及他三个“深入”相统一的特点,为他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继承中发展的大智慧
科学家牛顿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列宁也说过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中国著名画家齐白石有这样一句不朽的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他们的话里,都包含着无视或者模仿前人,永远成不了经典,做不了巨人,还可能迷失方向,一事无成;要想成为巨人,就应该在继承前人成就基础上发展真理。
邓小平在理论上创新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确实做到了站在巨人肩上。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继承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的,这既遵循了科学发展的轨迹,更体现了他作为理论家的大智慧。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著作研读得极为深入,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体会极为深刻。在指导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他多次约起草人谈话,除了其他重要内容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谈他对毛泽东思想精髓的理解。这个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精髓的概述,正反映了邓小平的观点。这个概述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真理光辉。邓小平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文革”后复出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复强调要掌握这一毛泽东思想精髓。毛泽东生前题写过“实事求是”四个字。为了使全党牢记毛泽东思想这个精髓,邓小平也题写了这四个字。
◆正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培养了一代人。我们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本人也正是这样做的。追根溯源,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中所阐述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原理都基于毛泽东思想,或者毛泽东曾经讲过的道理。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来说,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都讲过社会主义分两个阶段,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话。拿邓小平阐述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观点来说,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多次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要大力并且要快速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再拿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来说,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陆续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并且具体阐述了宽大的政策,周恩来将其概括为“一纲四目”,具体内容涵盖了“一国两制”内容。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这些理论、政策,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更切合当前实际,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更是在新情况下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在继承中发展的大智慧,使他阐述的理论,保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又在新实践的理论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使党指导思想具有连续性和正确性。
勇于创新的理论勇气
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提出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并且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文化大革命”则发展到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程度。思想僵化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性,大家不敢也不能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在领导全党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之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展现出他理论创新的勇气。
邓小平的理论创新特点是:敢于否定某些在许多人看来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他说过:“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要知道,在当年,说这样的话,就需要极大政治勇气和理论根基。接着,邓小平运用从否定到肯定的思维理路,先通过否定错误,进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阐述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大理论问题,邓小平就是运用在否定错误中肯定正确的逻辑推理。他首先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发展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物资的极大丰富,难道一个贫穷的社会能够按需分配?共产主义能够是贫穷的吗?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否定发展生产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指出:“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所以,林彪、‘四人帮’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提出,教条主义式地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由此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邓小平通过否定错误,逐步开始阐述他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继承中创新,继承中发展,体现了他作为理论家的大智慧。
他针对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的忽视甚至扭曲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针对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试图颠覆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认识和行为,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明确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此外,邓小平强调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立场。针对“文革”结束后人们在对待毛泽东和建国后党的历史等问题方面出现的两个极端,邓小平指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邓小平敢于否定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敢于否定某些教条主义论断,甚至敢于否定“四人帮”歪曲利用的毛泽东说过的某些个别词句、做出的某些错误决定,体现了他极大的理论勇气,而在否定错误过程中敢于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更是他具有极大理论勇气的体现。
逐步形成的理论系统性
作为理论大家,邓小平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有其理论系统性。这个系统性,是他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一段时间里,邓小平面临的是突破思想束缚的课题。他重申了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全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接着,他面临的是中国如何克服错误路线,正确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在实践中强调: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接着的课题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定性的重大理论问题。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确定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性质后,紧接着的问题是:在这个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邓小平及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始了他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一次南巡。这一年,邓小平75岁。
提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之后,接着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除了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基本观点外,结合当前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观点: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国的建设和改革,需要良好的外部条件。如何创造这个条件?邓小平在科学分析世界局势后作出的回答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我们应该利用难得的和平条件发展自己;中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他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邓小平强调,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正确的战略步骤。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步骤是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在实践中,邓小平回答了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他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来到深圳海关,深情地望着在他“一国两制”的构想下回归祖国指日可待的香港。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方针,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由于邓小平是紧密结合实践进行理论创造的,因此,他创造的理论也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1982年为基本理论命题提出的阶段;1982—1987年为理论形成基本轮廓的时期;1987—1992年为理论走向成熟,确立体系的时期;1992—1997年为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时期。
邓小平紧随实践脚步,正确观察局势,深入分析事物,发现其中的规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答现实问题中,逐步阐述自己新的理论观点,最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体系。而邓小平密切结合实践的理论创新,也展现了他作为理论大家进行理论创造的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