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同安,最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前辈是黄永妙。黄永妙于1910年出生于千年古镇马巷,1944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年仅34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永妙曾经生死不明,关于他的传言众说不一。有传说他于1944年间,在泉州金鱼巷的朋友李营长家靠背椅上披上外衣后出门,从此不见踪影。另有传说他在1943年“抢救”运动审干时被当作“托派”而错杀。又有传说在解放前夕,某刊物上曾登载笔名“黄河”(黄永妙曾用过的笔名)的诗歌,证明他还活着。还传说有人在国民党军占踞的浙江苍南县大乌龟岛上见过他,潜台词是他如同孤胆英雄的“潜伏者”。
在黄永妙生死不明的漫长岁月里,黄永妙的妻子李玉灿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煎熬,直至解放后,才从起义将领林梦飞(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福建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处得知,黄永妙已于1944年在泉州八卦沟惨遭国民党军统闽南站一队行动组组长王介暗杀灭尸。经厦门市民政局等部门反复调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1984年3月确认黄永妙为革命烈士,认定“黄永妙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壮烈牺牲”,此时,李玉灿已经身患肺癌,在弥留之际看到烈士证书,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黄永妙的母亲李芙蓉,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泉州特支负责人、兴泉永政治监察署政治监察员李松林(原名李礼枞)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泉州地区风云人物、后来成为爱国民主人士的李礼阁的姑妈。黄永妙兄弟姐妹共7人,他是老二,男六女一。虽然人口众多,父亲早逝,孩子幼小,但李芙蓉在马巷从卖“吹糖”起家,后来改做糕饼,发展成鼎鼎有名的“福三春”糕饼店,不但把孩子们都培养成才,而且对他们从事革命事业,也一贯支持。
黄永妙从小右手掌先天性发育不全,小于左手,群众时常呼他“跛手”。但他意志顽强,毫不以右手残疾而苦恼。黄永妙读书聪颖且勤奋,咬紧牙关,刻苦锻炼,终于练成用左手写一笔流利文字的本领。参加革命后,为适应地下斗争需要,又练出用左手装弹射击的过硬本领。
马巷启智学校是大革命时期同安县开展建党工作和农民运动的策源地,除设初小、高小外,并附设黎明女学及平民夜校,在高年级学生中成立读书会组织。黄永妙是读书会的会员。他积极参加公祭孙中山先生大会,参与公演文明戏和查禁、焚烧日货的学生运动。李松林经常到马巷指导农民运动,其四弟李礼旃和黄永妙深受影响,加入了共青团。黄永妙在集美师范毕业后,到沙美学校、珩江学校教书,在沙美、珩厝、黄厝等村建立农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和读书会,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秋,中共晋南县委在南安大盈仙迹岩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拟选举建立晋南同边区苏维埃政府。三县代表共140多名,黄永妙是同安代表之一。但会议召开期间突遭国民党民团500多人围攻,代表们分两路突围脱险,苏维埃政府未能建立。
1934年4月间,共青团同安县委组织部长黄永妙偕同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余南建立南同边区区委和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并把革命组织发展到同安东半县。
由于积极开展地下革命斗争,黄永妙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追缉,8月在山后亭活动时被捕。不久,共青团同安县委书记陈九思也被捕。1935年2月1日,中共同安县委书记彭德清在年关前回彭厝筹款,返回五峰经万家村时遇上国民党便衣队也被拘押。他们都被关在同安监狱。2月2日,彭德清在监狱放风时策划暴动,提议在放假过年看守松懈的时机组织一次监狱暴动,大家都表示赞同,分工负责各自牢房里的犯人工作。但大年三十晚上,彭德清突然被转移到单独牢房,暴动计划流产。2月20日(农历正月十七日)夜晚,彭德清翻过牢房屋顶单独越狱成功。
彭德清越狱后,同安监狱加强了看守,对黄永妙三番五次审讯,黄永妙与敌人斗智斗勇,死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他说:“我是福三春的公子哥儿,好事之徒而已,怎么会是共产党员,我即使要求加入,人家也不会要我。”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不久,黄永妙经马巷绅士、集美学校校董陈延庭出面,由黄家出钱赎保出狱。
鉴于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中共厦门工委于1937年7月建立南同边区支部,并经慎重审查,恢复了黄永妙的党籍。南同边区支部有党员近20人,按地区分为马巷、南星(即南安水头)、莲河3个党小组,黄永妙负责马巷党小组。1938年初马巷抗敌后援会成立后,黄永妙又任马巷抗敌后援会主任兼马巷抗日剧团团长。他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只要有一颗爱国心,一致抗日,不分政治倾向都可以团结到抗敌后援会来,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他深入南同边区山区、沿海,联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隐蔽下来的党员和基本群众,到山后亭中心小学发动师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做侯牧乡公所分队副的思想工作,使其同意组织全乡青少年进行军训和抗日教育。在黄永妙的教育、组织下,汽车司机主动运载后援会下设的警备队、纠察队、救护队和抗日剧团,下乡宣传和抵制日货、打击资敌的走私活动,在琼头村缴获一批日货,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经济侵略。
黄永妙领导的马巷抗日剧团是一支集文字、漫画、歌咏、化妆演出为一体的宣传抗日的队伍。中共厦门工委为了充实和加强剧团阵容,调洪凌、王秋田、陈轻絮、童如、童新民、许德沁等到马巷协助剧团演出与指导歌咏,另由洪凌、陈轻絮向厦门抗日青年联合会借调化妆师1名、女角男角各2名,大大提高演出质量。马巷抗日剧团以启智学校和舫山书院为集中活动地点。每天上午,宣传组编写抗日壁报、漫画到街上张贴,下午排练剧目、合唱歌咏各2小时,其余时间为个别背诵台词、集体读报、听抗日形势报告,由黄永妙、王秋田、许德沁轮流主讲。抗日宣传活动既紧张又有秩序。
剧团还同时指导小学的宣传活动,结合宣传防特、防毒和防空知识,组织童子军军训。每个学生装备一把木制大刀,刀柄扎上红绸带,带刀出操,协助大人站岗。针对一些贩卖日货的商人和受日本侵略者豢养的汉奸,散布亡国论调恐吓民众的情况,发动学生开展小侦探活动,随时侦查形迹可疑的行人,发现问题就向抗敌后援会侦查员报告,严防汉奸的破坏活动。小学生“晨呼队”每天早上6时集中,由值日教师带队,沿马巷街唱抗日歌曲,高呼抗日口号,以嘹亮的歌声和高亢的口号声唤起民众同仇敌忾抗日救亡。
在5月9日纪念国耻的晚会上,马巷抗日剧团首次在书院门口广场上公演,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颗子弹》《过关》《秋阳》等抗日话剧。剧目之间穿插歌咏队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农工商学兵团结起来救亡》等抗日歌曲。歌声悲壮激昂,催人泪下,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爱国热情。每一场话剧演出前,团长黄永妙必先登台发表演讲。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控诉日军“三光”政策的野蛮暴行,号召炎黄子孙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不分党派联合起来抗击日本的血腥侵略,洗雪国耻!黄永妙的演讲慷慨激昂,讲到民族苦难时声泪俱下,极富感染力。
马巷公演的第二天,传来日军进攻厦门的消息,剧团全体成员群情激愤,立即深入农村巡回演出,历时两个月,先后到新圩、诗坂、曾林、曾厝、沙溪、后垵、许厝、黄山前、山后亭、新店、东坑、洪厝、彭厝、珩厝等十几个村庄,演出15场。稍事休息后,又与莲河抗日剧团联合,在莲河、淗江、溪东、石井、奎霞、水头、官桥、门口店等沿海及山区的广大农村宣传演出,历时1个月,演出10场,有数万群众接受了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
抗敌后援会的活动越来越有活力,影响越来越大,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38年秋,国民党南安县政府解散了拥有武装的莲河抗敌后援会警备队,后援会无形当中解散。同年冬,国民党同安县政府也以被“赤化”为名解散了马巷抗敌后援会。
锄山位于同安东半县同安、南安交界处,东邻南安县和小盈岭,西接新圩白云飞、蜂腰山,南连鸿渐山,北靠大帽山、凤巢山,群峰连绵,山林茂密,地势险要,是战略要地,也是开展革命活动的理想之地。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组织就在锄山活动过。抗战爆发后,中共厦门工委和南同边区支部把锄山选为建立抗日武装组织的基点,由黄永妙到锄山联络隐蔽下来的党员宋公铺,重建党组织。1937年11月,中共南同边区支部成立了锄山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逐渐发展到400多人,是抗战时期中共厦门工委领导下的在同安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黄永妙的母亲李芙蓉也曾出资帮助锄山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购买枪支。
黄永妙领导的锄山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1938年底,奇袭了国民党监视闽中地下党的小盈岭哨所,收缴了该所的武器。1939年3月,没收、焚烧了龙窟东鸦片大王纪亚扁囤积的鸦片;4月至8月,黄永妙深入到澳头前哨,配合省保安第六团第一大队进行澳头防御战。1940年9月,通过内线配合,攻进马巷镇公所,击毙保安队长余炳勋。
金门姑娘杨碧逃难到马巷,黄永妙的母亲李芙蓉同情她,认她做义女,让她帮衬福三春糕饼店店铺生意和家务。黄永妙也把她视同亲妹妹,抓住机会对她进行革命教育。考虑到来往马巷和锄山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交通员,宋公铺与杨碧又年龄相当,黄永妙就把杨碧介绍给宋公铺。杨碧多数时间住在马巷黄家,有了任务就顺理成章进锄山找丈夫宋公铺,既圆满地完成交通任务,又不引人怀疑。而借助这层关系,黄永妙也能名正言顺地进锄山联系“妹夫”宋公铺。
锄山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革命活动震惊了同安的国民党顽固派,他们策划了逮捕黄永妙、宋公铺等共产党员,镇压锄山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罪恶阴谋。1940年12月28日晚上,宋公铺与杨碧按照风俗补办结婚仪式“上头”。驻马巷的反共侦缉队头目王伯皆和杨大鹏(杨仔墘)瞅准这个机会,率队乘夜潜入锄山村,包围宋公铺的住宅,四周布下绊马索,下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宋公铺奋勇突围,但寡不敌众,被绊马索绊倒,不幸中弹牺牲。敌人凶残地砍下他的头颅,悬挂在马巷大宫(通利庙)门口电线杆顶示众。直到第三天,才由黄永妙的母亲李芙蓉筹资300银元,雇人将宋公铺的头颅取下,交杨碧带回锄山,把尸首缝合后安葬。此后,锄山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宋代、宋温也相继被捕杀害。
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镇压,并不能吓倒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久,闽中地下党组织派闽中游击队队员、惠安的共产党员苏深渊来锄山,以沙溪小学校长为掩护,担任锄山党支部书记,继续坚持抗日反顽斗争。为扎稳脚跟,黄永妙介绍苏深渊与杨碧合家。为了党的地下革命斗争需要,杨碧忍受旁人的非议,继续冒着巨大风险,支持苏深渊搞地下工作。
黄永妙、苏深渊等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顽强斗争精神,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和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多次“清剿”锄山。1942年夏,黄永妙仍秘密与苏深渊等一批地下党员在巷东、新圩和南安县交界处一带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发展组织,组建武装,宣传发动抗日。
黄永妙在集美初中39组读书时,与南安的吕德超是同学。1942至1943年间,吕德超任国民党安溪县长时,请黄永妙当县长秘书。黄永妙顺水推舟,以安溪县长秘书名义秘密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协助指导县政兴革事宜。黄永妙还把同乡、家贫失学留在安溪的集美高中学生朱振声介绍给吕德超,让其负责县长亲民室的工作。朱振声经常同吕德超、黄永妙一起下乡,深受黄永妙的思想影响,对黄永妙甚为敬佩。
黄永妙深入到龙涓、露营、长坑、西洋等地区,对土匪晓以民族大义,进行联合抗日的说服教育,策划将王长山、王连山、董翠莲所属的武装力量收编,集中在城关受训,然后收缴他们的武器,将这些武装力量送给中共安溪游击队。黄永妙一系列的举动震惊了安溪反动势力,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内讧。国民党右派叫骂吕德超也是共产党,“引狼入室”,收编土匪,心怀异志,并向上级告状。在1944年的一天夜里,在国民党当局动手前,黄永妙乘隙从县政府翻墙,潜匿于县体育场,在同乡的体育场管理员蔡乙兴帮助下逃出安溪,却在不久后于泉州八卦沟惨遭国民党特务头子王介暗杀灭尸。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黄永妙在安南同地区演绎了传奇而壮丽的人生,他的故事至今仍在同安、翔安一带流传。一纸革命烈士证书证实了黄永妙不愧是翔安人民的好儿子,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