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地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作家关注的创作主题趋同，冲击着写作的重要基础——独特性。模仿西方现代主义后开始的寻根、进城后对乡土的回望，让作家在方志中看到了一条新路。传统的方志体例加上涌动的时代脉搏，在激活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让现当代文学实现了突破。
很多作家在创作中为故乡立传，以中国叙事方式来书写中国故事，文学在方志中实现了回乡。在文学地图上有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莫言的“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林斤澜的“矮凳桥”等知名的文学地标，作品中史学的实与文学的虚结合带来的叙事张力让人瞩目。有些小说直接以“地名+传”的方式命名，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叶兆言的《南京传》等。叶兆言认为：“南京是一本最好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个城市，就是在回忆中国的历史。”
方志是我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史部二十四·地理类》中提到：“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还在《齐乘六卷》中提到：“是书（元于钦撰的《齐乘》）专记三齐舆地，凡分八类：曰沿革，曰分野，曰山川，曰郡邑，曰古迹，曰亭馆，曰风土，曰人物。叙述简核而淹贯，在元代地志之中最有古法。”我国的方志体例在历代虽有变化，但基本沿用至今。在结构上模仿方志的小说有很多，例如，孙惠芬的《上塘书》由地理、政治、交通、通讯等章节组成，霍香结的《铜座全集》由凡例、疆域、语言、风俗研究、虞衡志、列传、艺文志等章节组成，林白的《北流》由植物志、注卷、疏卷、散章、时笺、异辞等章节组成，李锐的《太平风物》由袴镰、残摩、青石碨、连耞、樵斧等章节组成。
一个小小的村庄几十年的变化可以折射时代，也就是所谓一滴水中见太阳。对作家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这滴水。其实，各地方志中丰沛的内容早已积水成渊。有些作家在写作时受到方志的影响，例如，陈忠实在构思《白鹿原》时，受到了牛兆濂编纂《蓝田县志》的启发。陈忠实曾提到：“当我打开《蓝田县志》第一卷的目录时， 我的第一感觉是打开了一个县的《史记》， 又是一方县域的百科全书。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 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 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 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 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此外，在《白鹿原》中，陈忠实还把牛兆濂编纂《蓝田县志》的史实改写为朱先生编纂《滋水县志》的情节。
如今，叙事方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文体实验的收获也越来越丰厚。方志与文学联袂实现双赢的基础在于二者有太多的相似性。写某个地方几年、几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历史，正是方志与文学共同的目标。把相同主题的内容放到同一章节，这种用归类法进行的创作打破了故事的连贯性，与现代主义小说不注重情节描述有相似之处。《铜座全集》凡例第七条就提到：“本书将没有情节，也没有故事。”
方志和小说在传承文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李锐说：“一个有志气的用方块字写作的人，就应当用自己的创作去找到、去接续我们自己文化传统中的源头活水，去找到、去接续方块字的文学资源，从而来表达这最丰富、最深刻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万千感受。”李锐在小说《太平风物》中把“图片和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拼贴在一起，实现了古与今、实与虚的结合。此外，在贾平凹的小说《高老庄》中，与高子路回高老庄的主线相对应，妻子西夏寻访民间碑板构成了小说的另一条线索，并通过历代碑板的碑文勾勒出一部方志，其中包括第十六节提到的明弘治十八年的《高老庄近代盛衰述略》、明成化十三年的《儒学碑记》、清道光八年的《烈女墓碣》，第二十二节提到的宋刻《商州团练使高公之墓碑》、宋刻《劝谕广植蚕桑碑》、元刻《严禁匪类以靖地方碑》、清刻《节妇碑》《孝子碑》《谨守家规碑》、宋刻《修小河桥记》《救荒记》、清刻《棉花沟水道争讼断案碑》等。
作家可以通过方志接续文化传统，还可以以这种中国的叙事方式沟通中外。韩少功就认为：“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并不是要转过来‘全盘中化’，照搬老祖宗的成法。恰恰相反，事情往往是这样，只有通透而不是皮相地了解了西方文化，只有深入细致而不是走马观花地了解西方社会，才可能重新珍惜和利用中国经验。”韩少功“为一个村寨编写一本词典”的成果是小说《马桥词典》，可以看作词条形式的方志。
明代戴儒在《（嘉靖）题〈章丘县志〉引》中提到：“余阅郡邑志，惟章丘志为上格，文高逾而目准程。”这是戴儒对编纂方志的要求，也可视作对文学创作的要求。编修方志的热潮已经过去，于是文学作为立体、生动的方志补缺了。作家所写的地方，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印记，这不仅是作家认知世界的根基所在，还是作家精神世界的投影。作家从历史遗迹、乡村传说、方志文献等复杂的资源中探寻着文化传承的路径，其中有着作家深沉的情感、潜移默化的文化熏染，也有自觉的创作追求。当然，作家总会带着家乡走向“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