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庆是南侨移民第三代，祖籍厦门海沧鳌冠村。林文庆从小受西式教育，先后在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和英国爱丁堡大学就学，在接受西方现代教育之后，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深厚兴趣，推动南洋华侨群体“文化认根”，成为南洋华侨领袖。1906年，林文庆成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思想上从社会改良转向革命。1921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意属的校长均无法到任，急邀林文庆到厦门主理，担任私立厦门大学校长，直到厦门大学转为国立。

 林文庆与孙中山，二人年龄相近（孙中山年长三岁），且早期学医并诊所执业，期待治病救人为国人服务，然而社会现实却使他们认识到现代医学或可治疗身体的病痛，却无法改变国人精神萎靡国家积弱的现状，遂转向社会改良与国家革命。林文庆早期主张通过君主立宪改革国家现状，期国家保障侨民旅居国外之国际公法权益，与康有为、清政府均有来往，失望后逐步转向革命，与孙中山成为一生挚友，其与岳父黄乃裳均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林文庆第一时间赶到战地前线，担任孙中山战地机要秘书一职。

相识与相交

 林文庆与孙中山相识的早期，并无过深的交往，林文庆加入中国同盟会的时间晚于其岳父黄乃裳，原因是他早期主张社会改良而非革命。1893年，从英国学成归来的林文庆，一边开业行医，一边关注南洋华侨社群问题，与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交往密切，发起并领导南洋华侨社群的“孔教复兴运动”，成立“华人好学会”，兼任殖民地政府医官，主持由政府组织的健康调查。林文庆先西学后国学，在比较分析欧洲各国的兴衰史后，转向中国传统儒学寻找答案，在二者间取长补短。林文庆发自内心的文化认同，使其放弃成为南洋富商的机会，回国担任厦门大学校长达16年。

 林文庆早期对清政府、维新派、革命派保持“等距离交往”，其价值原点在于：对于祖国，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哪一种理论思潮，哪一实现路径，只要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他都不反对。然而，随着清政府立宪预备的“口是心非”、康有为等人的“维新立宪”的“借议题敛财物”，林文庆失望之余日渐疏远。相反，兴中会在国内发动多次起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碧血黄花，惊醒酣睡国人。林文庆意识到：中华复兴之路，清政府已如一片腐朽的黑森林，不仅缺乏成为领导者的格局，反而成为阻挡历史车轮的土障，唯有革命之火将之摧毁，并在废墟中重新规划，撒播新制度的种子，方可期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砸烂束缚在人民身上的锁链，涤除官僚与封建思想，真正的变革方有展开的空间。至此，林文庆对革命的态度，从保持距离到完全倒向，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升华为亲密革命战友。1906年2月，林文庆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立场选定，全力以赴，为孙中山在国内所筹划的多次起义，筹款购械、招募义士。正是林文庆在南洋华侨群体中的威望，参加同盟会的人数急剧增加。长期以来，南侨群体对清政府还抱有幻想，然清政府外政丧权辱国、内政不思进取，华侨群体被清政府视为“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的弃民，“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仇寇”，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清政府用自己的表现，成功将华侨群体推向革命者的阵营。

革命情谊

 武昌城头枪响，革命军兴。时林文庆正在欧洲游历考察，闻同志正在血战，第一时间从欧洲赶回中国，船在汉口登陆，与先期抵达的孙中山、黄兴在前线军中帐篷同吃同住，就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及军医官一职。

 军中没有理发师，几个月下来，林文庆头发蓬乱，还被动“蓄”了长须，老朋友见面后大笑。林文庆称“为追求共和国体而生胡”，命名“共和胡子”（Republic beard），率性一生蓄须。后南北议和、清帝逊位，善后优抚救济、遣散义军，急需银两耗费，临时政府国库仍然空虚，列强银行不肯告贷，孙中山所想到的仍然是求助南洋爱国华侨。1912年2月24日，孙中山签署《大总统令财政部委任汤寿潜林文庆往南洋劝募公债并颁发委任状由》，“特委任汤寿潜为南洋劝募公债总理，林文庆为南洋劝募公债副理”，到南洋筹款。主理汤寿潜是浙江人，立宪党人，在国内为名流国士，然未与南洋华侨有交集交情，在讲究“乡党、宗亲、私人情谊”的南侨族群中募款，除“家国情怀”的理念鼓动外，筹钱工作的开展主要倚仗的还是林文庆在南侨群体中的声望与人脉。

 清帝逊位后，袁世凯当国，依中国民国临时约法组建国会，同盟会也由革命组织向现代政党结构转变。南洋作为同盟会的重要根据地，1912年10月，新加坡同盟会改组为“中华北京国民党驻新加坡交通部”，党员人数达2000余人，经民主选举程序，林文庆当选部长。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组阁时外交部部长这一重要职位，首先想到的就是林文庆，于是发电报邀请；此时林文庆好友陈嘉庚也从厦门发电报邀其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从政还是教育，只能二选一，两边都是老友，林文庆如实向孙中山作了说明，表示外交部部长适任人才济济，为国百年育才，道远且艰，愿为者少。孙中山在回电中对他的选择表示理解与尊重，无丝毫责怪之意。

缅怀与承志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时林文庆在厦门为筹办厦门大学过程中的“柴米油盐”细事奔波，闻讯大悲，写下挽联“兰言犹在耳，记当年画策南洋，只为解悬苏后起；蒿曲已伤心，偏此日观光东岛，不堪挥泪哭先生”。“兰言”即“心意相投的言论”，源于《易经》，以“兰言”说明“二人情谊”是一种志同道合、目标一致的革命情谊，这份“志同道合”，就是为了解民倒悬之苦，建设共和国家政体，启迪民智，建设民权国家。当时闽省至北京，海上航行到上海中转，耗时费力，林文庆无法到现场致祭友人，只能遥望北方，挥泪大哭一场以别。毕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逝者精神永存，活者仍须不畏艰险，砥砺前行。

 为纪念孙中山，一向主张“大学自治、政治中立”的林文庆，积极履行国民政府颁发的“总理纪念周”训令，邀请画家临摹孙中山画像悬于厦大礼堂中；例行纪念活动中亲率师生集体向孙中山鞠躬，诵念总理遗嘱。不仅如此，他还特意将孙中山的临终嘱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以显著字样刊在《厦大周报》封面，时时提醒厦大学子所肩负的民族复兴的重任。

 （作者系民革福建省委内部监督委员会副主任，民革厦门市委副秘书长兼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级高级法官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