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包野，原名许鸿藻，曾化名大许、阿宝、保尔、老刘等，祖籍广东澄海，1900年5月31日出生于暹罗（今泰国）华富里一个侨商家庭。从1920年开始，先后赴法国、德国、奥地利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共旅欧支部，是目前所知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博士党员。历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等职。1935年2月，在开封被捕，后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追求真理，投身革命

许包野的父亲许锡昌，自小离乡谋生，是一位思想开明、心怀家国的爱国华侨。许包野7岁回国读书，成绩优异。1919年上半年，许包野中学毕业，时值五四运动爆发。他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毅然投考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华法教育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1920年4月，他辞别故乡，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哲学和法律。第二年，他从法国转到德国的哥廷根，进入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继续学哲学，并学习了军事学。在这里，年轻的许包野如饥似渴地自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认真探索革命真理，积极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组织的革命活动。后经朱德介绍，许包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的一名先锋战士。 

1925年6月，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德国。中共旅欧支部立即动员全体党员，全力以赴组织广大旅欧华人，反对帝国主义镇压中国革命，声援国内五卅运动。许包野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运动。他同旅德的中共党员，到一些城市和工业区讲演，组织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举行示威集会。6月18日晚，在柏林陶乐珊中学举行集会时，朱德和许包野等40余名中国革命者被德国当局逮捕。3天后，在德国共产党的营救下，他们被全部释放。不久，许包野被驱逐出德国，来到奥地利的维也纳继续学哲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1926年，组织安排许包野到苏联莫斯科工作。他先后在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还兼任过地方法官。他在苏联工作5年多，不遗余力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努力工作。 

许包野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达11年之久，除了英国外，几乎所有西欧国家他都去过。他还精通法、德、意、俄、奥、西班牙等六国文字。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便派许包野回国工作，要他到红军中与朱德一起领导武装斗争。他从苏联的西伯利亚经黑龙江秘密回国，入境后即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他设法摆脱了敌人的跟踪，几经周折，于年底回到澄海县冠陇乡，与阔别10余年的亲人团聚。 

许包野在家里住了10天，当他得悉二弟许泽藻在厦门做地下工作时（许泽藻当时化名许依华，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宣传部部长），因急于同党中央联系，便匆匆辞别亲人奔赴厦门。为瞒过敌人耳目，他在香港停留了一个多月，才化装成海员乘船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到达厦门。此时已是1932年3月初。 

勇挑重担，力挽狂澜

许包野回国时不能随身携带组织介绍信，只记下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约好的联络暗号。所以，他虽在厦门找到了党组织，却没有正式的组织关系。直到厦门中心市委把许包野写的回国详情报告党中央之后，党中央才把许包野的组织关系转到厦门。在这之前，许包野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服从厦门中心市委的工作安排。5月初，他接受厦门中心市委派遣，巡视安溪。他认真听取安溪县委汇报，帮助整顿游击队，建立农会、赤卫队和少先队等组织。6月中旬，他又先后到惠安、泉州、莆田等地检查工作。在莆田，他帮助县委端正指导思想，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斗争，还帮助他们建立了游击队和赤色根据地。 

8月间，厦门中心市委要他立刻赶回厦门。他匆匆赶回厦门时，才知道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已经不幸被捕牺牲，由宣传部部长许依华接任书记职务。中心市委请求中央将许包野留在厦门，并决定任命他为中心市委宣传部部长。9月间，许依华也不幸被捕。中心市委决定由许包野暂时代理书记职务。 

10月初，中共中央正式任命许包野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从此，他卓有成效地领导厦门和闽南其他十几个县市的革命活动。当时，闽南地区的革命形势极为严峻。以厦门为例，许包野接任书记前，由于党内出了叛徒，厦门的党组织遭到了相当惨重的打击，处于瘫痪状态。许包野认为要解决中心市委面临的诸多问题，首先要做好党内工作。尤其是中心市委所在地厦门的党内工作，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于是，他集中精力，把厦门的党组织和群众团体恢复起来，至11月底，已恢复和建立了9个党支部，与30多名党员恢复联系。与此同时，许包野着力整顿各级党的组织，改组了惠安、泉州党的领导机构，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党组织得到了巩固与发展。他还把原有的互济会、反帝大同盟和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加以整顿，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并入厦门反帝大同盟。整顿后的反帝大同盟下设5个分会，拥有300多名会员。他在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中设立党团书记以加强领导。他还把已经失去作用的赤色工会加以整顿，并对其加强领导，以发挥革命主力军作用。在许包野的正确领导下，闽南各地的革命活动逐渐活跃起来。 

1933年初，他在厦门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为这个委员会制定斗争纲领，提出“要饭吃、要衣穿、要工做”的口号，迅速把失业工人组织和发动起来。年底，他领导厦门马路工人、码头工人、海员和《商学日报》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取得了增加工薪的胜利。他还动员厦门数十位工人和60余名失业者到安溪参加红军和游击队，同时发动厦门革命互济会募捐了2000块银圆，用于购买德国造的重机枪，该重机枪被命名为“闽南号”，用以武装游击队。在闽南农村，他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雇农工会，发动赤卫队队员参加游击队。 

许包野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和理论建设。他任厦门中心市委书记以后，成立了编辑部、发行部，并建立了秘密的印刷机关，组织了投稿委员会 (即工农通讯社)；恢复出版《群众报》，把公开刊物《火炬》改名为《发动机》，还秘密出版《战斗》《青年画报》《舰》《舵》等红色刊物。许包野亲自为这些报刊写文章，致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大造革命舆论。他还关心支持群众性的厦门文化协会，出版《街头号外》《鹭华》《鹭涛》等进步刊物，宣传反帝抗日。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和马列主义水平，许包野创造性地把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编成《革命丛书》，一共出了三期，供党员干部学习。

在许包野的关心推动下，厦门中心市委领导下的安溪中心县委出版了《红旗报》，漳州中心县委出版了《火炬》。这些报刊在创建闽南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34年5月，曾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叛徒周剑津（具体名字不详，或为周建新）从福州流窜到厦门，声称寻找组织关系，要求与许包野会面。许感到周此时来厦事有蹊跷，嘱咐与周接触的同志，要求周详细汇报福州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及其如何逃脱的经过，然后才可与其见面。过了3天，周见诱捕不到许，迫不及待地带领敌人破坏了团秘书处和印刷处，终于暴露其叛徒面目。由于许包野的警惕，使党组织避免了一次大破坏。

矢志不渝，视死如归

1934年7月，在中共江苏省委接连遭到敌人破坏之后，许包野调任江苏省委书记。10月间，由于中共河南省委遭受破坏，党中央又调许包野到河南任省委书记。 

1935年2月，由于叛徒的出卖，许包野在开封不幸被捕。许包野被捕后，敌人对他使用各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不久，敌人将他从开封解往南京国民党特种监狱（后来又被转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在监狱里，敌人对许包野施行了野蛮而残酷的刑罚，经常将他折磨得昏死过去。但是许包野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气节，一直跟敌人斗争到人生的最后一刻，终因伤势过重，牺牲在南京狱中，而敌人始终不知其真实身份。 

1982年开始，厦门，以及江苏、广东、河南等地的党史研究者花了三年多的时间，终于弄清楚1935年在南京牺牲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老刘”就是许包野。经过仔细查找考证，一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从尘封的历史中走了出来。他是“革命圣火的接引人”，捧着从马克思故乡接引而来的革命圣火，一路颠簸，披荆斩棘，只为点燃国人革命必胜的信心。他是“阿宝”“保尔”“老刘”，为理想而献身，“失去”名字50年后，他在峥嵘岁月里的感人事迹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终于被世人所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