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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吴学诚，原名人瑞，又名颖瑞、学慎，1916年11月3日出生于福州市仓前山。1937年参加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任宣传干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使副刊变成“红色”，在投稿者中发现进步作者并介绍给党组织。多次以《中央日报》编辑的身份与敌人周旋，掩护地下党领导人安全脱险。1947年2月7日被捕，后被敌人秘密杀害。

辗转奔波，投身救亡

吴学诚，原籍晋江市池店镇溜石村，其祖辈迁居福州。他初中就读于厦门双十中学，毕业后经亲戚介绍，到东沙群岛海关灯塔工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战。抗日战争的炮声唤醒了这位有血性的青年，他毅然放弃安稳的工作回到厦门，参加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任宣传干事。他积极投身抗日宣传运动，深得领导人的器重和同志们的喜爱，不久便由洪学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个人的命运就和祖国兴亡密切联系起来。1938年5月13日厦门沦陷后，他和部分宣传工作团团员撤往香港。他同随后来到香港的洪学礼保持联系，并在洪的鼓励下，考进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主办的中国新闻学院(香港)。 

1939年9月，新闻学院决定从首届毕业生中选出8名学员，组成粤北战地记者组，前往翁源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总部从事战地新闻采访活动，吴学诚是8名记者之一。1940年6月，吴学诚离开粤北到缅甸，由中共党员杨章熹、陈秀仕介绍，到勃生华侨中学任教，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从此开始。日军很快把战火烧至东南亚地区，12月23日和25日，日机连续轰炸了缅甸首都仰光。吴学诚辗转到缅甸故都曼德勒（华侨称“瓦城”) 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在缅北、缅中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5月，日军侵占缅甸，战时工作队处境危险，组织上决定全队撤回国内，派吴学诚率领一部分队员先回到昆明，为大队人马的到来做好安排。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经组织安排，吴学诚和他的夫人胡冰重返阔别多年的厦门，以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身份掩护地下工作。 

以墨为锋，有勇有谋

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就派许集美、郑种植、施能鹤3位同志来厦门开展工作，恢复党在厦门的组织活动。许集美通过蓝守仁、林松龄等人的帮助，在厦门励志里妙法林斋堂与吴学诚、胡冰会面。妙法林斋堂由胡冰的父亲苏志忍筹建，建成后，胡冰随母亲长期住在这里。由于地方较为偏僻清静，除了一些善男信女会到这个斋堂烧香拜佛外，平时很少有人到这里来。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群众基础好，抗日战争初期这里曾经是党的活动据点。在党的教育下，斋堂的菜姑纷纷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许集美当即决定把妙法林作为中共（闽中）厦门工委领导机关所在地，胡冰与吴学诚慨然应允。为了地下党领导同志的安全，他们自己搬到旗杆巷1号居住，而这个住所也成为闽中地下党的第二据点和联络站。 

在党的领导下，吴学诚满腔热情地为党工作，他先后介绍洪国琮、叶天标、陈尊法等人与党联系，并几次邀请《星光日报》主笔郭荫棠向进步青年做时局演讲。他还介绍灯塔工人林天生与许集美认识，通过林天生办起了码头工人夜校。党要开展农村工作，吴学诚就将家在郊区的战工队队友林鸿珠介绍给施能鹤、郑秀宝，使他们能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在禾山寨上村开展革命活动。吴学诚还从《中央日报》副刊投稿作者中发现进步青年，把厦大学生吕荣春、吴仕潭、胡公善等介绍给党组织，为后来厦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十分紧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尽管收入微薄，吴学诚仍尽力克服困难，在积极为党工作的同时，帮助解决住在妙法林及往来于妙法林的同志们的食宿。

作为闽中地下党的联络站，经常有地下党员来往旗杆巷1号吴学诚家中举行秘密会议。这里人员的频繁进出自然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6年11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许集美在吴学诚家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泉州地区的工作。当许集美根据会议决定给晋江县委书记郑家玄写信时，一群警察突然持枪窜了进来。许集美一面把信塞进嘴里嚼吞下去，一面移步到门口准备夺枪，好让与会同志借机撤出。警察把枪口对着许集美，双方怒目相对，一场搏斗眼看就要发生。“什么事？什么事？”在里屋的吴学诚听到外面的吵闹声，立即快步走出来质问警察。“你们来干什么？我是中央日报社的编辑。”吴学诚亮出了中央日报的牌子。“我们是来抓赌博的。”警察被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有身份者的威严所震住。“我们不是在赌博，若是赌博，怎么只有钱而没有赌具？”在场的同志指着摆在桌子上的发票和钱争辩着。一问一答，来意已明，客厅里气氛顿时缓和下来。许集美退回到桌旁，吴学诚那一颗悬到嗓门边的心也放下了，他用轻松的口气说：“他们是我的朋友，是来玩的，不是在赌博。”“那他为什么要跑呢？”警察不甘愿地指着移动着的许集美。“他是华侨，刚从国外归来，不了解国内情况。看到你们这种样子，能不怕吗？”善于随机应变的吴学诚对答如流，守中有攻。警察看了看穿着美式皮夹克的许集美，的确像个华侨，就顺水推舟地说：“误会，误会！”边说边向门外退去。一场危机就这样平息了。 

舍生取义，视死如归

然而，这看似寻常的巡查，为后来的事件埋下了伏笔。几个月后，1947年2月5日（正好是元宵节）深夜11点多，吴学诚忽然听见有人敲窗户在叫：“大王（郑种植化名）在吗？”“不在。”吴学诚回答。“有人来吗？老许在吗？”窗外声音又问。“不在。”“何时回来？”“不知道，没有交代。”原来敲窗户的是被捕后叛变的政治交通员刘庆。此人曾到旗杆巷1号吴学诚家找过郑种植，并在吴家吃过几次饭。许集美这次来厦门是检查和部署工作的，由于吴学诚家没有空余房间，许、郑二人晚餐后就到郑智民店中住宿，叛徒刘庆结果扑了个空。

2月6日凌晨，五六个便衣特务闯进旗杆巷1号，询问郑种植的下落，他们翻箱倒柜，依旧一无所获，只能悻悻离去。吴学诚对时隔几小时发生的这两件事觉得蹊跷，立马警觉起来并思考对策。前一日下午他已与许集美、郑种植约定上午再来此会面，如不把这些人引开，事情就糟了。天一亮，吴学诚就打算离开旗杆巷1号去向许集美和郑种植汇报情况，谁承想，特务们一直守在门口。 

怎么办？说是到街上去？理由不充分，特务不会同意。到报社？名正言顺。可是，国民党当局早就对吴学诚编这种带“红色”的副刊大为恼火，他在报社的处境已相当困难。今天倘若把特务引到报社，让社长正好抓住把柄，便会趁机加害于他；但如不把特务引开，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可能落入魔掌。想到这里，吴学诚狠下心来，决定把特务引到报社去，牺牲个人来保护许集美、郑种植的安全。于是，他对特务说：“我是中央日报社的编辑，我抗议你们随便搜查我家。”吴学诚再次打出“中央日报社”这块“大招牌”。接着，他把手一挥，用几乎是命令的口气对这群人说：“走，到报社去说！”特务们对吴学诚的底细不大清楚，又见他言之有理，不知是计，真的拥着吴学诚离开旗杆巷到中央日报社。

一到报社，吴学诚便有意大叫大嚷，使寄宿在报社的地下党员洪国琮知道出事了，好向党组织报警。吴学诚见目的已达到，也就放心了。敌人由于找不到真凭实据，又想放长线钓大鱼，在2月6日上午10点多钟，就把吴学诚取保假释。吴学诚回到旗杆巷，邻居告诉他许集美、郑种植已来过，这里发生的事他们已知晓。他得悉领导人安然无恙，感到无比欣慰。当天下午，许集美派胡惠敏到旗杆巷1号，向吴学诚说明会发生这些事是因刘庆被捕后叛变，并送来盘资，劝他趁这个机会离开厦门。吴学诚明知处境对他很不利，但他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组织和同志们。他无限感激组织上的关怀，当即表示：“我不能走，我一走就会连累洪国琮。”因为吴学诚暂时假释是洪国琮做的保人。 

2月7日下午，吴学诚再次被捕。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传吴学诚去受审，从下午审到晚上，特务专员要吴学诚供出党组织情况和撰写反美、反蒋文章的作者。吴学诚回答他一概不知。特务专员最后恼羞成怒，拍着桌子站起来，用手枪撞击吴学诚的胸膛。吴学诚也不示弱，愤怒地站起来，一把揪住特务专员的衣领，两人扭打起来。隔壁的特务听到审讯室的吵骂声和椅子碰击声，便冲进审讯室，硬把吴学诚拉开并架出去。后来，吴学诚被秘密杀害，时年31岁。 

吴学诚被关押期间，曾托人带话给党组织：“党内出了叛徒，你们不要到我家来，请组织上对我放心。”短短的几句话，表现了吴学诚对党的赤胆忠心。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辗转海内外，走过一段漫长的革命道路，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敢于在敌人的刀丛中搏击，是一位机智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